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晚報 05版 2024年11月02日

　　□文/圖 鳳霞

　　中國考古博物館近期又“上新”了，其中的不少展品來自陜西：延安龍王辿舊石器遺址群的石制品，訴說著人類文明的早期腳步；西周貴族井叔家族墓地出土的青銅器，是豐鎬遺址迄今所見最高等級的遺存；“大國一統”展區內的西漢金餅和漢長安城遺址的陶倉，不僅映射出漢代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更彰顯了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的發展……

　　中國考古博物館為何選入這些陜西文物？它們背后蘊含了哪些精彩的歷史文化元素，又呈現了古代工藝技術怎樣的革新？本期，就讓我們一起聆聽它們的故事——

　　古石新語

　　舊石器時期技術革新的重要證據

　　在中國考古博物館的“文明起源”展區，除了展出來自陜西寶雞北首嶺遺址的“陶人面像”“尖底彩陶罐”等文物外，近期還上新了來自延安宜川壺口“龍王辿舊石器遺址群”的石核、石葉、細石葉等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制品。該遺址填補了陜北原始社會進化的缺環，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遺址，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龍王辿遺址位于延安市壺口鎮，也是聞名遐邇的黃河壺口瀑布所在地。在黃河西岸的一片黃土臺地上，考古學家們清理出了燒土遺跡、石制品集中分布區等重要遺跡，出土了3萬余件石制品及少量蚌器和動物骨骼。專家研究發現，這些遺物距今約2萬年到1.5萬年。該館展示的石核、石葉、細石葉等石器，便是從龍王辿遺址這3萬余件遺存中精挑細選出來的。不要小看了這些細小的石頭，它們藏著舊石器時代晚期技術革新的重要證據，反映了人類對石料的運用和加工技術的進步。其中，石核作為打制石器的基礎，石葉和細石葉則可能是用于更精細地加工和特定的使用目的，如剝皮、切割、雕刻等，相當于現代人手中的“水果刀”“雕刻刀”，它顯示了人類利用工具適應多樣化生存需求的能力。

　　龍王辿遺址的發現，展示了黃河中游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先民的生活場景以及延安遠古的地理環境。龍王辿遺址的石制品，除了打制石器、細石器、細石核、細石葉和磨制石器外，還包括大量的石塊、斷塊、廢片和碎屑。這些文物分別被保存在宜川縣博物館、延安博物館、陜西歷史博物館，觀眾來到陜西的這些博物館還可以看到更多的諸多歷史遺存。

　　在中國考古博物館“文明起源”展區，還能看到來自西安半坡遺址的“小口尖底陶瓶”、長武碾子坡遺址的“船形陶壺”、華陰橫陣遺址的“陶罐”、臨潼白家村出土的“圜底陶缽”等新石器時代多件陶器，它們和全國多地選送的同時期史前遺存交相輝映，共同譜寫了一曲和諧的華夏文明交響樂。它們的制作材質、外形設計、身上的紋飾，保留著祖先從游獵采集走向定居生活的生動印記。

　　青銅禮贊

　　西周工藝技術的杰出代表

　　在該館“宅茲中國”展區，展板上展示著寶雞“何尊”的拓片，其“宅茲中國”的銘文便出自這件重量級的文物，也是“中國”一詞的最早出處。何尊不僅見證了周成王的統治理念，也體現了西周時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自信。

　　在“宅茲中國”展區，較早時間展出的“鄧仲銅犧尊”尤為引人注目，它來自陜西張家坡墓地，該墓地屬于西周貴族井叔家族，是豐鎬遺址迄今所見最高等級的遺存。西周的王室貴族，肩負著組織祭祀祖先、擔任軍隊指揮官、負責管理土地、推廣和維護禮儀文化等職責。從該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工藝精湛，充分展現了西周時期的高超鑄造技藝和審美風格。

　　該館最近上新的帶銘文“井叔銅鐘”上記錄著“井叔”用以祭祀祖先、祈求子孫后代福壽昌寧的虔誠愿望。此外，還上新了一批和“鄧仲銅犧尊”一起出土的青銅器和玉器，如銅軏 、銅軸飾、青銅鼎、青銅方座簋、青銅簋、青銅鉞，以及鳥龍紋牌狀柄形飾玉龍、神人獸面形玉佩、西周串飾、玉琮等。其中，“銅軏”和“銅軸飾”作為車輛配件，以其精致的裝飾和設計，揭示了西周時期交通工具細節，不僅具有實用性，更在藝術性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是西周工藝技術的杰出代表，反映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貴族生活的奢華。

