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7月1月“怎樣做律師張思之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周末休息，我把文字稿整理后公開如下。
（序）

　　首先謝謝北京律師學研究會和中國律師博物館舉辦這么一場思之先生追思會。一個建國前的老共產黨員，抗戰老兵，又是建國后的第1代律師與法官，沒有享受到老干部的待遇，沒有組織及時的關懷。今天的這個小會聊勝于無，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們的遺憾。

　　本來我希望今天的會議至少有個3、50人，為什么？因為本周二（6月28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的遺體告別儀式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人太少，讓很多朋友感到遺憾。頭一天被堅決要求不能超過20個人，而先生的子媳親屬子女晚輩就13個，然后律師其他朋友只能去7個人，這7個人誰去？我跟王令講，我不去讓別人去，但我大兒子王令他不能不去，一直因為他一直在操辦先生的后事。

　　周二那天我也沒去，但那天還有好多人聯系我，希望參加遺體告別給思之先生送行，要我幫忙要個指標。北大張千帆老師知道找我沒有用，他找王令他們教育了一頓，“學者教授就我一個人，你們看著辦給不給我來”？結果忍痛的擠掉了思之先生他們自己所里的律師的名額，千帆教授參加了遺體告別，先生若是泉下有知一定是高興的。

　　寶成今天來開會了，那天他去了八寶山殯儀館，但讓我當時最擔心的是他。萬一情緒激動 ，那是很明確的屬于出現了意外情況，告別儀式就不讓搞了。不幸之萬幸的是那天參加遺體告別的親友們忍住悲痛，控制了情緒，算是比較平靜的走完了，讓先生平平靜靜的去了天國。從那時起，物質的張思之沒有了 ，但精神的張思之永存。

　　今天到會議開始之前，我一直是擔心這個小會能不能開成。從先生去世之后到今天這段時間，我知道很多人出了主意，包括給很多官員提了開會的建議，但都行不通。雖然今天會議的規模有一點小，人也太少了一點（有些接到通知，想參加的人因為某種原因來不了，也有一些接到通知應該來的人，因為忙于別的事而沒有來），但我們感謝家力，您召集成功這個會議算是拱開了一個小缺口，讓我們在中國的傳統“頭七”之日追思先生，讓先生在天國不寂寞并感受到晚輩們的對他的懷念，從而感受到了人間的一點溫暖。也要感謝桂明、在辰提供場所和組織這個會議。

　　幾位給我們與會者出了一個這么大的題目：“我們怎樣做律師？”那我借著追思思之先生往下說我對怎樣做律師的認識。

　　（一）

　　我跟思之先生最后一次見面是今年的春節期間。那天我帶著孩子們去拜年，他挺高興，特別跟我小孫子逗了好久。之后，我倆閑聊的時候談了一個事情，是從武漢的吹哨醫生李文亮談起。前年春節前，武漢疫情爆發之初，李文亮醫生把這個捅出來了，結果被治安處罰，不準講。湖北的政治家們不懂醫學，就瞎指揮導致疫情在武漢沒有及時的控制住而大爆發。我與先生說，領導們在中南海那么忙，沒有也不可能了解社會所有的情況包括武漢的疫情爆發之初的防治情況，需要了解全面的情況和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之后，才能及時的做出正確的對策。所以，社會無論是平穩發展還是應對緊急情況，都需要有吹哨的人，尤其是需要專業人士吹哨子，來幫助決策層掌握全面情況，作出成本最小而收效最大的決策。

　　記得2022年武漢封城宣布那天，我是在準備去日本過春節，一家人在天津機場。看到消息后我就寫了篇文章發在新浪微博上，標題是“武漢肺炎疫情要依法防治”。結果等到我飛機降落在東京機場后打開手機，各方面要我刪帖的文章的電話打個不停。第二天在東京街頭，我的家人們逛商場，我就待在那個店的角落里煲電話粥，手機打掉了兩塊電板。那一天來的電話跟我爭論這個問題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這次疫情來得這么兇猛，你還要講什么法律？我都一一回答：“依法治國的應該涵蓋到方方面面，疫情防控也不能例外”。其中，這包括了有的武漢律師原來是我的粉絲的，在網上宣布跟我斷交，理由是我對武漢進行歧視待遇，講我文章的題目叫武漢肺炎疫情不對，是攻擊武漢。有人要求我在新浪微博刪文章，當然被拒絕了。

