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李希霍芬與四川盆地

川味文化作者：井絡

在前，筆者曾編有《“四川得名”史料匯輯》（凡三節五篇，請翻閱本號前期文章），梳理了“四川”得名來歷與內涵。下面，談一談 “四川盆地”的由來及其初期定義者的事跡。

導讀：

一、對李希霍芬的典型評價

二、李希霍芬其人其事

三、李希霍芬定義“四川紅色盆地”

1.學者之眼

2.間諜之眼

3.游客之眼

李希霍芬（1833-1905）這個名字，可能現在許多人覺得陌生，但他在地學界著實赫赫有名，這位活躍于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初的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與中國的關系非常密切。

1868至1872年，李氏先后七次赴中國各地考察，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提出黃土高原“風成說”、命名“絲綢之路”、示意“羅布泊”位置、命名景德鎮“高嶺土”、定義“四川紅色盆地”等，至今仍強烈影響著相關研究與實踐。

一、對李希霍芬的典型評價

中國首位地質學博士翁文灝，在《李希霍芬與中國之地質工作》中稱：“中國地質學之鞏固基礎，實由德人李希霍芬氏奠之……李氏對于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及地文之觀念，其偉大之貢獻，實無其他地質學家足與倫比。”該觀點代表了民國地學界的普遍看法。

同為第一代地質學家的章鴻釗，在《中國地質學發展小史》里寫道：“他們關于中國地質方面都有過相當的報告，但遠不如德人李希霍芬氏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而博大。”這里的“他們”，指早年入華考察的美國人龐培萊（R.Pumpelly）、法國人戴維（A.David）、英國人金斯密爾（T.W.Kingsmill）等。

另一位地學巨擘丁文江，直接把李氏的話“中國書生性質遲鈍，無處不為一切進取之障礙而無以棄其舊有之偏見，此輩視跋涉為苦事，以地質學家之生活為有失人生之莊嚴”，載入《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發刊詞，以激勵年輕的中國地質人。

較之同行景仰，魯迅則入木三分。他于1903年作《中國地質略論》，認為李氏的考察讓中國以“世界第一石炭國之名，大噪于世界”，旨在向德帝獻策“惟扼膠州，則足制山西之礦業，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膠州為第一著”，后果則是“蓋自利氏（即李氏）游歷以來，膠州早非我有矣”。盡管他揭露考察者的真實面目是“中國大陸淪陷之天使”，但也只能發出“吾同胞其奈何”的嘆息。

二、李希霍芬其人其事

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5月5日生于普魯士西里西亞省卡爾斯魯厄的一個貴族家庭。1850-1856年就讀于勃萊斯勞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化學、礦物學及地質學。他的老師古斯塔夫羅賽，曾與近代地理學奠基人洪堡到中亞考察。1856年博士畢業后，他在南提羅爾、阿爾卑斯山區等地工作。

1860年，普魯士政府派大使奧倫勃克去東亞，與中國、日本洽談商約，同行的還有亞考納號、泰提斯號、佛羅勞普號三艘軍艦，及以地質學家身份登船的李希霍芬。當時中日都禁止外國人在內陸隨意活動，李氏只得先至東南亞旅行，兩年后又轉赴美國加利福尼亞。

1868年初，東亞情形有所變化，李希霍芬遂擬定中國大陸考察計劃，并得到地理學家惠特尼的贊同，在加利福尼亞銀行的經費支持下，他啟程去中國。后來的提供經費者為上海歐美商會，條件是他必須提供完整的實地考察報告。

1868年9月至1872年10月，李氏以上海為起點，對中國展開了七次大的考察旅行，足跡遍及江蘇、浙江、湖北、安徽、江西、廣東、湖南、河南、山西、河北、陜西、四川等多地，除1870年9月至1871年5月在日本考察外，其余時間都在中國。

1872年12月，李氏結束中國之行，踏上闊別12年的故土。此時，德意志國已于上年建立，新政府對科研全力支持，給他帶來充足的資金和施展空間。他獲選柏林地理學會會長，把精力放在有關中國的著述上。1877、1881兩年，他分別完成《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簡稱《中國》）一、二兩卷。

李氏之《中國》，從時空維度引序山脈構造、氣候形成、河流分布、人類活動之間的關聯和影響，闡述如何認知中國與亞洲大陸尤其是中亞的關系，詳載中國華北等處的考察成果。全書共五卷，后三卷由李氏學生及友人完成。他的《中國旅行日記》最后也由學生整理出版。而在這之前，上海歐美商會便已把他的經濟報告輯錄成《李希霍芬男爵尺牘》出版。三者內容相輔相成。

1905年10月5日，李希霍芬在柏林病逝，終年72歲。

三、李希霍芬定義“四川紅色盆地”

李希霍芬的中國考察之行，時間長、范圍廣、成果多，在早期來華外人中首屈一指，對中國地學影響空前，“絲綢之路”、“羅布泊”、“高嶺土”、“泰山系”等論斷在學界早已奉如圭臬。然而，他定義“四川紅色盆地”一節卻鮮被提及。

1872年2月2日，李氏從陜西進入四川，開啟第七次大旅行的最后一段，遍歷廣元、綿陽、德陽、成都、雅安、樂山、宜賓、重慶等地，4月30日出川至武漢，5月21日到上海，10月便啟程回國了。在川境行進的三個月時間里，他用學者之眼、間諜之眼、游客之眼，審視著巴蜀大地的一切。

