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場針對華老的風暴如山雨般襲來。在連開的九次會議會議中，官方對華老的評價是“一正四負”，其中的“一負”就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

當然，鄧公也在“拖延和阻撓”之列。

然而，多年后，鄧公之女毛毛在回憶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卻并不這樣看，相反，內心當中她反倒是認為，正是因為華老做了有益的工作，才促使了父親的及早復出。

為什么這樣說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華老集三大核心職務于一身，隨機，他做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決定：第一個向鄧公伸出橄欖枝，公開提出請鄧公出來工作。

為此，他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公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公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

這個決定并非完全是華老的個人意愿，而是他與葉劍英等人共同商議的結果。葉劍英在抓捕“四人幫”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深知鄧公的能力和經驗對國家的重要性，并力勸華老恢復鄧公的工作。華老最終接受了葉劍英的建議，并得到了李先念、陳錫聯、吳德等高層領導人的支持。

而當時的華老身處高位，盡管這一決定不是完全由他一個人做出的，但他的最后拍板無疑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所以，在粉碎王張江姚后，鄧公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華老不光批準了為鄧公進行手術治療，還同意恢復鄧公閱讀中央文件。所以，多年后，鄧公女兒毛毛也在回憶錄中寫道：“1976年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決定，恢復父親看文件。”這說明，華老已經開始為鄧公的復出做出了準備。

而為了讓鄧公的復出更為順暢，鄧公閑居西山期間，在華老的點頭下，多位政治局成員曾前往探望，表達了希望他盡快出來工作的愿望。這些舉動都表明，華老沒有阻撓鄧公復出，而是早就決定恢復鄧的工作。

那么，所謂的華老“拖延”、“阻撓”鄧公復出到底是出于什么考慮的呢？

華老和高層領導人之所以選擇在抓捕“四人幫”后一段時間才恢復鄧公的工作，并非“拖延”，而是出于策略的考慮。他們擔心，如果立即停止“批鄧”，恢復鄧公的工作，會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和指責，影響內部團結和穩定的局面。

華老后來在一次談話中解釋說：“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就要馬上出來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他出來工作，那么四號、五號文件，毛主席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不算數？會不會被人說成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

華老的顧慮并非空穴來風。當時，海外輿論已經開始指責華老搞“非毛化”，國內也流傳著各種不利于華老的傳言。為了維護局面的穩定，華老采取了一方面維持“批鄧”口號的策略，另一方面為鄧公復出積極鋪平道路。

而1977年，華老公開講話只提過一次“批鄧”，這僅僅是出于策略的考慮，并非真正要“批鄧”。當時，華老和高層已經決定恢復鄧公的工作，只是在時機問題上有所區別。

華老準備在1977年1月向黨內高級干部“交底”鄧公復出的計劃，但因故推遲。同年春天，呼吁鄧公復出的聲音更加強烈。華老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

1977年5月，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鄧公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鄧公的復出向全黨“打招呼”。同年7月，鄧公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所有職務，正式復出。

華老在鄧公復出之前，已經同鄧商量了國家的重要決策。華老說：“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華老對鄧公復出的決策過程，體現了對鄧公能力的認可，也反映了其對于政局穩定的考量。在鄧公復出之前，華老一直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他需要平衡各方勢力，維護政局穩定，同時也要為鄧公的復出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