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還是北上？由此看出張國燾和毛澤東之間的巨大差距

曾幾何時，“草地分兵”始終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軍史話題，無論是老一輩革命家還是后來的軍事專家們，都極力回避這一歷史事件。

不是說“草地分兵”這一紅軍鮮有的內部矛盾事件有多尷尬，而是這一事件在當時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數萬紅軍將士為此無端喪失了生命。哪怕時過數十年，每當提及“草地分兵”時，人們的眼里仍會流淚，心里仍會滴血！

但是，正視歷史方能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正視“草地分兵”方能讓黨和人民軍隊以及全國人民思考未來，選擇正確的道路繼續前進！正視“草地分兵”才能讓后人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主席的偉大與正確！

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經過千難萬險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張國燾最初對紅軍的會師很重視，早在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時期，張國燾與黨中央的電報便往來頻繁，多次在電報中表達了期盼與中央紅軍盡快會師的愿望。為此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的若干會議上一再強調：

一，紅四方面軍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牽制威脅中央紅軍的國民黨軍隊，為中央紅軍北上會師掃清道路。

二，紅四方面軍所有部隊要克服困難，積極籌糧籌款，準備好各種生活用品、戰略物資，接濟即將遠道而來的中央紅軍。

不得不說，這一時期的張國燾對兩軍的會師充滿了期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由于紅四方面軍前期做足了準備，所以遠道而來極為疲憊的紅一方面軍得到了很好接濟。

但此時張國燾面對遠道而來的中央紅軍卻很是失望。因為當時國民黨封鎖消息，張國燾對中央紅軍的現狀并不太了解，他以為堂堂中央紅軍一定兵強馬壯。但此時衣衫襤褸缺槍少炮的中央紅軍實際上只剩下不到2萬人。

而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卻有8萬之眾，看到中央紅軍如今如此弱小，張的野心便開始膨脹了。在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一方面以加強領導班子、統一紅軍指揮權為借口，大肆向黨中央要權；一方面又強調各種困難，對中央作出的“奪取松潘，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各種刁難、消極對待。

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顧全大局，為了紅一、紅四方面軍的團結一再作出讓步，周恩來甚至讓出了紅軍總政委的職務。

張國燾當上紅軍總政委后，才極不情愿地執行軍委為補救延誤戰機而發布的松潘戰役第二步計劃，率領四方面軍北上向毛兒蓋集中。

到了毛兒蓋后，他又一次撂挑子不走了，繼續向中央討價還價，為紅四方面軍的將領干部要官要職。

同時，張國燾對遵義會議的決議指手畫腳，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及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紅軍因此錯失了發起松潘戰役的良機，反而招來各路敵軍的圍攻，形勢萬分危急。

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為了紅一、紅四方面軍能夠共同北上，在沙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沙窩會議上，毛澤東主席含蓄地批評了張國燾的南下和西進戰略，闡明了紅軍只有北上抗日唯一道路的理由。

沙窩會議，為了團結張國燾本人和紅四方面軍將士，中共中央增選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為中央候補委員；陳昌浩和周純全進政治局，陳為委員，周為候補委員。

沙窩會議后，紅一、四方面軍混編成左右兩路大軍開始北上。但張國燾從內心深處根本就不贊成紅軍北上。

張國燾認為，甘、陜、內蒙地處大西北，地瘠民貧，人煙稀少，紅軍北上完全沒有出路。他內心所向是富得流油的川西平原。

張國燾領導紅四方面軍在川陜革命根據地同川軍作戰多年，特別是反六路圍剿的勝利，讓張國燾誤以為川軍不堪一擊，他認為只要拿下川西平原，建立根據地，紅軍便會有很好的發展空間。

所以到了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終于露出了狐貍尾巴。在卓木雕干部會議上公然宣布“不再承認原有中央，另行成立臨時中央”，張自封為“臨時中央書記”，并電令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部隊南下，向川西進軍。

毛澤東主席對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行為痛心疾首，更讓他擔憂的是紅四方面軍的前途與命運。他對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斷言：紅四方面軍想打到成都吃大米，已經觸及了川軍軍閥的切身利益，此去必敗！

毛澤東主席繼續分析：即使紅四方面軍能夠占領成都，也絕不能順利創建根據地。因為蔣介石的中央軍會借此機會大舉進入四川。川西平原一馬平川，根本就不適合運動戰和游擊戰的發揮。加之紅軍裝備差，又無群眾基礎，如何能與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抗衡，所以終究還是會失敗！

事實再一次證明了毛主席超越常人的判斷力！1935年11月13日，紅四方面軍經過一路長途奔襲，終于發起了進軍川西平原的百丈關戰役。

在百丈關，英勇的紅四方面軍將士遭到了川軍全部主力及薛岳中央軍前所未有的抵抗，奮戰七天七夜，傷亡萬余而未能取得戰役勝利。

張國燾經營川西的夢想遭遇破產，在各方壓力下不得不取消“偽中央”，再次率部北上。

南下還是北上，至此便可看出張國燾同毛澤東主席之間的巨大差距。張國燾和毛主席，兩人都是書生出身，都沒有學過軍事。但在此之前，毛澤東主席領導了秋收起義，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展了中央蘇區，壯大了中央紅軍。

而張國燾參與創建了鄂豫皖、川陜革命根據地，他所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兵力一度達到10萬，即使兩軍會師時仍有8萬精兵。要說張國燾沒能力，真還說不過去。

但張國燾相較于毛澤東主席，無論政治眼光還是戰略眼光，都差得不是一點半點。在紅軍弱小的當年，唯有打出北上抗日的口號，到接近日軍的西北地方宣傳抗日，才能獲得人民大眾和各黨派各中間勢力的廣泛同情與支持，才有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和空間。

事實已經證明，北上就是條活路，最終成就了新中國的誕生。而張國燾的南下的確是條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