　　西周以青銅鼎與簋的數量區分貴族等級，鼎與簋不僅是日常用品，也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在該展區可以看到來自張家坡墓地的青銅鼎、青銅簋和青銅方座簋。其中青銅鼎身上的繁復紋飾體現了西周時期的禮儀文化，而具有莊重造型和精美紋飾的簋和方座簋，展示了西周貴族的飲食習慣，特別是簋上的大獸面紋和獸形耳，更是西周青銅器裝飾藝術的典型代表。與銅鐘相伴的，還有象征權力和地位的“青銅鉞”，“鉞”作為戰場上的武器，在它鋒利刃口和精美的紋飾上，仿佛可以看到西周軍事領袖的威嚴與榮耀。此外，來自張家坡墓地的“鳥龍紋牌狀柄形飾玉龍”和“神人獸面形玉佩”“玉琮”等珍貴的玉器，也吸引了較多攝影愛好者的目光。尤其是“神人獸面形玉佩”正面雕刻的人面形象，散發著神秘與威嚴的氣息。在展覽現場，觀眾可以觀察到，該玉佩上面的神人形象，頭戴平頂冠，雙耳下方裝飾有耳環狀物，顯得莊重而典雅。它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浮雕的梭形大眼，透露出一種深邃與警覺。蒜頭狀的鼻子與長方形的口部，其內精雕細琢地嵌入了上下各4顆牙齒，展現了一種生動的立體感。令人贊嘆的是，玉佩左右兩側的獠牙設計，上下各一對，以陽線花紋的形式巧妙地勾勒出神人獸面的威猛。雙頰、雙眼下方以及唇部上下的卷曲線條，為這件玉佩增添了一種動態之美，仿佛在低語訴說著那千年前的秘密。

　　和融萬方

　　漢唐社會繁榮和多元文化的融合見證

　　漢長安城遺址是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內容。置身展廳內，能看到來自陜西漢長安城遺址出土的陶倉、大泉五十、貨泉銅幣。其中，陶倉為歇山式倉頂，長方形倉體，正面有兩個窗口，質樸無華的陶土質感見證了漢代農業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糧食儲備的充足。作為糧食儲藏容器，陶倉不僅承載著漢代人民對豐衣足食生活的向往，也映射出統一大業下的社會穩定與民生關懷。

　　在“大國一統”展區，來自陜西漢宣帝杜陵1號陪葬坑出土的西漢金餅，表面光滑細膩，反射著溫潤的金色光澤，這些金餅反映了漢代的經濟實力和貨幣制度，體現了漢代社會的繁榮和穩定。葡萄紋與瑞獸紋結合的這種紋飾組合，自漢代沿著絲路之路傳入中原以來，一直是人們喜歡的傳統吉祥紋樣。在該館“和融萬方”展區，來自唐長安城大明宮三清殿的“葡萄瑞獸紋方磚”，以其獨特的紋飾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展示了唐代社會繁榮和多元文化的融合。

　　來自唐長安城遺址的兩只雙峰“唐三彩駱駝”，色彩明亮，肌肉飽滿，西側駱駝頭顱高昂，神態自若，似在閉目養神，東側駱駝睜眼張嘴，氣宇軒昂。栩栩如生的兩只雙峰三彩駱駝，仿佛在向觀眾講述西域路上駝鈴陣陣的絲路故事。絲路不僅帶來了葡萄、石榴、胡琴、香料等豐饒物質，還帶來了豐富的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在該展區，可以看到來自唐長安城大明宮太液池遺址出土的“唐代石獅子蓮花望柱”、西安未央區中查村出土的“北周菩薩立像”和西安唐墓出土的“唐版雕梵文陀羅尼經”等文物。其中，“唐版雕梵文陀羅尼經”印畫在一長方形單頁紙上，出土時卷成細筒放置于一小銅管內，是唐代書法和印刷技術的展現，其中心方框外和印刷邊框線之間為雕版印刷的梵文陀羅尼經文，在印刷外框外繪有墨線印契、法器和花朵等內容。

　　這些文物不僅展示了唐代的藝術成就，也體現了在漢長安城的基礎上，唐長安城在文化交融與宗教傳播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絲綢之路的延續與發展，讓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璀璨的文明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