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為何出現大量的兩面人？曾國藩給出深刻總結，字字見血

撰文：趙立波
“兩面人”現象廣泛存在各個階段，更是危害性非常嚴重的一類人。兩面人歸根結底就是喪失底線原則，為了極端自私的利益，時刻調整政治姿態，或為謀利，或為自保，或為殘害對手而采取的一系列的偽裝。并且很喜歡表演作秀的一類人，是典型的政治畫皮式的奸臣。

狹義來講，歷史上凡是奸臣，都具有兩面人的特質，“巧言令色”、“見風使舵”、“長袖善舞”，這其中對政治的損害程度，其人所處地位決定了是否可稱為大奸臣的衡量標準。歷史上著名的大奸臣分別為“慶父、伯嚭、趙高、董卓、李林甫、蔡京、秦檜、嚴嵩、魏忠賢、和珅”與這些背歷史徹底曝光的大奸臣相比，歷史上被掩藏的兩面人是大多數，但是危害卻是廣泛的，甚至一度引領了整個政治氣氛。

原因只有一個，統治者未能及時甄別“兩面人”，從而攪亂了整個政治發展，影響了政治氛圍，與傳統的“浩然正氣”相對的是“歪風邪氣”式的一類人。鑒于中國歷史漫長，“兩面人”現象充斥于各個階段，為了具體呈現“兩面人”話題，本文則僅以有清一代的“兩面人”進行展開。歷代統治者在管理官僚隊伍，防止“奸臣”即兩面人上，積累了大量經驗。雍正一朝官員團隊效率較高，這與雍正高度防范欺蒙和“兩面人”有著重要關系。

雍正洋發畫像

雍正對官員的兩面性有著深刻認識和尖銳批評：他多次對臣下宣稱，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于親身閱歷，而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雍正奏折》向臣下反復證明自己閱歷豐富，飽經滄桑，就是要他們知道，這個皇帝騙不得，他最善于“洞悉下情”警告莫做面從背非的兩面人。

然而雍正雖然精細，在親自對官員考察訓誡后，依舊出現多次失誤。

那些曾經給雍正極其好的印象的官員，甚至成了極端貪婪的貪官污吏。湖北的一個官員，雍正看后說他“好相貌，似范世泰”，后來此人卻在任內貪污灌水銀一千四百余兩，收受地方商人賄賂二萬八千兩。另外一個是陜西的一個知府，雍正評價他“人著實明白，安詳，大有出息。”但此人后來因罪革職，也就是說，在皇帝面前一個樣，在工作時候又是另一個樣，以雍正情商之高，接見官員之多，終究看錯了許多偽裝的官員，對一向自信的他不能不說是一個打臉。

乾隆畫像

乾隆的精明不在其父之下，但卻被兩面人欺騙的例子不在少數。乾隆身邊的兩面人不僅僅是和珅，在和珅還沒成為巨貪時，有一個叫于敏中的，從乾隆九年開始屢獲提拔，擔任協辦大學士兼任戶部尚書，一時位極人臣。乾隆對他特別親密，甚至是于敏中犯了一般性錯誤都要為之保護開脫。認為于敏中不僅文采出眾，且辦事能力出眾，對乾隆忠心耿耿，在乾隆眼里于敏中是個老實能干的官吏。此人在乾隆四十四年去世，生前號稱廉潔，死后家人卻為分財產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乾隆耳朵里。

和珅影視形象

于是乾隆只能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于敏中財產，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合成今天的幣值，至少在兩個億以上。精明的乾隆都搞不清于敏中怎么能有這么多錢，直到甘肅省冒賑特大貪污集團案發，最終牽出了于敏中。當殺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貪官后，乾隆帝頒布了一道洋洋千言的諭旨。上諭開頭便說，當年甘肅奏請恢復捐監時，“大學士于敏中管理戶部，即行議準。又以若準開捐，將來可省部撥之煩，巧言飾奏，朕誤聽其言，遂爾允行”，乾隆帝也承認了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的失誤。諭旨接下來說，“其時王亶望為甘肅布政使，持有于敏中為之庇護”，以至放手大貪其污。幾年后的一天乾隆帝在把玩古董時，為了一件明朝嘉靖年間的古瓷觸動了情思。他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權奸嚴嵩的專擅，又由嚴嵩而想起了于敏中。為此，乾隆再次頒發諭旨，指責于敏中借著皇帝恩眷，招權納賄，并聯系甘省貪污大案，推斷“于敏中擁有厚貲，亦必系王亶望等賄求賂謝”。因此，將于敏中撤出賢良祠，避免尷尬。

咸豐十年的七月，曾國藩給他的至交郭嵩燾寫信，大談朝廷高層官僚的不作為和彼此傾軋自私的“兩面人”現象：“往在京師，如祁（祁寯藻）、杜（杜受田）、賈、（賈禎）、翁老（翁心存），鄙意均不以為然，惡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癢，假顢頇（糊涂馬虎）為渾厚，冒鄉愿為中庸，一遇真偽相爭之際，輒先倡為游言，導為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曾國藩生動形容了自嘉慶、道光、咸豐一朝的高層官員的雙面作風，這些要么就是三代帝師，要么就是大學士，可謂位高權重。為了維護自我利益，而不斷調整姿態，虛偽、無為，在政治生活中沒有黑白沒有立場，只有利益和位置是他們的立場，這些都屬于兩面人范疇。

曾國藩

其實早在曾國藩幾十年前，這種兩面風氣已經形成，著名的三朝元老曹振鏞可算是典型代表。曹振鏞能夠三朝不倒的秘笈與賣油翁的口訣差不多：“無它，多磕頭，少說話耳�！痹鴩劾锏倪@些高層官僚都是因為曹振鏞這樣的官場不倒翁影響下逐步形成的，這些兩面人，甚至是多面人，不一定是大奸大惡，但卻在政治中起到了嚴重的負面作用。

無獨有偶，曾國藩后期的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編纂過一本《居官鏡》的書，書中整體表現如何為官，如何自我照鏡子，甚至說出了很有道理的一些政治名言：“夫賢與能，理本一致，豈容歧而為二”、“居官立身固以操守為本……若僅以操守博取名譽，而乃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務不能整頓，茍且塞責，姑息養奸，貽害甚大……”就是說，為政不僅要清廉有節操，而且要務實行政，不作為不出錯誤也不是個好官，顯然剛毅將如何做一好官說的非常通透。然而事實上剛毅是一個什么樣的官員呢？

光緒二十五年（1889年）剛毅“欽差赴江南查辦專案”“但聞此次索道各省，多有收受陋規之事”。一路上收受大量陋規已經為人所知。

晚清官場

此后又去江南和兩廣各地大肆搜刮，不管什么錢都敢往口袋里裝，“歲得千數百萬，海內騷然，此猶托為公家所取者耳，而飽入私囊者乃不可勝數，蓋回京之時，箱籠等物至數千件。”看到的人都指著他的背說：“此中悉累累黃白物也�！逼湄澙分疇盍钊税l指。剛毅的所寫所做完全與所作所為是背道而馳，表面文章做的頭頭是道，背地里瘋狂貪贓，典型的清代末期兩面人代表。

這些歷史現象的發生，深刻揭示了舊時代官僚系統全面崩塌的深刻規律，那些“兩面人”也終于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鏡片面前露出原形，留下可恥的聲名。

參考資料《曾國藩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