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和學生笑談法學碩士、博士的前程，我的態度毫不含糊。

第一選擇當然是從政，當了官就有話語權，可以坐學術會議的主席臺，談幾點謙稱為個人意見的指示，臺下昔日的老師和同窗隆重地仰望著你，為你是專家型官員而自豪。學問跟著級別長，只要長到廳級以上，你就有學問，而且你的手下通常會感覺你的學問蓋過了當年的史尚寬先生。

第二選掙錢，當大律師，銀子多到懶得數，拿點出來設個研究基金或課題，你昔日的老師和同窗會按時拿出你要求的成果，在成果扉頁上鳴謝你這位學者型大律師。學術跟著銀子走，只要捐出一個億，你想要哪個法學院姓你的姓，隨你挑。

沒能耐從政和掙錢，只能選擇第三——去大學教書。混20年，當個名義上與副廳平起平坐、實際上常挨教務處小科長修理的教授不成問題。但這有點窩囊，不如費點勁，爭取當個看起來真有點副廳以上模樣，活得滋潤、活得牛氣的著名教授。人人都有成佛的慧根，當著名教授一靠努力，二靠方法。在確定了努力的方向以后，方法就是決定的因素，如果你定下著名教授的遠大志向，應該熟識以下三招：

第一招：搏命著書、絕不立說

講師、副教授、教授，一路晉升，全靠科研。“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的哲學觀點在中國已經發展為“數量就是質量”，因而什么事都以總量論英雄。沒有一大堆的書和文章，一般評不上教授；沒有一麻袋以上的書和文章，絕對不可能是著名教授。

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出盡可能多的書和文章，就能盡快當上教授； 當上了教授，就可以招腦瓜子靈活的研究生，抓他們來編更多的書和文章，形成良性循環。 快出、多出成果，除了需要一臺編輯功能強大的電腦以外，還得知道兩個秘訣。

一是在沒出名時舍得支付版面費、書號費。付了費沒人管你句子寫得通不通，就能變成鉛字，職稱文件規定：沒變成鉛字一律不算成果。一篇文章一千，十篇也就是一萬，如果職稱上一個檔次，也就是花費一年不到的新增的工資和津貼。第二年開始就凈賺，這個賬一定要會算。

二是堅持人云亦云原則，不想標新立異的事兒。古人著書是為了立言，今人著書是為了謀生，時代不同了，著書不一樣了。法學圈內聰明人不少，但沒有什么天才，天才都選有諾貝爾獎的專業。既然不是天才，就難以文思泉涌，弄出一麻袋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見解。在已經被翻掘了無數遍的法學田野上，刨出獨特的學術見解本就不容易，再要自圓其說，很耗費光陰。

學古人將著書和立說連在一起，你若信了，這輩子也就是一個資深講師。 再說，你說的與主流不同，著名的同行會很生氣，會說你錯、不懂、沒水平，在評審時給一個不合格，后果很嚴重。 人云亦云，同時在你的書和文章中多引用寫在世同行最好是著名同行的書和文章，容易形成良好的學術人脈。 著名的同行一高興，說不準給你的成果賜一篇悼詞般的序，你拿著去申報中青年法學家就很有底氣。

你實在忍不住想說點兒不同，也一定要注明是淺見或拋磚引玉。現在的年代，沒人在乎你說了什么，只在乎你說了沒有，只要法律書店到處是你主編的什么新論、什么論叢、什么大全，你不想著名都不行。

第二招：糊涂上課、煽情演講

鄭板橋 有一至理名言： “難得糊涂。 ”這四個字體現了東方哲學的最高的境界。 給本科生上課，將基本概念、基本知識、基本原理講得那么清楚，學生給打70分就算對得起你，簡單意味著沒有神秘感，沒有神秘感哪有崇拜可言？

在課堂上，不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到學生找不到北，不足以顯示學問的博大精深。你試著講講主觀說、客觀說、折中說，背誦幾段拉倫茨至少是謝在全的論述，再穿插幾段德國民法典立法時的花絮，看哪個學生的眼神不迷茫、不流露出崇敬？學生聽得云里霧里，就會到處顯擺聽過有學問的課，慢慢地你就聲名遠播。

將本科生當成研究生上課、將研究生當場本科生上課，這樣一換位，本科生崇拜你學富五車，研究生崇拜你記憶過人——他們已經忘光了的基礎知識你居然一清二楚。

如果有哪個論壇或沙龍請你當嘉賓，一定要去，不講條件——成了著名教授后才可以與邀請方討論出場費問題。 嘉賓通常要做或長或短的演講。 每一次演講都是積累知名度的機會，絕不能浪費在平淡無奇之中。

