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市政工程因關鍵人物離世演變為十年法律拉鋸戰：財務賬離奇消失、同一法院作出兩份矛盾判決、程序漏洞屢被縱容——當司法邏輯自相矛盾時，公信力便成了最昂貴的犧牲品。

一、案件回溯：一場跨越十年的“羅生門”案件背景：2007 年，沈陽市渾河景觀帶提升改造工程（大平臺二期工程）由吳某杰與李某平協議合作以江蘇中陽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江蘇中陽”）名義承接施工。期間以宋某楹負責的設計院銀行賬戶接受江蘇中陽的施工款，宋某楹去世后，其繼承人劉某蘭、李某旭、宋某文主張宋某楹為實際施工人，要求江蘇中陽支付工程款。吳某杰則主張其與案外人李某平為實際施工人，工程款應歸屬其所有。這本是一項普通的市政工程，但卻因宋某楹的去世演變成一場長達數年的法律拉鋸戰。案件的核心爭議極為簡單：誰才是真正的“實際施工人”？工程款該如何分配？根據現有材料，關鍵事實可概括為：吳某杰與李某平主張其掛靠江蘇中陽公司，通過合伙投標獲得工程，并墊資施工；宋某楹（已故）的繼承人則聲稱宋某楹是實際出資人，與吳某杰構成合伙關系，要求分得工程款；宋某楹的繼承人作為原告把吳某杰告上法院。該案經過渾南區法院（2017）遼 0112 民初632 號及沈陽市中院（2017）遼 01 民終 11540 號判決并已生效。時隔一年后，宋某楹的后人“換了個馬甲”變更案由在沈陽市大東區法院又對原訴訟標的問題進行重新立案，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未對該案件訴訟標的與渾南區法院（2017）遼 0112 民初 632 號案及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經終審生效的（2017）01 民終 11540 號案件的訴訟標的一致性進行審查，造成同一事實重復立案審判；原告再次立案后，沈陽市大東區法院一審及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及再審均認定“吳某杰與宋某楹存在事實合伙”，按出資比例分配工程款，但判決書對財務賬缺失、李某平被遺漏等問題卻避而不談，從而引發了今日的訴訟輿情問題。

表面看，這只是一起常見的民事糾紛。然而，當同一法院對同一事實作出兩份完全矛盾的生效判決（一份否認宋某楹是實際施工人，另一份又承認其合伙人身份），當關鍵證據“財務賬”離奇消失卻無人追責，當程序漏洞被屢次忽視——案件的荒誕性已遠超普通民事糾紛，直指司法公信力的根基，這中間是否還隱藏法官個人的司法腐敗現象也令人擔憂。

二、撕裂的司法邏輯：當“事實認定”淪為文字游戲 1. “事實合伙”的濫用：一張支票根如何變成“合伙協議”？原審判決的核心依據是《民法通則》第三十條關于“事實合伙”的規定。法院認為，吳某杰與宋某楹雖無書面協議，但“共同出資、共同勞動”，故構成合伙。然而，這一認定存在致命漏洞：證據鏈斷裂：宋某楹的繼承人僅提供零散的支票根，卻無銀行流水、材料入庫單、用工記錄等佐證，無法證明資金實際用于工程。若幾張支票根即可認定合伙，任何工程中的資金往來都可能被“包裝”成合伙關系。 共同勞動存疑：吳某杰主張其與李某平負責施工管理，而宋某楹僅簽字驗收文件。最高法（2018）民再 216 號案明確指出，簽字行為不等于共同經營，需結合實際參與管理的證據綜合判斷。 2. 對最高法指導案例的“選擇性失明”在（2018）最高法民再 216 號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強調：無書面合伙協議時，必須嚴格審查出資憑證、分工記錄等客觀證據，避免主觀推定。反觀本案，法院對吳某杰提供的合作協議、李某平證言視而不見，卻僅憑對方提供的殘缺證據認定合伙關系。這種“雙重標準”直接動搖了裁判的統一性。

三、程序正義的崩塌：當法律淪為“合法傷害”的工具

1. 關鍵證據消失之謎：誰在掩蓋真相？財務賬是本案的“命門”。根據吳某杰陳述，工程財務賬明確記載各方出資及資金流向，但宋某楹繼承人強行取走賬本并拒絕提供。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113 條，持有證據的一方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法院應推定另一方主張成立。然而，原審法院未依法適用這一規則，反而以“財務賬缺失”為由，將舉證責任強加于吳某杰。這種“誰主張誰舉證”的機械適用，實則是程序正義的徹底淪喪。

