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忘，國慶檔終于等來這一部

文｜momo

又是一年國慶節，觀眾等來了《志愿軍》的第三部《志愿軍：浴血和平》。

導演陳凱歌在首映現場說，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是志愿軍陪伴了觀眾三年，還是觀眾因為志愿軍陪了電影三年。

從拍攝到上映，前前后后五年的時間，都放在這樣一部電影里，他說，這是他一生中耗時最長的影片。

這五年中藏著他的初心和敬意，他希望這群人，不要被忘記。

對史實的尊重和大場面的刻畫固然重要，更珍貴的是，電影展現出一個又一個生動鮮活的普通戰士。

他們是英雄，也是“兒女”。

飾演黃繼光的演員周政杰說，飾演這樣家喻戶曉的人民英雄確實給他很大壓力，很害怕會無法很好地完成。

但他相信導演，他也知道，黃繼光是我們在課本上看到的英雄的名字，同時也是一個母親的兒子，是一個21歲的少年。

他在飾演一個有家庭、有念想、有害怕、有欲望的活生生的人，他一直在努力想完成好這個“人”。

電影在保證場面呈現的基礎上，也在極力去貼近真實。

也正因為這樣的選擇和呈現，觀眾記住了電影中的很多名字，在宏大的戰爭背景下，像牽掛著老友那樣，牽掛著他們。

接連失去哥哥和父親的李曉怎么樣了？

失蹤的李默尹有沒有可能還活著？

吳本正找到張孝恒的弟弟張孝文了嗎？

孫醒去了哪里？

三年三部曲，系列最終章解鎖“邊打邊談”的全新戰局，也解鎖了更多的人物情感和關系，觀眾也通過陳凱歌導演的鏡頭，看到一些以往戰爭片中很少被聚焦放大的東西。

這里有女性彼此支撐，有女孩兒長成戰士。

有奮不顧身的英雄，也有想給母親寫信、寄一張近照的兒子。

有前線的浴血奮戰，也有很多“不穿軍服”的英雄。

有人倒在黎明前的戰場，也有人替他們往前走，走到更遠的地方去。

01

戰爭中的女性力量

在這部《志愿軍：浴血和平》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女性力量多樣化的呈現。

有成長弧光，有專業展現，有觀念探討。

有貫穿了三部曲的角色李曉，也有新出場的人物，她的隊長，林月明（宋佳 飾）。

鐵原阻擊戰后，志愿軍把敵人打上了談判桌，失去了哥哥和父親的李曉也跟著部隊來到了朝鮮開城來鳳莊，擔任朝鮮停戰談判中方代表團翻譯，林月明則是她的隊長。

剛到不久，林月明帶著翻譯隊，在地上用石頭擺出和平鴿的形狀，還寫了大大的welcome，歡迎“聯合國軍”的停戰談判代表。

李曉不懂，那些把哥哥的營打光，讓哥哥的血流盡的人，到底有什么值得歡迎？

從鐵原到來鳳莊，前后不過才一個多月的時間，失去父兄是李曉還無法消解的痛苦。

她向林月明講起哥哥李想的故事，緊咬牙關還是忍不住流淚。

她想回到原來的部隊去，在她看來，那才是“真正的戰場”，她不想歡迎，只想報仇。

那是和著血淚的仇恨。

林月明靜靜聽完，沒有勸說，只說理解，她鄭重地望向李曉，說自己會記住她哥哥的故事。

而李曉不久后發現，這理解并非隨口說出的安慰。

林月明的丈夫犧牲于解放前夕，沒能看到新中國成立。

她們的觀念不盡相同，卻共享著相似的痛苦。

談判桌上的戰場，同樣上演著生死博弈的拉鋸戰。

兩人互相陪伴，也彼此支撐。

一次談判，狂妄的“聯合國軍”拿出六萬頁漏洞百出的資料，想置我方于被動的境地。

林月明指揮翻譯隊全員出動，連夜校對，修訂數據。

當第二天早上六點前，六萬頁的資料出現在喬冠華的書桌上，那一幕帶給人的震撼絕不亞于前線的戰場。

在林月明和其他戰士的影響之下，李曉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

她不再想到“真正的戰場”去，因為這里就是真正的戰場。

她想陪著已經積勞成疾的林月明，也想等到談判結束、和平到來的那一天。

面對美方的挑釁，她們不卑不亢，也敢于在美方出言不遜的時候予以漂亮的反擊。

她們從不是美方口中的“little girl”，而是真正的戰士。

在歷史上的戰爭中，女性的力量從未缺席，成為保衛和平的眾多力量之一。

就像宋佳所說，電影中的女性角色，是萬千女性戰士的縮影。

02

戰爭中的珍貴情誼

要拍一部戰爭群像戲，難點在哪里？

陳凱歌導演曾在采訪中提及，他覺得對于這部作品來講，一定要在敘事過程中特別處理好整體與局部的關系。

志愿軍是一個整體，也是一個個具體的人。

篇幅那么大，能夠給予個體的又那么少，怎么做？

看過電影，深感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也許是“情”。

