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阿拉伯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與挑戰

近年來，阿拉伯國家一直在探尋經濟多樣化發展的出路，數字經濟為阿拉伯國家加快經濟轉型提供了新機遇。阿拉伯國家高度重視作為全球經濟發展新引擎的數字經濟，許多國家出臺了數字經濟發展戰略，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數字鴻溝，融入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大潮。

數字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果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發展可以加速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變革，阿拉伯國家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積累了許多經驗，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第一，阿拉伯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雖起步較晚，但近年來發展速度較快。阿拉伯國家互聯網滲透率大幅提高，互聯網普及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阿拉伯地區的移動電話擁有率不斷上升，移動互聯網不斷優化升級，通信基礎設施有顯著改善。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4G網絡可用性相對較高，甚至一些國家正在將現有的4G網絡升級至5G網絡。

第二，電子商務發展增長迅速，越來越多的本土和跨境電子商務平臺進入阿拉伯國家市場。其中，蘇克（Souq）、努恩（Noon）、瓦迪（Wadi）是阿拉伯地區排名前三的跨境電商平臺。新冠肺炎疫情給電子商務的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受疫情影響，阿拉伯國家民眾對在線購物和無接觸支付的接受度不斷提升，消費者在線購物比例快速上升，進一步推動了電子商務快速發展。

第三，阿拉伯國家陸續推出數字政府發展戰略，并取得了重大進展。以卡塔爾政府發布的“數字政府2020愿景”為例，該戰略的目標是讓所有個人和企業都能從與政府機構的數字化溝通中受益，同時政府機構將致力于提供更透明、更高效的服務。在數字政府發展戰略的加持下，阿拉伯國家的電子政務服務機構和設施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多數阿拉伯國家擁有專門負責管理和協調電子政務的機構，電子政務門戶網站通過網頁或移動端提供靜態信息、互動服務及電子支付服務。

總體而言，阿拉伯國家擁有勞動力和市場等優勢，具有發展數字經濟的潛力。阿拉伯國家人口結構偏年輕，30歲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60%，其中青少年（15—29歲）占總人口30%左右。這意味著隨著年輕一代加入勞動力隊伍，其連通性將會顯著提高，可以顯著改善這一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前景。

數字經濟發展面臨多重挑戰

阿拉伯國家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首先，阿拉伯各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數字鴻溝。“數字鴻溝”是指新興信息通信技術在普及和應用方面的不平衡現象，既體現在互聯網連接、接入和使用方面，也體現在與“數據價值鏈”有關的新層面。不僅阿拉伯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數字鴻溝，阿拉伯國家間即海灣國家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間也存在數字鴻溝。此外，城市與農村之間以及男性與女性之間也存在明顯的數字鴻溝。從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可以將阿拉伯國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引領國家，包括阿聯酋、沙特、巴林、阿曼、卡塔爾等海灣國家。第二類是尋求數字化轉型的國家，如科威特、約旦、黎巴嫩、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國。第三類是數字化轉型相對落后的國家，包括伊拉克、利比亞、巴勒斯坦、蘇丹、敘利亞和也門等國。

其次，阿拉伯國家產業數字化程度較低，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產業數字化是數字化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數字技術與傳統行業的深度融合，是提升傳統行業價值鏈、推動傳統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阿拉伯國家在信息通信產業、電子信息制造、互聯網行業等數字產業化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在產業數字化方面，阿拉伯國家數字經濟與傳統行業的融合明顯不足，未能有效將數字技術滲透到生產環節。此外，多數阿拉伯國家在數字技術應用方面仍處于初級階段，企業在數字準備方面落后于政府和用戶。

再次，阿拉伯國家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人才等要素供給不足。數字基礎設施是信息化互聯互通的基礎，信息通信基礎設施薄弱是阻礙阿拉伯國家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因素之一。除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外，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相對落后，洲際光纖覆蓋率及寬帶和3G、4G移動網絡的覆蓋率總體較低，上網資費較高，網絡速度較慢，帶寬較低。此外，阿拉伯國家的互聯網市場存在壟斷和市場進入壁壘，阻礙了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限制了數字價值鏈的創新。數字人才是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近些年，阿拉伯國家數字經濟發展迅速，使得對數字人才的需求不斷上漲，疊加教育資源短缺和培訓體系不完整，造成了數字人才缺口較大的不利局面。阿拉伯地區發展數字經濟面臨研發人才、管理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三重約束”。多數阿拉伯國家在教育、研究和創新領域存在結構缺陷和不足，公共教育體系通常無法為青年人提供參與數字經濟所需要的數字技能和知識，是阿拉伯國家實現數字化轉型的一大障礙。

最后，阿拉伯國家數字治理水平有待提升，數字安全問題不斷加劇。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在給經濟復蘇帶來動力的同時，也給經濟治理體系帶來了新的挑戰，提出了新的需求。數字治理面臨的挑戰，除了數字貿易摩擦、跨境數據流動問題外，還包括由于數字技術迭代更新與現有監管缺陷而造成的網絡安全、在線危害內容、數字壟斷等問題。阿拉伯國家數字治理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一是阿拉伯地區政權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宗教問題錯綜復雜，恐怖主義頻發等現象加劇了數字治理亂象。阿拉伯地區“碎片化”的特征，導致各國間缺乏協調、互相掣肘，難以實現區域內的“互聯互通”。二是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的蔓延，給數字治理帶來新的挑戰。網絡犯罪除了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外，也會導致知識產權和機密商業信息的泄露，降低企業的競爭力。調查顯示，中東地區的企業因網絡犯罪而遭受的損失遠遠大于其他地區。三是數據監管政策的滯后制約數字治理水平。數據安全監管和網絡安全法律框架對于打擊濫用信息通信技術至關重要，多數阿拉伯國家出臺了數據監管相關法律和政策，但關于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的立法和實施機制尚待完善，大多數監管規定較為零散和薄弱，通常只關注數據收集的法律基礎和數據主體的權利，未能提供數據傳輸規則，也未規定保存或銷毀個人數據的條件。阿拉伯各國也出臺了網絡安全相關的法律。但是，阿拉伯國家的網絡安全框架與數據治理一樣，仍處于起步階段，受制于并非針對數字時代的一般法律，關于網絡安全的規定通常是模糊的。此外，多數阿拉伯國家面臨缺乏資金、技術知識和網絡安全生態系統不健全等阻滯因素，導致在打擊網絡犯罪方面應對乏力。同時，缺乏國家間的協調也造成關于數據保護和網絡安全的區域性協議或條約難以推行。

本文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8月15日第2470期

學 術 顧 問：俞洪亮 王金銓

主 編：姜恒昆

審 校：周軍

責 編：季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