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丁

一些看似普通甚至“破碎”的文物，其背后也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故事。在西安博物院舉辦的“探長安——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30年考古成果展”中，來自趙氏家族墓地的3件器物，如同打開一扇通往元代歷史的大門讓觀眾得以窺見那個時代的風貌。

刷新出土瓷器記錄

此次展出的展品中，來自趙氏家族墓地的器物有3件，其中天藍釉碗和青釉碗雖歷經(jīng)歲月的洗禮，仍保持著較為完整的形態(tài)；還有一件藍釉盤，盡管看似滿身傷痕，卻在修復(fù)師的巧手下重獲新生。

“修復(fù)的意義不僅在于恢復(fù)文物的外觀，更在于傳承傳統(tǒng)技藝”。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朱連華，是趙氏家族墓的發(fā)掘領(lǐng)隊，他在采訪中提到，趙氏家族墓位于西安曲江新區(qū)雁展路南側(cè)，最初以為只是明清時期的普通墓葬，后來發(fā)現(xiàn)了白瓷、青瓷，甚至還有三彩器、壁畫。

“誰也沒想到，發(fā)掘到最后，這處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僅瓷器就有來自南方的湖田窯、龍泉窯，來自北方的鈞窯、霍州窯和陜西本地的耀州窯等多個窯，這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陜西元墓出土瓷器數(shù)量最多、窯口最豐富的一批。”可以說，刷新上世紀50年代以來陜西元墓出土瓷器的記錄，墓志和買地券的年代界定，更使得這批瓷器具有了較為精確的標型器意義。

這其中也有不少保存不太好，甚至破損嚴重的瓷器，修復(fù)它們倒像是在發(fā)現(xiàn)一段段被時光掩埋的故事。“修復(fù)工作本身是一個漫長且復(fù)雜的過程，將混雜有多件器物的千塊碎片從發(fā)掘現(xiàn)場挑選出來，分類、清潔、晾曬并復(fù)原到原位，粘接固定，這個過程持續(xù)了一年多。”談到當時的修復(fù)，朱連華眼中泛起光芒。

“比如，展出的這件雙魚紋盤，出土時呈破碎狀態(tài)，邊緣釉色附著性較差，甚至有剝落現(xiàn)象。但它的紋飾和色澤很漂亮，很具有代表性，特別是它盤底的雙魚圖案很生動，這種形象在宋元時期的瓷器上很流行，寓意美好。”

當被問到為啥選這3件器物參展時，朱連華介紹，從趙氏家族墓中選出的這3件瓷器，有青釉、藍釉等不同顏色和類型的瓷器，這在關(guān)中地區(qū)的元代墓葬中并不罕見，且有一定規(guī)律性，代表趙氏家族瓷器中的精品，或者是最能體現(xiàn)當時瓷器制作技藝和審美風格的器物。

除了展出的這3件瓷器，趙氏家族墓還出土了梅瓶、玉壺春瓶、碗、盞、盤等30余件瓷器，有茶器、酒器等，這其中大部分是實用器物，而且使用痕跡很明顯。

“貫魚葬”布局較少見

“這幾件瓷器本身，相比其他具有唯一性、罕見、獨特性的器物相比，可能普通一些，但‘器以主為貴’，這些器物的主人可不一般。隨著發(fā)掘的深入，發(fā)掘團隊發(fā)現(xiàn)，這處墓葬不止是家族墓這么簡單。”朱連華回憶，它的葬式也很特別，是呈南北兩行，由西北至東南依次排列的一組共9座墓葬，與史書中記載的“貫魚葬”十分相似，這是文獻中記載的特殊葬法，在陜西元墓中發(fā)現(xiàn)較為少見。

“貫魚葬”也稱昭穆葬，是一種流行于黃河流域的家族墓地排列方式。這種葬法的名稱來源于《重校正地理新書》中的描述，該書記述了家族墓地排列的8種方法之一。

這種葬法的特點是，在家族墓地中先葬者位于左側(cè)，后葬者位于右側(cè)，形似貫魚之形。在北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官方修成的地理書《地理新書》中，反映的五音姓利說，即根據(jù)金、木、水、火、土五行和宮、商、角、徵、羽五音來確定墓地的方位和排列方式，“貫魚葬”與五音姓利說思想有關(guān)。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劉未曾撰文認為，五音墓地的昭穆貫魚葬排列是以墓園為單元，49穴方格網(wǎng)是規(guī)劃墓地的基本依據(jù)。在北宋皇陵、南宋皇陵、河南安陽韓琦家族墓地等宋元時期五音墓地的考古實例中，說明昭穆葬與貫魚葬新作一墳的方位，看起來不同但又整體上屬于同一原則，都是將新墓園安排到舊墓園的左前方，形成雁翅狀斜向排列。趙氏家族墓的排列正是采用這種特殊葬法。

朱連華推測，宋代常見的五音墓地埋葬在元代得到了延續(xù)，即使在元朝這個由蒙古族建立的朝代，漢文化依然有很深的影響，尤其是在陜西這樣的漢族文化核心區(qū)域。

不僅如此，趙氏家族墓是繼2009年發(fā)掘的元劉黑馬家族墓之后，陜西地區(qū)元代家族墓地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是陜西目前僅有兩處保存完整的元代家族墓之一。而且從趙氏家族墓地西北部的M45到東南，時代逐漸推移，墓地起用于元世祖至元四年，按照排列順序推測，這里安葬趙氏一家4至5代，延續(xù)時間基本貫通整個元代。

七百多年的“土地證”

在趙氏家族墓地西北部的M45號墓中，朱連華的發(fā)掘團隊還找到一件朱書“買地券”，相當于今天的“土地證”。

“買地券”的歷史可追溯至漢代，這種形似契約的文書，主要功能是象征性地為死者在陰間購置土地，以確保其在來世的居住權(quán)。“買地券”通常詳細記錄土地的位置、范圍、價格、買賣雙方等信息，反映古人對死后世界的想象和對親人的紀念。

“買地券”包括鉛、玉、磚、石、鐵、瓦、木、紙等眾多材質(zhì)，趙氏家族M45出土的“買地券”為磚質(zhì)，雖經(jīng)歲月侵蝕文字漫漶不清，但依然可以大致識讀出墓主人為諸路質(zhì)子千戶趙伯杰，他葬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

而在墓地中部的M44號墓，則出土一合墓志，上面銘刻著“元故興平尉趙公墓銘”。據(jù)墓志記載，墓主名趙鎬，為興平縣尉，卒于延祐庚申夏（1320年），其祖父趙伯杰，父趙仲榮，子趙睿。

除“買地券”外，該家族9座墓共出土500余件（組）各類型的隨葬器物。其中以陶明器為大宗，主要包括仿古陶禮器、日用生活明器和陶俑3大類，它們?nèi)缤畹目s影，展現(xiàn)元代生活風貌。

作為元代西安城中趙氏一族家族興衰史的見證，成為研究元代關(guān)中地區(qū)中下層官吏階層的思想文化與喪葬習俗的可靠實物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