　　也有朋友講這個文章寫的不錯，但是引用的《傳染病防治法》的法條是舊的。這個意見提得對，第二天我就刪掉文章重發改為引用新的法條。沒過幾天，中央常委會開會，指出對武漢發生的疫情要依法防控之后，有關方面對我的壓力才過去了。對疫情防控，我連續又寫了7篇，但沒有人再跟我吵了。現在想想，吹個哨子真的很難很難。

　　我跟老爺子講，李.文.亮現在死了，下次再爆發新的疫情，會不會還有這個專業人士站出來吹哨子呢？這是一個大問題。同樣包括我們律師界法律界有很多奇葩的事情，誰來說呢？不能說，不讓說，不準說，最后就不敢說，不愿說，沒人說。一種聲音，下情必不能上達，怎么辦？老爺子比我樂觀，說我想多了，像這個事就是歷史總是這么向前的。有一點要堅信，一個人倒下去總是還有更多人站起來，要樂觀，他反倒安慰了我。所以，在24號那天得知他走的消息，我大腦里第一幕想到的就是春節期間的這次交談，想到的就是希望張思之先生走了，能有更多的“張思之”站出來關心中國的法治進程和律師業的健康發展。

　　在6月24日先生離去早2天的時候我就翻出了那篇文章“法治需要是吹哨人”，文章里簡單的講了上面的故事和我的感想。在微博上點一下評論又發出了，這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

　　我們怎么當律師，有的人認為律師就是商業服務業，一直有人就巴不得中國律師都去做商業律師，埋頭賺錢去。但我想如果是這樣的，你司法部就別管律師了，交給市場監管局去管。律師事務所當作企業對待嗎？現實不是。制度上把中國律師視為是政法隊伍的一部分，卻沒有政法隊伍的權力和待遇。前兩年政法隊伍的教育整頓，有關部門也要求對律師事務所和律師進行教育整頓，文件都下來了，結果被律師們在網上披露并指出其謬誤，有的領導氣急敗壞，但是他們不高興歸不高興，還是把那通知收回去又重發通知明確是學習而不是原來的對律師隊伍教育整頓。可見有很多事是需要專業的人士從專業的角度來吹哨子的。

　　小結：這一次思之先生離世，我看到的律師界廣泛表達了對先生的肯定與懷念，我從中進一步認識到先生的判斷是對的。中國律師會有更多的真正的稱職的律師，他們不僅僅是要賺錢養家糊口，還會關心法治進程，當好吹哨人，該吹哨的時候吹個哨。

　　（二）

　　關于怎樣做律師？第二點要說的是：思之先生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家力剛才講的，做律師不但要有勇氣還要有智慧。

　　這一次處理先生的后事，我對工作班子這幾個年輕同志我是十分敬佩，他們得了先生的真傳。從5月28日病情加重入院搶救到處理后事，都是靠家人和學生們來做，真的是不容易。

　　有的朋友對先生后事處理如此低調而不理解，對此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思之先生是全國律師的先生，后事處理應當有相應的規模，以表現出先生得到了社會的重視。批評者不了解情況，后來他們為之前的言語作了道歉，其實都沒有必要，很多事情說開了就這么回事。先生的后事處理如此低調也可以說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凡事皆有因果，這就要想到先生多少年來一直敢做敏感案件，被打入“另冊”是概率極大的結果。社會的不公平是絕對的，公平則是相對的，尤其是在當下的氣氛中，不可能隆重的處理先生的后事。吹哨子的人不會指望，從來也就不應當指望吹完哨子后會來一陣鮮花和掌聲。但放在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是非曲折還是會有一個公道說法的。