那是跨越時間的，人類共通的語言。

比如，親情。

第二部結尾，李曉的哥哥李想犧牲，父親李默尹在混戰中失去聯系，下落不明。

很多人覺得他已經犧牲了，但女兒李曉不信。

她說：只要他的名字一天在失蹤名單上，她就一天相信他沒有犧牲。

通信員黃繼光總想著給母親寫一封家書。

他攢錢買墨水、努力學寫字，在紙上歪歪斜斜地寫下自己的名字。

在他義無反顧地用身體擋住攻擊，為戰友爭取機會之前，他最后留下的話是“別告訴我娘”。

比如，友情。

松骨峰三連的孫醒再次來到前線部隊。

遇到了新的戰友張孝文（吳昊宸 飾）。

張孝文在戰場上受傷，孫醒冒著炮火把他背了回來。

看到張孝文在硝煙中舉起的手，孫醒想到了曾經松骨峰上的三連的戰友們，也看到了曾經的自己。

張孝文對孫醒承諾說：這次你背我，下次換我來背你。

沒想到一語成讖。

他理解孫醒的選擇，并且選擇帶著他的力量活下去。

張孝恒犧牲以后，吳本正一直在找他的弟弟張孝文。

因為一個承諾，他跟著張孝文去坦克學校，希望能夠保護他，把他的命看得比自己的還重。

盡管這是個“同名同姓”的巧合，情卻是真的。

再比如，恩情。

電影中展現了殘忍的美軍細菌戰，美軍的飛機散布各種帶有細菌的毒蟲，導致了戰士們感染鼠疫等疫情。

感染了肺鼠疫的楊三弟被送往醫院，呼吸困難，可吸痰器全部在使用中。

一個名叫張娟的護士主動承擔了為他人工吸痰的任務，后來她因為多人吸痰感染，犧牲了。

而這條故事線并沒有終結在這里。

楊三弟沒有忘記這個17歲的女孩，跑去質問美軍被俘虜的飛行員，他解開衣服，讓他看自己身上因感染留下的傷疤。

飛行員被嚇到了，大喊這不是自己做的。后來，25名飛行員公開承認，自己參與了細菌戰的任務。

電影篇幅有限，需要展現的又很多，在這樣的戰爭史詩中展現這么多種情感本就像是電影遞給觀眾的一顆珍貴的糖果。

戰火硝煙中，好像沒有什么是能夠確定的，是堅固的，不變的，也許今天剛見過面的戰友，明天就犧牲在了戰場上。

此時，人的情感變成一種堅固的東西，炸不爛，打不破。

03

戰爭中“不穿軍服”的英雄

陳凱歌導演說，他記得在創作初期，他和編劇花了10天的時間，不聊別的，就聊人物的設定。

陳凱歌導演希望在《志愿軍》三部曲中，出現一些過去沒有觸及到的人物類型。

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在電影中看到很多“不穿軍服”的英雄。

朱亞文飾演的軍工專家吳本正，對于志愿軍入朝作戰，他是從懷疑到信服，最終也成為了一名戰士。

彭昱暢飾演的中立區軍事警察姚慶祥，在有人闖入不能開槍的中立區，用槍抵著他的額頭時，他雖然已經打開了槍套，卻沒有開槍。

他守住承諾，有所不為，成為戰爭中那只“帶血的鴿子”。

“聯合國軍”開啟絞殺戰，切斷交通線，史光明帶領后勤戰士搶修鐵道線。

螺絲不夠用了，他化身人形扳手，用身體的力量硬扛呼嘯而過的列車。

趙安南來往于前線后方 100 次，為志愿軍運送物資，嘴上總是說著回家，腳步卻始終沒有停下。

在首映禮映后，有人問陳飛宇：如何看待孫醒的選擇？在那樣的情況下，他為什么一定要說出那番話？

陳飛宇說，他覺得那并非是孫醒沖動的選擇，而是因為見證過往那么多戰友的犧牲，選擇在那個時刻說出了積壓在內心許久的話，選擇說出自己的憤怒。

“選擇”，這個簡單的詞匯似乎能成為很多行為的注解。

也許沒有人天生就是英雄，而是在所面對的境況之中，他們做出了英雄的選擇。

個體的選擇凝結成群體的選擇，個體的命運融入時代的命運。

抗美援朝不只是軍人的戰場，更是全民族的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

怎么拍這部電影，也是創作者的選擇。

陳凱歌導演曾經說，好像確實有不少電影已經證明，電影的小說時代已經過去了。

以前，一個作品中要灌注文學的基礎，而文學就是人學，也就是說一個作品中，必須要有對人性的刻畫，人物關系的塑造。

而技術的發展某種程度取代了對文學的要求，技術上的視覺奇觀可以讓一個觀眾不用動心動腦地來觀看一部作品。

但他仍然相信，電影要寫人物，這依然是他心中的金科玉律。

只有人創造的才具有神性，只有人創造的才具備從生活、生命里面出現的那樣一種真實。

關注人，關注人的情感和關系，關注人的成長和選擇。

關注鮮少被講述的人，關注需要被記住的人，關注英雄稱號之下的“普通人”。

他們值得被記住，就像林月明記住了李想，李克農記得崔如山，張孝文記得戴如義……

歷史會記得，我們會記得。

而這個市場，仍然需要這樣的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