小小罵一下中國的現行體制或某一當局以顯示你的獨立和勇氣，大大翻一下“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之類的典故或傳說以顯示你的博學和信仰，狠狠批一下對著名的同行大不敬的持不同“學”見者以顯示你的忠誠和能力，這些能使你的演講跌宕起伏，煽起一片贊嘆之聲。能聲情并茂更好，沒這個能力，要敢于牽強附會、指鹿為馬、斷章取義。

哪怕是無中生有，只要你以一種斷然的口氣說“孟勤國主張農民有種地的義務”之類的，聽眾自然深信不疑。人氣是著名法學教授的魂魄，一定不能散了，要想法設法以不能流芳百世就爭遺臭萬年的心態積聚和保持人氣。

第三招：出國鍍金、進京揚名

在著名的同行心目中，中國法制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中國社會生活跟不上先進的外國法理的需要，因而中國法制的主要任務是以外國法理改造落后的社會生活。出國留學了，你就不再是落后的社會生活的一分子，就有權代表先進的外國法理，即便你贊同法律應適應實際生活需要，也不算是著名同行所斥責的受前蘇聯意識形態毒害的國情論，而屬于著名同行追捧的本土資源論。

當然，出國留學不能像張里安教授那樣在德國特里爾大學一待七八年，想“著名”的教授很多，在國外耽誤時間非常影響競爭力。出國留學的最佳時間是一年左右，前半年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后半年收拾行李準備回家。出國留學這個詞的重音在“留”而不在“學”，“留”就是溜達的意思。

學習外國法理是為了勸說中國的立法機關照搬外國的法律，知其然足矣，讀點外國法典、波斯納或梅迪庫斯的書的中譯本綽綽有余，沒有必要在外國傻啃外文書。外文書讀多了，萬一發現外國法理有個什么短處，有損外國法理的高大形象和普適性。

留學回來，不要再回原來的單位，一定要進北京城。首選北大、清華，這兩個學校王氣沖天，誰沾上了至少是半個王。進不了，進北京其他學校也行，哪怕這個學校只招三本。北京是首都，也是著名法學教授的唯一原產地。在北京，能經常出入國家立法機關、在央視頻道上《今日說法》、拿到國家級的重大攻關課題，隨便說個什么就上中央媒體弄得地球人都知道。好像有學者說過，外地放十炮不如北京放一槍，此言極為傳神。京城以外很少有“著名”的機會，就算偶爾“著名”了，也不能算是正宗，除非攀上京城某一著名同行的小圈子。

京城內外，學識標準有別，評價當然也不一樣。進了北京城，你可以信口開河，對著全國的電視觀眾發表“兩個股東如果有夫妻關系應視為一個股東”之類的驚世駭言，這屬于新銳觀點，正確性高于現行《公司法》，而同樣的事落在你進北京城之前，就屬于違背法律常識。

進了北京城，你有更多的機會謀一個中國法學會什么研究會的副會長，這也算是你這行的國家領導人了，如果謀上了可不得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勾兌你，求你在評審什么時高抬貴手。 肚子里的學問只有自己知道，身上的光環誰都能見到，光環越多、越耀眼，就越容易折服蕓蕓眾生。

不是所有的學生都相信上述三招，有大膽的學生質疑我怎么就不用這三招。我不能故作高尚說我不用這三招是因為不屑于“著名”或不屑于這樣“著名”，實在是我想“著名”的時候沒有人給我指點如何“著名”——已經“著名”的絕對不會將自己“著名”的經驗告訴別人，等到我琢磨出“著名”之道時我已經白發蒼蒼——身處人生下半場再想著“著名”實屬老不正經。

其實，成功者的經驗大多是靠不住的，什么上大學時拉小提琴的時間多于學習的時間之類，不過是炫耀聰明或掩飾陰暗，相信而且模仿這等成功經驗等于是找電線桿上小廣告上的游醫治病。 真正有用的常常是未成功者的人生體驗，因為內含的是長期的生活觀察和經驗教訓。當然，所謂有用，完全是在功利層面上的，如果加上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因素，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PS：文章不針對任何具體人，請勿對號入座。原文標題《如何成為著名的法學教授》，載于《法學家茶座》第2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113頁。 轉自法學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