　　先生的最后的一個案子是做志強的辯護人，也是病倒在這一次，應了古人說的那句話，“將軍陣前死”，戰士就是應該倒在戰場上。但是，我認為先生8年前的病倒，代價有點過大，或許是可以避免的。先生今年96歲，而他家里長輩有106歲的，從遺傳角度上講，先生本來可以活得更長一點。他為什么會倒下？就是8年前的為志強辯護的案子的沖擊。2014年至今已8年了，先生走了，有的話我認為應當說一說。

　　那次先生為志強辯護的思路，我們律師界中有的朋友有不同意見，認為對志強的事情要選擇正面硬扛，要旗幟鮮明的作無罪辯護。而先生的根據他的經驗和智慧，也征得了志強的同意，認為一定程度的妥協更有利于志強。先生的“認罪放人”方案在談好盤子后消息露出來，一些年輕人忘記了先生已經88歲高齡，而轟炸機般打電話質疑，極大的沖擊了先生那天的休息。次日中午，先生腦梗入院搶救。后逐步了恢復語言表達能力時我去看他，問起發病原因時他告訴我，質問電話是你打我打大家打，一共17個。說實在的，先生住宅電話我早知道，但這個電話我都沒打過，怕影響先生的休息。而那一天，先生從國外回來體力還沒有恢復，就忙著志強的事情。他平時是9點多睡覺，而那天因為接電話弄到11點多還未睡。他又不懂得電話可以把線拔掉，一晚上沒睡好。第二天上午又忙著商量這個辯護事情，中午的時候腦梗發作入院搶救。我們當時并不知道是這個原因，認為是先生年紀大了，心血管病是常見病，但腦梗發作一定有其他誘發原因。對志強辯護方案這個事，我們當時多次交流，大多數人都支持先生的想法，也知道有朋友有不同意見，但是不知道質疑的電話居然大半天時間內有17個。他在給我講這事情時語言平和，并沒有埋怨，表現了先生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他不計較那些批評他的年輕人，而是說年輕人有沖勁，他們有他們的觀點。

　　不止我一個人與先生聊過這個事情，我想大家的感受都是一致的。對此，我認為批評者至少可以換個平和的方法，比如大家有意見，可以推舉代表找先生交換意見，用不到那么多人輪流打電話。以先生的氣度他能夠容得下不同意見，而且以他的智慧可以順利的交流。現在實踐證明對志強的辯護是成功的，接手的人還是按照先生的思路做的。如果志強不盡早出來，他的患有嚴重的糖尿病的身體在監獄里不一定熬得過去。即使他身體熬得過去，還是有其他因素讓他熬不過去。志強為了律師事業，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已經奉獻了很多，在失去自由之后，其他人沒有理由再去希望志強當英雄（其實是當烈士）。當時如果朋友們能夠完全理解先生的苦衷，那么可能當年先生不會發這個病，能活得長一點，后面的夏.霖也可能不會進去。

　　小結：上面我說這個事情是想提醒朋友們，我們做律師不但要有敢于擔當的勇氣，我們更需要有向先生學習，遇事有智慧，在法律許可的邊界里努力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而不要越界。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多次講過這個時代不需要烈士。

　　（三）

　　怎樣做律師？第三個方面我想說的是律師隊伍的傳幫帶問題。

　　今年如沒有發生先生離開這個事情，我原來想在8月3號即王工先生的生日或是7月19號王工先生的忌日搞一個紀念活動，討論一下律師的職業環境和年輕律師的成長問題。這種活動本來是有關部門和律師協會應該做的事。

　　10年前，中國大陸開始的打壓中國律師的運動，現在可以說已經畫上句號，其中前幾年擬議中對律師的教育整頓運動后來變相的學習也早不搞了。推動并實際操作這件事的傅政華、孫力軍等人已經去了他們該去的地方，但中國律師的確在這一段的運動過程當中受到了重創，整個社會法治環境與此前的十年是退步占了主要方面。現在有必要靜下心來反思一下，但先生離開后的十天的情形，提醒我們現在中國律師還是處于一種比較尷尬的處境。尷尬的處境中，律師們的路怎么走？能不能守住法治底線？能不能一如既往地投入到為當事人維護合法權益的事業當中？

