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衡水：一起個人借款被定為“職務侵占”為何不被“追責”

本網11月12日衡水訊（記者岑峻嶺報道）“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意為：官吏不廉潔、判案不公正，治理形勢就會衰敗，國家就不能長治久安。這是國家領導人在十八大五中全會上的用典，警醒每一位共產黨員“為政之要在于廉政，廉潔之本在于自律”， 他還以“貪如火，不遏則自焚；欲如水，不遏則自溺”“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等等典故，提出過同樣峻切的警思。他還說：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些帝國的崩潰、王朝的覆滅、執政黨的下臺，無不與其當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踐德有關，無不與其當權者作風不正、腐敗盛行、喪失人心有關。所以，官德興，政權安；官德毀，政權亂。

然而，衡水飲食服務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長高蘭起，卻被公司經理張某東伙同衡水市桃城區檢方辦案人員，使用公權力介入民營企業、政商勾結，將一起涉案18萬元的個人之間的借款，定為“職務侵占”，致使高蘭起被判刑4年。如此辦案行為，與領導人的指示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的！黨中央對此多次三令五申，豈能置若罔聞、頂風違紀？豈能把公權力變成牟取個人或利益集團“小圈子”私利的工具？

【法律之恥】指控無事實依據被判4年因羈押4年

據了解，衡水檢方指控稱：衡水市飲食服務總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過程中，于2001年9月進行清產核資，時任公司經理的高蘭起，指派下屬將應付給河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款，以該公司標的數額5095871.69元進行申報評估。該起訴經一審、二審及再審程序，最終以飲食服務總公司給付省二建公司工程款1736920元和解，訴訟期間的費用為527909.98元，被隱瞞的國有資產數額為2831041.71元。高蘭起在改制后的公司中占50.34%的股份，其個人侵吞國有資產1425146.40元。

一、高蘭起在擔任飲食服務總公司經理期間，于1994年與孫某國個體經營的衡水廣發工貿公司聯營搞土方工程，飲食公司出資50萬元。后廣發公司陸續還款14萬元，余款36萬元于2002年2月經批準核銷。高蘭起多次向孫某國之弟孫某才催要，2005年10月左右，高蘭起以借為名從孫某才處要回廣發公司的欠款18萬元。

二、2006年11月，高蘭起將其公司開發的一套價值210600元的商住樓據為己有、并讓其胞弟使用。

三、2002年6月，飲食服務公司改制時、高蘭起從劉某立處借款75萬元用于其在改制后公司的出資、高蘭起在陸續還款30萬元后，劉某立為感謝高蘭起在其承包經營衡水市飲食服務總公司下屬的新華摩托車商場過程中的支持和幫助、將剩余的45萬元送給了高蘭起。

一審認為：檢方對高蘭起在飲食公司改制過程中以虛增債務的手段隱瞞、侵吞國有資產構成貪污罪的指控，經查飲食公司在改制上報債務時，省二建公司起訴該公司的訴訟標的是上報的唯一依據，飲食公司與省二建公司工程款糾紛一案最終結果確定時，改制已經結束，對省二建這筆債務的具體數額不用再進行帳目調整，符合衡水市財政局相關文件的內容；對高蘭起犯職務侵占罪的指控，經查所提交的證據不能充分證明高蘭起利用職權將公司的商住樓一套占為已有；對高蘭起犯受賄罪的指控，經查無充分的證據證明劉某立承包經營摩托車商場期間受到高蘭起的特殊照顧，二人也無事后給付財物的約定，且無充分證據證明高蘭起主觀上有利用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賄略的故意。綜上，檢方對上述指控不能成立。

高蘭起稱：檢方以貪污罪、受賄罪、職務侵占罪起訴，經過一次撤訴、兩次起訴、三次抗訴、兩次發還、五次審理、五次判決，歷時八年。最終法院認定我不構成貪污罪、受賄罪。一審認定我構成職務侵占罪并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法官在明知檢方證據是通過非法逼供所得的情況下，依然予以采信，明顯知法犯法。最終二審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也僅是因為我已經被關押了四年，意圖通過此種形式“實報實銷”。

【顛倒事實】沒有非法占有的“行為”何來犯罪？

高蘭起的辯護人認為：檢方認定高蘭起符合貪污罪、受賄罪的主體，主要依據的是兩份高蘭起身份的證明:一份為“衡水市組織部檔案信息管理科”2007年7月6日的說明，稱高蘭起改制后“自然免職，保留副縣級待遇”；一份為“衡水市商務局”2007年7月23日的說明，談到“原企業法人地位撤銷，原公司的所有職工由改制后公司承接”。因此，高蘭起在2002年國企改制后，已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由“企業人”變成“市場人”，如果這些職工包括高蘭起在內還是國企職工，那么國企就要向這些人提供就業保障，提供法律規定的各種福利及保險。但高蘭起的工資由改制后的企業發放，社會保險是自己和改制后的企業繳納，既沒有享受過什么副縣級待遇，更沒有擔任任何公職。沒有職權何來職務之便？檢方對高蘭起身份的界定實在是牽強。