2. “遺漏當事人”的司法傲慢

遼寧省高院在（2019）遼民申 6802 號裁定中明確指出，原審遺漏關鍵當事人李某平，程序嚴重違法。然而，沈陽中院再審時仍拒絕追加，理由是“李某平未提供充分出資證據”。這無異于“先射箭后畫靶”——既然財務賬被隱匿，李某平如何自證？程序漏洞不僅剝奪了當事人的訴權，更讓司法淪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3. 判決書中的“邏輯黑洞” 原審判決存在多處自相矛盾

一方面承認“宋某楹未完全參與施工”，另一方面又認定其“實際投資人”； 一方面稱“財務賬應由宋某楹保管”，另一方面卻默許其繼承人隱匿證據； 一方面引用最高法案例強調“嚴格審查”，另一方面對證據瑕疵視若無睹。 這種“左右互搏”式的裁判邏輯，暴露了司法裁量的任意性。

四、荒誕的延伸：一份判決如何制造社會風險？

1. 企業的“兩難困境”：虛開發票還是偷稅漏稅？根據判決，工程款需直接支付給宋某楹繼承人，但江蘇中陽公司若不開具發票，涉嫌偷稅；若開具發票，則因無實際資金流構成虛開發票。司法裁判本應定分止爭，此案卻將企業推向刑事犯罪的懸崖。這種“判決制造犯罪”的荒誕后果，暴露出該審判法官對社會經濟風險和社會穩定的漠視。 2. 誠信體系的崩塌：鼓勵“搶賬本”文化？ 本案中，宋某楹繼承人通過搶奪財務賬、隱匿證據獲利，法院卻未予懲戒。若此類行為成為“成功樣本”，勢必催生更多“搶賬本式訴訟”，破壞市場交易的信任基礎。當“耍無賴”比“守規則”更有利可圖，法治社會的根基將蕩然無存。

五、重建司法公信：再審必須回答的三個問題

1. 財務賬在哪里？

若賬本在宋某楹繼承人手中，應強制其提交，否則推定吳某杰主張成立；若賬本已銷毀，需追究隱匿、毀滅證據的責任，而非讓無辜者承擔后果。

2. 李某平是誰？

合作協議、證人證言均指向李某平是實際出資人，法院必須追加其為當事人，查明合伙關系真相；以“證據不足”為由排除李某平，等于默許“搶賬本”一方的勝訴特權。 3. 司法能否承認錯誤？

同一法院對同一事實作出兩份矛盾判決，必須通過再審徹底糾偏；法官應擺脫“維護既判力”的思維慣性，直面程序錯誤，重塑司法權威。

六、司法的尊嚴在于直面錯誤 1、出路：規則細化與司法能動 1-1. 細化實際施工人認定標準：建議最高法出臺司法解釋，要求實際施工人需同時提供合同履行證據（如施工記錄）與資金投入證明（如銀行流水）。

1-2. 強化法官釋明權：在涉及多重法律關系時，法院應主動釋明追加當事人或合并審理，避免程序空轉。

1-3. 嚴格重復訴訟審查：對“一事不再理”的審查應穿透案由表象，聚焦訴訟標的的本質（如工程款歸屬）。

2、本案警示 建設工程糾紛的解決需兼顧合同秩序與實質公平，但必須在程序正義的框架下展開。唯有通過規則細化與司法能動，才能避免同案不同判的亂象，維護法律權威。

本案絕非簡單的工程款之爭，而是一面照妖鏡，映照出司法實踐中證據規則形同虛設、程序正義流于形式、裁判邏輯自相矛盾的深層病灶。當一份判決書同時違背事實、法律與常識時，它傷害的不僅是當事人，更是公眾對法治的信仰。最高法（2018）民再 216 號案曾為類案審理樹立標桿，強調“無協議不合伙，無證據不認定”。本案若能在再審中嚴格遵循這一原則，徹查財務賬去向，追加遺漏當事人，或許還能挽回司法的顏面。否則，“矛盾判決”的標簽將如影隨形，成為司法史上難以抹去的污點。我們都要明白，司法的尊嚴，不在于永遠正確，而在于敢于承認錯誤并糾正錯誤。此案能否成為程序正義重建的契機，我們拭目以待。

（聲明：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見解，不作為法院審判依據）

消息來源： 中廉法治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