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以彭老總為司令，志愿軍入朝參戰。

先批入朝的，是第38軍、第39軍、第40軍、第42軍等約26萬眾。

入朝之后，急需解決的問題很多，諸如后勤補給、軍隊調度、作戰部署等。

從整個戰爭全局來說，這些問題都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

讓彭老總感到最為棘手的，是兩軍指揮大權的歸屬問題。

畢竟，這是中、朝兩國攜手作戰，絕對不能各打各的。

中國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如果不能統一指揮，不能統一部署作戰計劃，自然就做不到戰場上的“如臂使指”，甚至會因配合失誤導致敗仗。

此事萬分馬虎不得，彭老總該如何處理？

金日成提議，彭老總反對

志愿軍入朝時，金日成正于德川打游擊，人民軍的臨時指揮所也就設在德川。

金日成派遣樸一禹與志愿軍進行前期交涉，樸一禹向彭老總轉達了金日成的意見：志愿軍的指揮所也設在德川，志愿軍與人民軍，統一由金日成指揮。

金日成的意見，其實也是合情合理的。

一者，此為朝鮮，金日成與朝鮮人民、人民軍才是主人家，而志愿軍是客，所謂客隨主便，當然是聽主人家安排。

況且，這場戰爭事關國家存亡，金日成當然要極力爭取。

二者，從民族感情上來講，如果要讓出指揮權，金日成難以接受。

在擺脫日本的侵略與奴役之后，朝鮮迫切需要獨立自主，如果此時不能將自己軍隊的指揮權握在手中，誰樂意？

彭老總當然明白這兩點，但在權衡利弊之后，他斷然拒絕了金日成的請求。

畢竟，戰爭是無情的，戰場上講的從來不是感情。

彭老總之所以拒絕，是出于兩方面的考量。

其一，志愿軍與人民軍，作戰風格迥然不同。

不管是戰場上的打法，還是人員上的編制，兩軍均有不同。

志愿軍的顯著特點，是高度的機動性與靈活百變的戰術，帶有明顯的“游擊戰術”色彩，單兵素質極為強悍，通常憑借悄無聲息的穿插、迂回、包抄，然后出其不意地出現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與敵短兵相接。

人民軍則是不同，他們更依賴于先進裝備，崇尚兇猛火力，在作戰時多以“大開大闔”的正面硬剛為主，加之金日成等一眾高級將領都曾在蘇軍服役，人民軍在戰法上帶有明顯的蘇聯烙印。

因而，如果讓崇尚“冒險主義”的人民軍將領來指揮志愿軍，他們是駕馭不住的，也沒法徹底發揮出志愿軍的彪悍戰力。

其二，對戰士們負責，對人民軍將領的能力不放心。

從戰爭全局來看，因為仁川登陸，此時的人民軍主力已被打得僅剩3萬余殘軍，建制被打散，士氣低落接近崩潰。

以一支“衰兵”來指揮一支生力軍，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況且早在仁川登陸之前，毛主席、周總理就曾對金日成提出忠告，讓他不要將全部主力都壓到釜山前線，要防止來自仁川方面的“背刺”，而這樣的忠告被金日成無視了。

故而，要把志愿軍的指揮權交給金日成，彭老總是萬萬不干的：“我要對中朝人民負責，要對數十萬的戰士們負責！”

首次磋商，金日成與彭老總誰也不讓誰，雙方沒能達成一致。

如此結局，也讓志愿軍與人民軍在之后的戰斗中，吞下了不必要的苦果。

毛主席斡旋，斯大林協調

不難想象，如果兩支語言不通的軍隊各打各的，又怎能攜手御敵？

樸一禹在帶來金日成意見的同時，也在彭老總處駐扎了下來，以保持兩軍聯絡。

1950年10月25日，樸一禹被任命為志愿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

即便如此，統戰問題仍是懸而未決。

各自為戰帶來的嚴重后果，除了無法相互配合之外，更要命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譬如，1950年11月4日，志愿軍第39軍于博川圍攻美軍第24師，挺進順川的人民軍路過博川，誤將我軍當敵軍，無情的坦克炮火就轟到了志愿軍陣地，使得美軍第24師得以趁亂逃脫。

譬如，長津湖戰役期間，志愿軍第26軍在江界附近的厚昌地區，也遭到了人民軍的坦克誤傷。

為了防止敵我不分引起誤傷，人民軍在部分區域劃明界限，這雖在一定程度減少了不必要的誤會，但其弊端也是極為嚴重。

由于部分鐵路也被劃入了人民軍的軍管范圍，這就使得志愿軍無法通過鐵路運輸，只能通過卡車進行后勤補給。

當志愿軍的交通線被美軍炸毀之后，就只能通過牛馬、騾車等進行物資運送，這就大大地降低了作戰效率。

面對如此情形，彭老總憂心忡忡，再一次派人與金日成協商。

由于此時入朝作戰的志愿軍人數越來越多，金日成也意識到“以小馭大”的不現實，也在協商中作出了一些讓步。

按彭老總的建議，金日成同意將方虎山、崔仁的兩個人民軍軍團，派往敵后進行游擊作戰。

但在兩軍的指揮大權歸屬問題上，金日成不作妥協，仍是采取“派遣參謀”的形式，以達成雙方在作戰目標、作戰部署上的通訊協作。

彭老總迅速將這樣的情況告知毛主席，請毛主席給出指示。

毛主席的意見，是與彭老總的意見一致的，因而在與周總理等人商議之后，毛主席決定雙管齊下，一方面讓彭老總再次與金日成溝通，一方面致電蘇聯，讓斯大林從中協調。

1950年11月13日，周總理起草了給斯大林的電報，電報中轉達了毛主席的意思：由彭德懷、金日成、蘇聯顧問什特科夫組成三人小組，共同制定戰略統籌全局，以利戰事進程。