檢方稱：在飲食服務總公司股份改制中，高蘭起通過隱瞞訴訟結果的手段，個人侵吞國有資產1425146.4元。辯護人認為該起抗訴不成立。

第一、高蘭起在主觀上沒有讓公司非法占有國有資產的故意，更沒有個人非法占有的故意。

高蘭起在供述中說過評估時申報債務就高不就低，別讓改制后的公司吃虧這類的話，但這不能表明他有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犯罪故意。他所說的不吃虧，即債權債務相抵后凈資產不能買虧了。在檢方移送的卷中高蘭起的供述都把這層意思說得很明白。作為一個改制企業的領導人，這種指導思想很正常，沒有什么罪過。因為改制是全員改制，改制后的員工、企業要生存、要發展，買虧了怎么辦？就是高蘭起個人想吃虧，其他職工干部也不答應。所以高蘭起的主觀上沒有犯罪的故意。

第二、在客觀上，高蘭起在申報時如實向有關部門披露了這是訴訟中的債務，沒有虛報債務，沒有非法占有的行為。訴訟結果比申報多出了2831041.71元是法律和政策的因素。

對省二建這筆工程款，審判、執行的結果確實比起訴額差了2831041.71元，改制后的公司在該筆債務中確實占了國家的便宜。但這不是高蘭起能預料、能決定的。與高蘭起的行為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不但沒有違法，沒有犯罪，而且連過錯都沒有。

誰能告訴高蘭起，不按這個數申報按什么數申報？高于5095871.69元申報憑什么？低于這個數申報憑什么？少申報，一審判決高出申報，虧損誰補，誰來負這個法律責任？所以按省二建的起訴數額申報沒有半點錯誤，不管誰指使這樣申報，誰主張這樣申報，高蘭起也好，張某東也好，吳某水也好，都沒錯!

辯護人還說：該案的一審是2001年11月作出的，判決結果是2486047.26元，一審起訴書指控“高蘭起指使吳某水不向評估機構提供真實情況，重新調整國有資產評估結果，仍堅持虛增債務……”這一指控顯然不實，不符合民事訴訟的規定。

該案的二審判決是2002年12月底作出的，結果仍然是240多萬，這是一個生效的判決，似乎應當申報調整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的改制文件均規定的是改制后企業對改制前的債權債務一并承接、盈虧自負。也就是說，接債權，會出現死帳，造成虧損；接債務，可能會造成盈余也可能造成虧損，但不管是虧是盈都由改制后的企業承擔。

至今為止，檢方均未能提供出省二建工程款280余萬元記入哪個會計科目，如何分到高蘭起名下，高蘭起又是如何侵吞這1425146.4元的證據，我們不知道檢方根據什么來指控！

【混淆概念】個人之間的借款豈能認定為“職務侵占”

辯護人認為：檢方指控高蘭起在2005年10月左右，以向孫某才借款為由，要回廣發公司欠款18萬元，并將此款據為己有，故而構成第二起貪污罪，辯護人認為本起指控存在著嚴重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不能成立。

第一、該筆債權核銷后，追索權屬于誰？是由原飲食服務總公司主管部門自行追索，還是委托他人追索，還是將追索權一并轉讓給改制后的公司，這在卷中無相關證據。

第二、如果此筆債權的追索權仍然屬于飲食服務總公司的主管部門追討，那么就與高蘭起毫無關系。因為高蘭起既非主管部門的人，也未受有關部門的委托、指派。他無權代表國有公司追索此債，如果他冒充國有公司追索此債即使構成詐騙罪也不構成貪污罪。

如果該筆債權已轉讓給了改制后的飲食服務公司，那么高蘭起應代表改制后的公司向孫某國追索，而不應該向孫某才索要，孫某國的債務并未轉移給孫某才。檢方說此筆債不屬于改制后的公司，那么該筆款為什么記入改制后的公司？又如何解釋？

第三、這18萬元至今沒有在孫某才與廣發公司(孫某國)之間發生過轉移。

根據我國民事法律的相關規定，債務轉移需要經過原債務人、新債務人、債權人三方協商一致才可轉移。否則誰知道孫某才的借款會變更孫某國的還款呢？假定孫某才替哥哥還賬是真話，那么也需要有個轉移手續，他孫氏兄弟根據什么說高蘭起借的18萬就是還公司的錢呢？他們不問問全體股東或董事會同意么。檢方強調這筆款高蘭起收回后據為己有，先要弄清楚這筆款是向誰收的。檢方的指控屬無根據的“嫁接”。

