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丁

西安博物院舉辦的“探長安——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30年考古成果展”眾多珍貴文物齊聚一堂，不僅有罕見的元青花、透影杯等瑰寶，還有一些來自普通墓葬卻蘊含重要藝術和科學價值的文物，其中唐韋萬夫婦墓出土的三彩杯尤為引人注目，該杯以其復雜的制作工藝和精美的外觀，令觀眾喜愛。

工藝復雜吸引眼球

在西安博物院展廳內柔和的燈光下，一件造型獨特的三彩杯身上“繁復”的紋飾，吸引了較多觀眾圍著它進行拍照。它整體呈半球體，口部四曲內收，宛如盛開的海棠花，兩耳外折，與杯口渾然一體，耳面四孔，外側有七個尖狀凸棱，外壁模印樹葉紋，似乎連葉脈紋路都清晰可見。色彩上，外壁、雙耳及杯口施黃釉，內壁則巧妙地運用了黃、綠、白三色釉，對比鮮明。

唐韋萬夫婦墓出土三彩杯

展牌標識它出土于西安市雁塔區繆家寨唐韋萬夫婦墓。據發掘報告顯示，這件三彩杯制作工藝比較復雜，同類完整器除此件外，僅在鞏義芝田中出土1件，是比較少見的器物。這種杯的模具見于鞏義黃冶窯，屬杯體與雙耳分體模制。這件三彩杯，其復雜的制作工藝為這類器物的制作和流通提供了年代標尺。

三彩杯正面和背面

展廳中，與三彩杯并肩而立的是一件同樣出土于唐韋萬夫婦墓的三彩香爐，以其綠釉斑駁的外表和腹部鼓起的形態，同樣吸引著觀眾眼球。綠釉在歲月的洗禮下顯得斑駁陸離，仿佛是大自然親手點綴的時間印記，讓香爐的每一寸都散發著歷史的厚重感。

三彩香爐

香爐的腹部圓潤而鼓起，顯得沉穩而莊重，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那三只獸蹄形足，五爪穩穩地支撐著香爐的身體，這些細節承載了唐代工匠對于形態美的獨特理解和追求，不僅賦予了香爐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感，也透露出一種靈動而神秘的氣息，似乎在訴說著一個關于力量、美學的故事。

器主曾任郊社“齋郎”

這些精美的器物，不僅讓觀眾對唐代的陶瓷藝術贊嘆不已，更激發了人們對這些器物主人的好奇。據唐韋萬夫婦墓發掘領隊，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郭永淇介紹，正因為韋萬夫婦墓出土器物年代明確、工藝精美，故而被選參加“30年考古成果展”。

郭永淇介紹，韋萬夫婦墓屬于配合工程基建隨工清理時發現，作為發掘領隊，他承擔規劃、指揮、安全管理、團隊協調和文物保護等多重角色。他回憶該墓發掘時，隨著探鏟緩緩深入地下，土樣不斷提取，發現該墓保存很完整，沒有遭受破壞，出土器物豐富，特別是出土了帶有身份信息的墓志紀年，明確記錄了墓主韋萬及其夫人薛氏的相關信息，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內容。

唐韋萬夫婦墓出土墓志蓋拓片

據墓志記載，墓主人叫韋萬，字崇節，京兆杜陵人，出身于京兆韋氏逍遙公房，曾擔任神岳齋郎和武騎尉。韋萬的高祖韋夐，曾祖韋世約，祖父克己，父親遙光，均在各自的時代擔任過重要官職。韋萬自幼聰惠，風儀朗秀，16歲時被選為“齋郎”，后因表現出色，被加封為武騎尉。然而，韋萬英年早逝，僅18歲便因病去世，令人唏噓。

墓志中提到的“齋郎”，是唐代貴族子弟門蔭入仕的重要途徑，即從品級較高的官員子弟中選取，考滿后可釋褐做官。齋郎分太廟齋郎和郊社齋郎，選取時有嚴格的要求，必須是六品以上清官的孩子，“凡齋郎，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并清官子為之，六考而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為之，八考而滿。皆讀兩經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

據郭永淇考證“則天證圣元年，將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為神岳”可知，韋萬被選為齋郎時應按郊社的條件，他16歲恰在15至25歲之間。后韋萬任武騎尉，視從七品上，因韋萬英年早逝，故雖出身名門，所任官職卻不高。

唐韋萬夫婦墓出土墓志文拓片

“當時發掘時，發現了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郭永淇表示，該墓葬采用品官墓中不常見的豎井斜坡式墓道。一般認為，“豎井墓道是唐代庶人墓常用的形式，大約從開元之際出現在品官墓中。而韋萬為從七品上的武騎尉，其夫妻合葬墓于神龍初年就使用豎井斜坡墓道，這種現象在當時的品官墓中比較少見。”

郭永淇通過對比，發現該墓與西安西郊棗園M12、陜西鳳翔豆腐村BT2M2形制相似，他分析韋萬夫婦合葬墓下葬年代為神龍二年（706年），正是唐中宗復位后的第二年。

揭示主人生活細節

除了展覽中展出的三彩杯和三彩爐，韋萬夫婦墓還出土了眾多文物，如鎮墓獸、瑞獸葡萄鏡、銅釵、貝殼、陶硯、陶俑、陶動物、陶罐等，其中有兩面銅鏡令郭永淇印象深刻。

出土陶俑

“當時在墓室內發現了兩具已朽的木棺痕跡，其中東棺尺寸較大，出土器物豐富，有銀盒、三彩盒等10件器物。西棺尺寸較小，出土器物較少，僅銅釵、銅鏡、貝殼各1件。兩棺內，都發現有一面銅鏡，兩件銅鏡皆放置于墓主頭部附近。”郭永淇介紹。

郭永淇對兩面銅鏡的大小和重量進行對比后發現，兩件銅鏡雖均為瑞獸葡萄鏡，但差異明顯。“一面小巧精致，鏡背葡萄藤間有四只瑞獸嬉戲，周圍環繞著八串葡萄，顯得生動可愛。另一面則更為大氣，直徑更大，瑞獸間有七串葡萄，外圈還有飛鳥和蜻蜓，邊緣裝飾著云朵般的小花，顯得華麗而精致。綜合推測，東棺所葬應為韋萬，西棺所葬為其夫人薛氏。”

出土銅鏡

他分析“墓葬中出土的瑞獸葡萄鏡，其時代特征差異明顯，恰與韋萬夫婦二人卒葬時間相差10年基本吻合。這一細節不僅為研究唐代銅鏡制作提供了技術發展和風格變化的線索，也反映了長安地區唐墓在中宗復位初期的顯著變化。”

此外，在該墓中發現了圓形銀盒，銀盒表面鏨刻著精美的禽鳥與萱草圖案，流云其間，如同一幅生動的畫卷。這種圖案結構與凱波長尾鳥萱草紋銀盒十分相似，而魚子紋的襯底裝飾工藝，也在韋美美墓（733 年）出土的鴛鴦紋圓形與蛤形銀盒中得以窺見。這些銀盒的流行，見證了8世紀中葉之前唐代金銀工藝的繁榮與發展。

出土銀盒的正面、側面、背面圖

郭永淇提到，除了采用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來研究文物本身，還會采用科技手段來分析文物附帶的歷史信息。比如在銀盒內部就有了驚喜發現，“經科技檢測分析揭示出，銀盒內殘留物竟是古代醫藥、化妝品的遺存。”這些細微的殘留物，穿越了千年的時光，向觀眾展示了韋萬夫婦生前的生活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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