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偷拍”30年

*本文為「世界博覽」原創內容

這是一份關于街拍的私人指南。

文、圖| btr

雕像動起來了。

我生活在上海，所以主要以上海為例。當然世界如此相像，將“上海”替換成類似的大都市也可成立。

而這又是一個攝影高度民主化的時代，幾乎人人都擁有手機。在很多時候，用手機拍照迅捷而便利。當然我也用相機拍— 一個可以直接揣進口袋的索尼黑卡RX100VII— 一方面它可以變焦，以免驚動被攝對象；另一方面，畫質仍比手機要好一些。

我不是器材黨，曾經用過的最高級的相機是一個萊卡M6膠片機。回頭看十幾年前拍攝的膠片，的確色彩更美，更有質感；但考慮到如今膠卷價格不菲，沖洗也頗不便，拍膠片實在不可持續。所以這份街拍指南要聚焦的，其實是按下快門之前的一切— 或者毋寧說，是城市漫游和觀察指南。正是在漫游和觀察之中，我發現那些促使我想按下快門的東西。

為什么要街拍？為什么要在路上觀察？

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或許會告訴你，“因為城市就在那里”。而日本藝術家赤瀨川原平或日本插畫家南伸坊——路上觀察學的兩位大師——會將之視為學術或藝術。法國小說家雷蒙·格諾在他的詩歌《美好的世紀》里說得更明白——

歷史更替

它覆于城市之上

痕跡若隱若現

就像是閱讀晦澀的作品

而我會本能地回答，因為街頭好玩。城市街頭是我們大寫的自然，充滿鋼筋森林的都市是我們的新自然。街頭是舞臺，也是樂園；它適合漫步，也適合采風；它是人們相遇相聚之地，也暗藏著驚喜、秘密和危險。作為一個常常拿著照相機在街頭游蕩的人，我感覺自己有時是個記錄者，有時則像獵手，有時像在做一場白日夢，有時則被現實中的超現實迷住。

街頭的藝術。

我喜歡看字

上海還是太洋氣了

招牌上的字，招牌拆除后露出的“隱字”（上海的隱字愛好者們還出了一本《隱字上海》），墻上、信箱上、櫥窗里、大門上的民間手寫字（五原路一扇大門上寫著“請勿在大門前小便”，帶有修辭學的正義），稀奇古怪的告示（貼在門上的法院判決書），各種標語或貓狗失蹤的懸賞紙……

如果你更喜歡觀察樹皮的紋理、窨井蓋的種類、窗框的紋樣、柏油路面的印記、墻上的涂鴉、弄堂的牌匾、沿街晾曬的被單，那么就將之作為觀察的起點吧。

合適的速度很關鍵

在上海的五原路、永福路、湖南路、高郵路、復興西路等歷史區域，適合步行或騎車。因為你無法要求出租車司機停車兩分鐘，只為讓你拍下張充仁的聶耳像。沿著蘇州河或黃浦江，你則可以跑起來，試試贏過那緩行的大船。乘擺渡船去看看江上風景也是好主意，不過乘觀光旅游船往返長江入海口則過于硬核了，除非你想組織同事們搞一場無法早退的團建。至于淮海路，坐在911雙層巴士上層前排會感覺不錯。就在那里拍上半天吧，用不一樣的視角，你總能看見不一樣的風景。

生活是雜技

聚焦邊界和盡頭

在陜西南路近淮海中路一帶，一度曾有各種拿著“A貨”目錄、誘人深入弄堂采購假貨的游擊銷售員，他們知道城管來的時候可以“偷渡”去馬路對面——那里隸屬于另一個區。不妨以更正面或隱喻的方式，理解這種邊界處的活色生香。邊界總是生活擁有更多可能性、最適合街拍的區域。

或者試著乘地鐵到每一條線路的終點站觀察：滴水湖真的很圓嗎？美蘭湖真的很藍嗎？或者像那位搭乘十幾輛公交車去蘇州的阿伯那樣，以一種看似迂回、但充滿探索意識的方式，以“慢游”定義“漫游”。