第四、 這18萬元應當是高蘭起向孫某才借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孫某才在法律上是獨立的民事主體，這18萬元不管因為什么借，高蘭起永遠都是孫某才的債務人，其性質永遠都是個人之間的借貸。在庭審中辯護人也提供了孫某才的證言，孫某才證實，這筆款是高蘭起個人借的，而且已經還了兩萬，有孫某才提供的收條為證。此次抗訴中又提供了孫某才的證言，足以證實該18萬元與國有資產無關，與孫某國無關，更沒有據為己有之故意。

【專家說法】“刀把子”的“過失”必須依法追責

高蘭起介紹說：檢方指控我犯貪污罪、受賄罪，純屬栽贓陷害。起因是桃城檢方的有關辦案人員為幫助公司經理張某東霸占公司，牟取利益，官商勾結，利用職務之便，公權力介入民營企業，不擇手段地將一起明顯的個人借款定為“職務侵占”攻擊我、誣陷我，從而達到霸占公司的目的。

檢方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有違法事實的情況下，利用刑事手段，先抓人；利用非法手段，后湊證據。一審認定案件的主要證據系非法逼供取得。

開始，孫某才明明已經做了證明。說的很清楚是我們戰友之間的私人借貸，并已還兩萬， 同時出示了收條。與他哥哥孫某國欠公司的錢沒有關系。為了逼取讓我有罪的證據，他們又把孫某國在檢察院關了一天一宿。同時，把孫某才傳到華澳大酒店威逼利誘，脅迫孫某才按照辦案人員的意思，又重新做了是替孫某國還公司欠款的偽證。有孫某才的親筆證明為證。

2007年7月18日，在軍分區招待所的一個房間里，檢方馮某奇、陳某濤已經給我做了筆錄。事后又說我不老實，給我換個地方，就把我拉到了桃城檢方，把我銬在老虎凳上連續審訊了兩天一宿，硬逼著我承認是要回了公司的欠款。我不從，他們就把我關進了深縣看守所。后來，在對我九個半月的偵查期間，他們又增加了趙某軍，李某前等六、七個辦案人員，常常采用打罵、虐待、威脅、恐嚇、誘導、欺騙、凍、餓、烤、熬等各種非法手段對我逼供。為了整我，給我更名改姓，六次換了兩個省，四個地區的五個看守所。到了外地，不給我送衣服和生活費，使我有病不能治，冬天穿單衣，經常餓肚子，受盡折磨和凌辱。每次審訊都把我帶出看守所，經常連續審訊48小時以上，硬逼著我在他們事先準備好的筆錄上簽字，如有不從，不是打罵，就是烤熬，不讓吃飯，不讓喝水，不讓吃藥，如還不服就讓我站著進來，躺著出去。還經常用把我兒子，老婆，親戚朋友都抓起來威脅我，強迫我證實自己有罪。訴訟時，只向法庭提交非法逼供取得的對我不利的證據。一審、二審均采信檢方提交的偽證，對我提交的關鍵證據不予采信……

針對此案，記者電話采訪了最高檢《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治環境》的作者李某龍教授，他聽了記者對高蘭起案情的描述后說：這是一起民營企業內部發生爭議后公權力的不當介入而產生的案件；也是公權力對民營企業濫用職權故意“制造”的錯案；更是公權力對民營企業家濫用刑事手段產生的假案；這是現實生活中某些“刀把子” 違法亂紀、濫用職權、目無法紀的官員，大張旗鼓干預企業糾紛的案件。近年來，盡管那種動輒指著企業家鼻子說“我們隨便找個罪名分分鐘就能收拾你、搞垮你”的囂張氣焰的嘴臉少了，但也有一些人，他們還沉醉在自己權力的“迷夢”中，還堅信自己的無所不能，還堅信能用他們口袋里的“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等任何一件“兇器”分分鐘制住一個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甚至對已經含冤受屈的民營企業家發出直接威脅，如同高蘭起案目前的現狀就是如此。

李教授還說：一旦民營企業家本人牽涉到什么案件，無論最終案件結果如何？都不可避免地會對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團隊產生負面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損失。例如高蘭起一案，因為河北桃城檢方在此案中的“過失”，造成高蘭起身心俱疲、家庭破碎……這與李總理三令五申要“要給企業家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保護產權必須堅定不移，對侵權行為要依法懲處，對假、錯案要有錯必糾，讓企業家安心搞經營、放心辦企業”的指示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河北司法部門應該立即做到“有錯必糾”！嚴懲馮某奇、陳某濤、趙某軍、李某前、張某書等人在此案中涉嫌知法犯法、徇私枉法、濫用職權罪；嚴懲張某東、吳某水等人對高蘭起的誣告陷害罪！

關于此案的最終處理結果到底如何？記者將長期關注，作后續跟蹤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