對于朝鮮戰局，斯大林與毛主席的意見相同，一是他見識過中國軍人的戰力，二是他對彭老總的指揮能力極為認可。

1950年11月16日，蘇聯的回電中說：由中國同志統一指揮，并將意見轉達金日成與什特科夫。

不數日，朝鮮戰場上的金日成、什特科夫應邀前往志愿軍總部。

會上，什特科夫作為蘇聯代表，毫不客氣地對金日成表達了不滿：“人民軍擁有最好的蘇式裝備卻打了敗仗，志愿軍用著‘萬國牌’武器卻消滅了大量敵人，由中方指揮是不容置疑的決定。”

1950年12月3日，金日成親赴北京，與毛主席見面。

毛主席對整個戰局作了清晰透徹的分析，進一步向金日成闡明了自己的觀點，金日成終于做出了表態：指揮問題，中國同志為正，朝鮮同志為副。

之后，聯合司令部成立，全面負責作戰計劃的部署，全面負責前線的一切行動，以彭老總為司令員兼政委，以人民軍金雄偉為副司令員，以人民軍樸一禹為副政委。

彭老總與金日成的爭執，總算是得到了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

然，以彭老總、金日成、什特科夫組成的“三人小組”畢竟是代表了中、朝、蘇三方，在許多軍事行動上的部署，就免不了分歧與矛盾。

這些問題，又該如何去磨合？

彭老總的指揮權限，又是怎樣得到進一步鞏固的？

斯大林：彭德懷是天才軍事家

分歧與矛盾，很快就來了。

長津湖戰役之后，彭老總、金日成、什特科夫就“是否南下”的戰略規劃進行了激烈爭論。

主張窮追猛打、乘勢而下的，是金日成與什特科夫。

他們認為，隨著志愿軍入朝，一度燒到鴨綠江邊的戰火被迅速撲滅，敵人已經被攆到三八線附近，只要窮追猛打，就能一舉將他們打過三八線，甚至能將他們打下海。

對于二人的意見，彭老總持反對意見。

彭老總認為，由于嚴重缺乏制空權、制海權，加上志愿軍的補給線極為脆弱，武器裝備極為落后，長津湖血戰雖是取得了勝利，但敵軍主力仍在，我們應抓緊時間休整，等待開春。

彭老總與金日成、什特科夫互不相讓，但不管是戰與不戰，如此爭論不休的結局，都只能是貽誤戰機或是耽誤休整。

彭老總火速將情況上報毛主席，希望毛主席從中斡旋，擬定方案。

從戰場全局上考慮，毛主席贊同彭老總“穩扎穩打”計劃，但也覺得不能過于求穩。

從政治角度來說，毛主席在實事求是的同時，也需要顧及到金日成與什特科夫的感受。

經仔細考量，毛主席作出批示：將敵驅至三八線后即可收兵，但下一階段的行動無需等到開春。

毛主席的批示，既維護了彭老總的指揮地位，也照顧到了金日成、什特科夫的情緒，很大程度緩和了矛盾。

后續的軍事行動也證明了，毛主席的決策是正確的：志愿軍奪回漢城，但不足以對敵人造成毀滅性打擊，想要一戰功成將其徹底打下海的念頭，是不切實際的。

可即便如此，習慣了“大開大闔”戰法的金日成與什特科夫，還是難以改變“速勝論”的想法，時常催促彭老總抓緊進兵。

1951年1月11日，金日成、什特科夫在會上再次提出，應盡快發動下一輪攻勢。

彭老總不為所動，怒道：“人民軍4個軍團的12萬人，你們以此兵力南下，如果能把敵人趕走，我必高呼萬歲。如果你們沒有把握，那就與志愿軍一起，按計劃進行戰事部署。”

如此分歧，很快也傳回了蘇聯，斯大林深思熟慮之下，亦認為彭老總的方案才是最合適的，很快致電聯合司令部：彭德懷是當代天才軍事家，真理掌握在他手中。

在致電褒揚彭老總的同時，斯大林順便將什特科夫臭罵一通，稱其完全不懂軍事，喜歡瞎指揮，責令其不可再對彭老總的決策進行無腦干涉。

至此，一場分歧得到了解決。

之后諸如此類的分歧與矛盾雖仍不絕，但每一次的分歧與爭論，在得到解決的同時，也都在一步步地鞏固住彭老總的指揮大權。

血鑄的革命友誼，歷久彌新

1951年1月29日，在志愿軍與人民軍的最高層會議上，彭老總在會議總結中特意加上了一段話。

這一段話，是經毛主席多次修改補充的，旨在消弭兩軍存在的分歧，加強兩軍、兩國之間的相互團結：中朝兩國同志，要親如兄弟般地團結在一起，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為戰勝共同的敵人而奮斗到底！

彭老總的發言，贏得了滿堂喝彩，眾多高級將領聽得熱淚盈眶，緊緊相擁。

經過多次的誤會、分歧、磨合，志愿軍與人民軍彼此之間的默契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配合作戰更顯得心應手。

如此，也為日后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事實上，如此一場曠世大戰，想要不存在任何分歧與矛盾，是不現實的。

有分歧與矛盾，不是關鍵。

關鍵在于，我們能在解決分歧與解決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地把握住正確的方向，不斷地作出準確的決策。

憑借毛主席、周總理、彭老總等人的大智慧，志愿軍與人民軍之間，不僅沒有因為指揮大權歸屬的問題而傷害到彼此友誼，而是攜手譜寫了人類軍事史上的一次偉大勝利。

以血鑄就的革命友誼，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