　　我想，我們還是要向先生學習，看遠一點。“歷史總是往前走的”，不悲觀，不動搖對法治的信仰，該堅持的還要堅持。如果律師都不信仰法治，這個法治社會建設就沒有希望。

　　回顧中國律師重建以來的40多年，現在隊伍數量發展的這么大，但是從吳愛英等人主持律師管理工作以來形成的“金錢至上”，以錢多為英雄的導向，現在仍沒有扳過來，甚至是沒有清算。律師需要養家糊口，律師隊伍的生存與發展需要創造經濟效益，但是不能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這是中國律師隊伍的性質所決定的。吳愛英、傅政華、孫力軍等人倒臺了 ，但是對他們的追查并沒有清算他們的打壓律師等問題，尤其是沒有反思中國律師的發展方向問題。

　　所以，我講什么時候觸及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中國律師的執業環境就好了。

　　怎樣做律師？不能光以錢為標準，錢多少錢才算是有錢？才算是成功的律師？先生有一個事情是可以的也是應該與朋友們講的。先生的生活不是很富裕的，他這些年來住的房子不是他的房子，是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幫他租的別人的房子在里面居住。先生這么大的名氣，他要賺錢早賺大了。他剛當律師的那年頭，中國律師還沒有今天這么大的風險。律師制度改革之后尤其是他拿了離休工資之后，他能不能用他的名望去做一點商業大案子或刑事辯護中能賺大錢的案件？先生他沒有那樣去做，而是苦兮兮的奮斗在追求公平和正義的道路上。在關心律師執業環境的改善和為律師維權的問題上，他是不遺余力。

　　前幾天，有個人在群里講這幾年沒看見張思之為哪個受打壓的律師發聲，那是這個人不了解情況。的確這幾年，先生病后已經不能像原來那樣妙筆生花寫出大塊的文章，但先生的思維一直很清醒，敏銳。我們沒有指望他能站在第一線去參加公益活動，而在2014年病倒之前，不論哪個律師受到迫害，只要他知道了都會站在第一線發聲。

　　2005年，王令律師在天津法院被法官毆打的時候，先生是站在維權第一線的。正是律師界、媒體界眾多的朋友的關心與聲援，那一場中國律師和違法的法官的較量，最后是當事的法官被調出法院并在后來因其他的罪行暴露被判了11年。但從那一次起到現在的這些年，中國律師在法院挨打再沒有把肇事法官調出法院清除出法官隊伍的。

　　近些年來，律師維權越來越難是不爭的事實。例如青海的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遇到的冤案，全國律協委托尚倫生律師也是全國人大代表去旁聽，聽完后他的意見并沒有得重視。我知道這個問題后，和張燕生律師不約而同的把問題在網上捅了出來。捅出來軒然大波，效果還比較好，那個案子翻過來了。可是，人家回頭就打了尚倫生的板子，把他多年前的跟法官的事情翻了出來，把他抓了。律師本來是為委托人維權的，而為自身的維權一直就是一個命題。這里面的問題多多，我們現在無法去深究。

　　小結：今天我們追思先生，要感謝先生的智慧，留下我們很多精神財富可以往下傳承。怎樣做律師？行業的優良傳承很重要。我希望我們的老律師都像先生學習，做好傳幫帶。

　　今天，我們學習先生，不僅僅是要做業務的高手，也不僅僅是公益的典型，更重要是用智慧和勇敢為同行發聲，為同行維權，而不搞內卷。律師行業要水漲船高，而不能水落石出。

　　（這是北京市平商律師事務所陳波律師幫我在那個會上的發言錄了音形成的文字稿，經我校對并修改后公開。在此，對陳律師深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