走一走“野路子”

在上海，穿弄堂可算一種“野路子”。 從地圖上看，城市像一張由縱橫交錯的道路織就的、綿密的蜘蛛網。湊近（或用拇指和食指“扒開”）細看，你又會意識到，在路與路合圍的區域里，總是存在著一塊塊空白，它們可能是小區、弄堂、花園或住宅之間的飛地。地圖從不會巨細靡遺地標出每一地塊的內部道路。事實上，它們只存在于精通本區地理的快遞員或當地居民的腦海中。發現這些秘密道路，像希臘神話中的阿里阿德涅那樣在都市迷宮里穿針引線，觀察街區肌理里的野生風景，街拍便拓展了新的領地。

穿弄堂的進階是發現那些“三通”甚至“四通”的弄堂——可以自由穿越到合圍它的三條或四條馬路上。比如，從富民路已倒閉的保羅酒家旁的弄堂一頭扎入，可以蜿蜒曲折地繞到長樂路672弄（弄口彩票點總是掛著“今晚雙色球”），再從毛細血管般狹窄的小路可一路通到襄陽北路鍋貼店旁。不過，該區域目前已掛出喜氣洋洋的紅色橫幅，“抓住城市更新機遇，共創美好生活”，在弄堂穿梭的樂趣也是稍縱即逝的。

試圖抓住它的尾巴

用上帝視角宏觀地“街拍”吧

街頭觀察可以從微距到廣角，從水管上的迷你貼紙到街頭的大幅廣告牌，從最微小的事物到最宏大的視野。蹲下來看一群螞蟻或一只落下樹梢翻不過身的肥胖知了是有意思的，但爬到屋頂看其他屋頂，登上上海中心看金茂大廈同樣有樂趣。尤其當你覺得一棟樓丑，就更應該登上它，看看周邊風景，那是看不見那棟丑樓的唯一方式。

甚至可以在飛機上體驗一下上帝視角。從虹橋機場往南起飛或降落時，你可以從高空看見蜿蜒曲折的黃浦江；從浦東機場往南起飛或降落時，你則有機會看見那個絕對圓形的人工湖滴水湖。

利用“外接器官”

街頭觀察不只靠眼睛，還要調動聽覺、嗅覺、觸覺（必要時）和味覺（特別饞時）。街頭觀察既是五官科綜合體檢，也是沉浸式7D大片。合格的觀察者能在尖厲的剎車聲、保安“沒有出入證不能進醫院”的無調性復讀、雜亂的鳥叫、玻璃幕墻反射出的午后光影、共享單車發燙的坐墊、仿佛越閃越快但事實上只是數字在逼近0的人行紅綠燈之間辨別出35米之外的蔥油餅里加了噴香的豬油。

街拍這一動作本身也對街頭觀察不無裨益。電子設備早已成為我們身體的延伸，它們是外接的數據采集眼，或拓展的記憶儲存條。不必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肯定錯過了一張照片里的大部分細節，更何況情緒、天氣、濕度、前晚的宵夜都會影響我們的感知力。甚至重看一張街頭快照時，你也可能發現拍攝時沒有清晰意識到的東西，那就意味著拍攝這一動作本身也是某種潛意識作用下的“觀察”——觀察和街拍在此時具有了同一性。

貓頭鷹上崗

試一試用截屏的方式來街拍

試一試在家利用在線地圖的街景圖來進行“街頭”觀察。在線地圖的360度街景圖里，城市凝固在過去某一時點，而你滑動鼠標控制屏幕上的小人兒在大街小巷東張西望或從高處俯視，就像1925年的電影《沉睡的巴黎》中描繪的圖景。“于是這群資產階級男女，作為巴黎唯一能行動的人們，開始了自己的冒險。”

甚至可以拋開電腦，僅僅坐在窗前。窗是天然的取景框，而窗框的限制并不會使你看見得更少。僅僅注視窗框外的一小方天地，你會覺得城市從你面前經過，這是街頭觀察的相對論。甚至可以弄個望遠鏡來細看或用長焦鏡頭拍下一切。

