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張家灣、后有北京城！史上的京城國際交往中心

從古至今，貨物的流通促進經濟繁榮，而運輸則是先決的條件。古代漕運是重要運輸途徑，史上北京城的張家灣古鎮，曾號稱京東第一大碼頭，漕運碼頭不僅推動了城市發展，同時還是北京城史上的國際交往中心。之所以，民諺流傳“先有張家灣、后有北京城”的說法！

“先有張家灣，后有北京城”，張家灣憑什么竟如此重要？

詩云：“張灣千載運河頭，古壘臨漕勝跡稠”，京東第一大碼頭昔日究竟有著怎樣的“高光時刻”？讓我們沿著北京城“大運河”的歷史脈絡，一起來探究這個漕運古鎮張家灣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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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品城磚證明張家灣燒磚歷史

“潞水東灣四十程，煙光無數紫云生。”明代詩人曹代蕭曾這樣形容張家灣的熱鬧繁盛。張家灣為何能如此熱鬧繁盛，要從大運河說起。俗話講，北京城是“漂來的”，說的是河中南來北往的船只，運送大量物資，建起了北京城。

這些貨物的水運終點，正是位于京城通州區的張家灣古鎮。曾經，商賈云集、萬舟駢集，是一座南北經濟、文化交融的古鎮，有“京東第一大碼頭”的美稱。

光聽“張家灣”這個名字，便與水脫不了干系。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隨著人口大量聚集，駐軍和文武百官對糧食的需求急劇增加，朝廷遂開辟漕運，從南方運輸糧食到大都。

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當時的丞相伯顏采納海盜出身的朱清、張瑄的建議，用海運以解京師糧米之危，朱清、張瑄首次用60艘海船將4萬多石糧食海運抵達天津，后由天津駛入白河，也就是今天的北運河，逆流而上至通州里二泗，再陸運進大都城。傳說當年張瑄手握海運重權，為表忠心，他將族屬遷到此地居住，張家灣的名稱由此而來。

千年時光轉瞬，當年運河上的大碼頭變為如今的“通運橋及張家灣古城墻遺跡”。晌午日光下，河水悠悠流淌，古橋上安靜無人，唯有一道道車轍印昭示著曾經車馬匆忙的繁盛場景。

“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正是曾經的‘京東第一大碼頭’。北邊是張家灣城墻遺址，是明嘉靖四十三年修建的張家灣古城的南側城墻。城南原來是涼水河，元代是永定河的一個分支河流，距今已經有1000多年的歷史。”

古城墻下，蕭太后河邊，通運橋橋頭，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所教授陳喜波介紹，“明代，張家灣古城東邊是北運河和通惠河，涼水河過去從通運橋下流過，匯入北運河，當時南來漕運船只到了這里因水淺無法繼續航行，就卸貨裝車改為陸運。元、明、清三代，張家灣都是南北物資交流的集散地。所以民諺說‘沒有張家灣，漂不來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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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印記今猶在

走上通運古橋，一塊塊巨大條石錯落不平，如同這座古橋與古鎮所經歷的坎坷歲月。古橋原是一座木橋，在明萬歷三十三年，也就是在公元1605年改建為石橋，見證了當年張家灣舳艫千里、旌旗蔽空的繁華與興盛。

北京史地民俗學會理事任德永介紹，通運古橋的規格很高，由萬歷皇帝親自賜名，取“航運通暢”之意，細看來，橋上石頭顏色不一，“因為是各個年代的石頭補充進來的，清朝曾有一個舉人出資修建過，2022年也重新進行了修繕，橋上一共300多塊石料，其中有70多塊是新補的石料。”任德永說。

橋頭望去，橋面十分寬敞，每側有22根護欄望柱，柱上雕著神態各異的石獅，雄者蹬彩球，雌者戲幼獅。

“這座橋南北長約40米，東西寬10米。”任德永說，“欄板上都浮雕著蓮葉形寶瓶圖案，線刻葉脈紋理清晰流暢，具有豐富的藝術價值，體現了古代工匠們的高超技藝，最難得的是橋內外兩面都浮雕著這種寶瓶，讓橋上的人和橋下的來往客船能同時欣賞到，這在北京古橋里是十分罕見的。”

