“一卷書雄百萬兵，攻心為上勝攻城，蔣軍一敗如山倒，哲學尤輸仰令名”

這是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故居展室的墻上題的一首詩。這首詩是曾任蔣介石高級顧問馬璧教授寫的，而且題注“1949年蔣介石檢討戰敗原因，自認非輸于中共之軍隊，乃敗于艾思奇先生之《大眾哲學》。1975 年，蔣經國尚提到《大眾哲學》的思想威力”。

艾思奇，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革命家， 被稱為“人民的哲學家”。艾思奇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大眾化的先驅，蔡尚思贊譽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第一人”。

《大眾哲學》出版以后，引起了熱烈的反響，深受廣大知識青年的歡迎和喜愛，據一些老資格的學者回憶，當時就已經流傳《大眾哲學》動員了十萬青年參加革命的說法。從1935年到1949年僅僅14年間，就出版發行了32版，還有許多書店自行印發，無法統計。毛澤東曾稱贊《大眾哲學》是“通俗而有價值的著作”。

艾思奇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反對那些形形色色的中國國情特殊論。

鴉片戰爭以來，保守主義者一直都在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既定立場，都在強調中國與西方走著不同的道路，強調中國特殊性、中國例外以拒絕接受外來思想。

1935年，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驚呼：在文化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因為來自英美、蘇俄的思想文化觀念支配了國人。他們以堅持中國文化本體地位為理由，認為所有的外來文化都與中國國情不相符合，必須拋棄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切外來思想。

1943年，蔣介石在其《中國之命運》中也說，至于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不過是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論，既不適合于中國的國計民生，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從根本上忘記了他們是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使中國的文化陷于支離破碎的境地。

最有代表性的國民黨理論家葉青的觀點，葉青原名任卓宣，共產黨的叛徒，受到蔣介石贊賞，曾任三青團中央常務干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葉青認為中國國情是特殊 的，這種特殊性表現在“中國底歷史，不是合規律的。”“凡歷史之合規律地發展的，新的東西必定從舊 的東西中產生出來”，而“我們所有的新的東西，就不是從舊東西中產生出來的了”。

葉青認為中國近百年的激烈變化，全然是受外力的影響，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因此葉青得出“于是中國歷史底發展就在這里，顯然是外鑠的。”

葉青的結論就是，“‘一般的’‘最高原則’，只適用歐美先進國家（也就是幾個特殊的國家），而不適用中國”。

面對不斷翻新的國情特殊論，艾思奇在《論中國的特殊性》中指出，“近代中國的一切反動思想，都有著一個特殊的傳統，如果要給它取一個名字，那也許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閉關自守主義……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樣千變萬化，它的基本內容不外是這樣的：強調中國的‘國情’，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抹煞人類歷史的一般規律，認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只能依循著中國自己特殊的規律，中國只能走自己的道路。”

艾思奇進一步指出，國情特殊論是近代以來中國“民賊國賊所應用著的根本的思想武器”，它“首先用一切混淆是非的方法，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及革命思想形容作純粹的舶來品，把后者描寫成不適合于中國甚至于對中國有害的東西，然后掉弄著各種各樣的狹隘的愛國主義的言詞，來對它施行攻擊。這種狡猾無恥的伎倆的秘密，是在于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現狀當做當然一般的國情，在于保存這種舊的國情”。

艾思奇對國情特殊論的批判，是從哲學角度來批判的。同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批判這種國情特殊論，郭沫若在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自序”中“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甚么不同。”呂振羽也說他撰寫《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的目的之一“只在說明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較，自始就沒有什么本質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過程”。

艾思奇的批判，對那些頑固拒絕世界先進文化固步自封坐井觀天的保守主義者，無疑是當頭棒喝，直到今天，艾思奇的觀點依舊具有現實意義。張維為最喜歡講國情特殊，中國模式。

艾思奇還寫下了《論愛國主義》，要求民眾警惕對愛國主義概念的濫用與誤用，并進一步揭示了愛國主義的應有之義。艾思奇指出，愛國主義過去也曾被人利用到壞的傾向上去。國家主義者曾經用“國粹”、“愛國”的名義替北洋軍閥服務過，帝國主義者曾用國家的名義號召他們的勞苦民眾去進行侵略的戰爭，社會愛國主義者曾經用保護祖國的名義把工人驅使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

艾思齊看得很清楚，當權者利用公民的愛國主義情緒為自身及背后的利益集團服務，其目標是實現政治野心，本質上是以“愛國”為名“叛國”。

真正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魯迅先生所說的， “保存我們，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經常與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學問題。毛澤東致信艾思奇，稱贊《哲學與生活》是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一文中首次提出：“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運動。”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