混用你的“工具包”

我寫小說，也做一點翻譯；我拍照，也寫展覽評論，并主持一檔播客節目。有時我感覺它們并無分別：寫作是翻譯出心里的想法；播客是聲音劇場或集體寫作；攝影是挪用一小塊現實世界的現成品，讓圖像在新語境里成為語義曖昧的詞；寫評論是抽身而出的檢視，是思維練習。

媒介的邊界并非與生俱來，它們本來就在同一個工具包里，供創作者自由取用。因而不存在取舍，只有各自特性。比如寫作近乎免費，打開一個Word文檔，敲擊鍵盤，不需要項目立項、投資人、制片人、策展人、導演、演員，就可隨時開始。文學翻譯更像一種風格練習，要說的念頭已然在那兒，只需在另一種語言里尋找適當的詞語、風格和節奏，以便讓自己的工作隱身。做攝影則像編排一組完全嶄新的詞，它們尚未被磨損，缺乏清晰的、確定的所指，甚至可以在一個蒙太奇里，就能改變自身意思。

所以用街拍來寫作是可能的；用文字來創作一張“快照”同樣可行。

微觀世界

借鑒“他城”的經驗

比如，觀察巴黎的方法很多適用于觀察上海。法國小說家喬治·佩雷克在《詳盡描述巴黎一個地方的嘗試》一書中創造了窮舉法：他把街頭想象成自己的倉庫，把觀察和記錄想象成一場盤點，記下一切事物和一切事件——或按佩雷克的說法，記下“在什么都沒有發生的時候發生了什么”，開始一場“低到塵埃里”的冒險。

保持游戲感

街頭觀察是少數服務器關閉后仍然可以進行的游戲。你盡可以發揮想象力，創造屬于自己的街頭觀察游戲。比如“穿紅衣的人”：只要心里帶著這個預設，你就會發現很多穿紅衣的人。比如“頸椎仰角接力”：凝視一棟樓頂幾分鐘，直到很多路人停下腳步想看看你在看啥，等人數愈來愈多時趁機溜走。比如“系統默認跟蹤者”：隨機跟蹤一個人。比如斷章取義地拍攝路上文字（比如拍一張“請不要隨意傾倒”垃圾）。

試試重復走同一條路

就像一段你熟悉的樂曲，每個小小的變奏都逃不過你的眼睛。可以說，我看著延慶路大福里弄堂口的雜貨店如何從代售掃墓班車票到代收快遞、黑板上出現四個大字“禁止拍照”，再到賣起遮陽帽以及尚未被買走的遮陽帽遮住了“禁止拍照”的“禁”字——像一部發生在我腦內的延時短片。

據說植物能聽見聲音

路上觀察和街拍適合獨自進行

但多人一同漫步、觀察城市也有益處。他人的觀察興趣點可以彌補一人觀察的盲區，而新的興趣點或許正是從“這有什么好看（拍）的？”開始萌生的。當然，多人同時竄入一條老弄堂又舉著手機、相機一頓亂拍，會給人一種“這里是不是要拆遷？”的錯誤印象，或容易引發被觀察街區的不安情緒。

詞語是寶石

向大師學習

比如，向英國畫家大衛·霍克尼學習照片拼貼的藝術，對同一主題、人物或場景拍下一系列視角或景別略有差異的照片，再根據線條、形態及主觀感受進行拼貼——可以是整齊的矩陣，也可以彼此堆疊，構成不規則的圖形，重構出一種包括了一段時間的、展現多重視角的、更忠實地還原觀者主觀感受的立體主義圖像。

甚至可以向文學家學習。比如，向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學習記憶的顯影術。他認為人類的記憶過程有時跟寶麗來照片的記憶過程相同。而莫迪亞諾的小數《狗樣的春天》里的虛構人物冉森不啻美國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的化身，而三個手提箱也確有其事——1939年后被認為已遺失的、有4500多張35mm負片的“墨西哥手提箱”于2007年末重現于世，其中包括羅伯特·卡帕拍攝的大量西班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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