剛踏上古橋時，可以看到右側的第一段護欄不是平整的，一個凹下去的弧形清晰可見，任德永介紹，以前附近是大片的農田，村民們把這塊護欄當成了磨刀石，都在這里磨鐮刀，經年累月，便凹成了如今的形狀。

站在橋上俯瞰，還可以看到橋下四個角各趴著一只鎮水獸，這是北京城郊古代石橋中最大最妙的鎮水獸，但有的已經只剩下一半的身軀。任德永講起當地有關鎮水獸的有趣傳說，“說兩只鎮水獸去北邊的村子里吃莊稼去了，關羽的侍衛周倉看見了，扛著大刀，把其中一只劈得只剩下一半，另一只跑回來了。”

通運古橋呈三券聯拱式結構，中間橋洞最高，古代船只不需要免帆便可從橋下穿行而過。

任德永介紹，中間的橋洞下還嵌著一塊石碑，上面刻有“大明萬歷三十三年建清源陳進儒監造”的字樣，現在隱于水下，水干時才能見到。

漕運的印記不僅僅在古橋上。公元1293年，水利學家郭守敬主持開挖的通惠河于張家灣引入北運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通航，張家灣的漕運樞紐地位也愈加突出。“元末明初，張家灣形成了許多因漕運而興的村落，比如皇木廠村、磚廠村，就是當年皇家專門用來在此存儲木料、磚石的。

通運古橋東邊還有一個燒酒巷村，那里原先是船工們喝酒的地方。張家灣還有花板石廠以及鹽廠遺址，是明、清朝廷所設生產用于皇家建筑的花板石和儲存南方漕運來京城的海鹽的。”任德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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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灣古城曾是國際交往中心

“張灣千載運河頭，古壘臨漕勝跡稠”，通運古橋北側，便是張家灣城墻遺址。這是明嘉靖四十三年修建的張家灣古城的南側城墻，如今僅能見到復建的南城樓和殘存的一段城墻。走在古城墻下，一側是蕭太后河岸的綠樹依依，一側是古舊肅穆的灰色城墻磚石，歷史的厚重感與大運河的細膩風光交織。

“張家灣古城的建立也與漕運有關。明代為了緩解通州漕船聚集、搬卸糧食困難的問題，于公元1445年在張家灣建了糧倉儲藏漕糧，糧倉名為通濟倉。張家灣古城正是為了保衛漕河、糧倉，防備蒙古兵侵擾而搶筑的。”

這座歷經數百年滄桑的古城，建城時只用了三個月。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蒙古騎兵再度攻入京城近郊，由于京城附近缺少攻守兼備的屯兵地點，第二年春天，順天府尹劉畿開始修建張家灣城。建城所需木石來自營建宮殿的剩余材料及廢棄的道路橋梁。

建城后，張家灣不再是單一功能的轉運碼頭，來自各地的商人日漸聚集，商業日益昌盛，甚至成為國際交往的中心。據記載，城內還有山西會館是晉商所建，這些都體現著張家灣古城在歷史上是民族交融、商貿云集的重地。而此外，張家灣古城遺址西側的張家灣鎮立禪庵村東南角有一塊琉球國墓地遺址，便是中琉交往的見證。

“中國與琉球自明代就有交往，永樂年間國都遷到北京后，琉球國多次派遣貢使、官生沿京杭大運河北上，從北端的張家灣碼頭登岸進城，病故于此的琉球人便埋在了這里。”曹志義說，張家灣琉球國墓地共葬有貢使、官生、陳情使、都通官等14位琉球人，是史上全國琉球國墓地中葬者的最高等級。

最早葬于此且職位最高的是朝貢副使，正議大夫楊聯桂，他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十月在北京病故，“蒙恩選擇吉地”，就選中了中琉兩國交往的必經之途—張家灣厚葬。此外，張家灣古城中的廣福寺前身為元代的高麗寺，因其寺西為高麗人定居的高麗莊而得名，歷史上大小廟會曾盛極一時。

先有張家灣，后有北京城！大運河北首，長安街東端，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正在華麗蝶變，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目光。通州的“大運河”元素，蘊含著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蘊。展望新時代，作為城市副中心建設部分，張家灣正展現古韻新姿。

來源北京通州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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