1.學者之眼

地學為李希霍芬本職，他每到一地，都會察看地形地貌，對山石、河流、道路、動植、居民、行人、物產皆加留心。他剛一入川即獲驚喜，從五丁關以南的大巴山河谷開始，輕易搜集到大量化石，特別是神宣驛一段，“巨大的珊瑚石到處都是，完全裸露在外且保存完好”，是他“在中國見到的最豐富的化石區”。

在廣元，李氏“首先看到的是煤炭層形成的低矮的、排列得很規則的丘陵地帶……丘陵后面是較老巖層形成的更高的深色山脈，輪廓線又長又平，對應著漫長的山脊”。在七曲山，他眺望到一個“巨大平坦的盆地”，借助水準儀發現西側等高線與東側分水嶺位于同一高度，“保留著高地的特征……南邊的高度有所降低……北邊仍能看到高山脈的前山”。顯然，他已留意到盆地周山的差異。他還發現了數量眾多但品種稀少的蝸牛，“局限于三四種蝸牛、兩三種豆螺和一種煙館螺”。類似細致觀察比比皆是。

李氏分析四川的地層、構造及礦藏，推理沉積、風化等過程，建立了“廣元煤系”說，把盆底表面的紅砂巖層命名為“紅色盆地系”，并劃入白堊系，進而提出“四川紅色盆地”概念——“紅色”二字，包含構造、年代、系統、演變等諸多信息，后來的赤盆地、紫色盆地、信封盆地等說，皆以此為宗——他勾勒的紅色盆地范圍，東南界由湖北秭歸縣，經重慶綦江區，至瀘州敘永縣；西界從宜賓屏山縣，經樂山犍為縣，至雅安，延至都江堰，再到綿陽平武縣；北界不連續，大致是從綿陽平武到湖北秭歸。

同李氏對中國其它地區提出的地學論斷一樣，他對四川盆地的認知也存在著時代性偏差，但其基本論斷和基礎框架則被延續下來，經勞策、奧布魯契夫、杜克勞斯、維理斯、阿本丹農、林儀一郎等外國學者，及丁文江、翁文灝、趙亞曾、黃汲清、李春昱、譚錫疇、謝家榮、侯德封、厲鼎勛、李四光、劉增乾、喻成炳等中國學者不斷更正完善，最終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地質演變序列，形成今天四川盆地的科學闡述。

2.間諜之眼

魯迅說李希霍芬等人是導致“中國大陸淪陷之天使”，千真萬確。早年來華的外國人，不管打著傳教、傳學還是援助旗號，大都帶著政治、軍事或經濟目的，資源掠奪即其首要。

李氏的著作表達清晰、語言優美、描述細膩，體現著一個理科生超乎尋常的文字功底，但他在表達中國考察的原始動機時，則直接暴露出殖民者的野心。

在《中國》一書中，李氏強調德國要注意華北門戶膠州灣的戰略重要性，鼓吹中德兩國應有更密切的聯系，甚至對山東和膠州灣作了專述，在《華北大地質及地理圖》中勾畫出潛在寶藏。他建議德國在舟山找到立足點，因為其戰略地位極佳，是長三角、江蘇、浙江等區的交匯輻射區，可取得香港、澳門一樣的效果。

在涉及四川的記述中，煤炭、煤層、鹽鹵等詞頻頻出現，雖然與許多優美細膩的文字為伍，但終究還是擋不住背后閃爍的貪婪，讓人直觀體會到他那種為國謀利的自豪。一名學者一旦擁有這樣的自豪感，他所體現出來的戰斗力就是無比驚人的。而這種自豪感對于被掠奪者而言，往往意味著更大的傷害。

3.游客之眼

如果李希霍芬只是一名游客，那他必定是極為合格的，盡管這種假設不存在。他時時飽覽并生動記錄了當時的巴蜀風土人情。

李氏很喜歡四川的風景，他的贊美總是開門見山，一入川便說“四川的風景和人物，迄今為止都讓人覺得無可挑剔，風景十分誘人”，“這是一次十分享受的旅行，就風景而言有很多壯麗的景色，就地質考察而言也十分有意思。”這與他在其他地方碰到的臟亂差而帶來的糟糕心情形成了鮮明對比。

李氏對川內城市褒獎有加，他說綿陽城“充滿活力、純潔，建設得很好，看起來十分富裕”，對廣漢和新都亦如是。當他踏上成都平原時，竟連用了五個“最”，形容成都是中國“最興旺、最富有教養、最文明、最具生產力、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如果不是句末的“之一”，很懷疑他在使用糖衣炮彈——李書的讀者顯然不是中國人，好像用不上此彈——并稱這是一個“巨大的樂園”。

他對四川人也著墨頗多。在他眼中，川人總有一種超然的感覺，不同于盆地外的人，自成一體，甚至川北山區里的農村人對他這個外國佬都不好奇。城市中更不用說，不戴辮子、不穿漢服，照樣招搖過市而無人圍觀（邛崍和雅安除外，他在這兩地留下了心理陰影）。四川人淳樸熱情，善解人意是他的最大感受，就連坐船渡河也不會收小費，還說在中國第一次遇到。

有意思的是，他描述了一個關于四川女人的細節，“婦女在這里的地位，整體比中國其他地方要高”——看來四川男人當耙耳朵不是一兩天的事——“這里的女人干活也多，能干勤快，做生意時大大方方地算賬收費”，此處必須點贊，從古至今，川妹子都值得贊美。

此外，李希霍芬對四川農作物、商品貿易、宗教信仰、民風民俗甚至行政活動皆有記載。尤令筆者注意的是，他可能是較早實時記錄成都餐館的人，川菜的事就交給“泡海椒”來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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