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終止隱私沙盒計劃，也關閉了開放互聯網的共識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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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刀客doc(頭條精選作者)

本來應該是從從容容、游刃有余；

結果變成了猶猶豫豫、停滯不前；

到最后是草草收場、悄然落幕。

10月17日，谷歌副總裁安東尼·查韋斯在該項目網站上的最新消息中宣布：“在評估了行業對其預期價值的反饋，并考慮到其采用率較低后，我們決定停用以下隱私沙盒技術：Topics、Protected Audiences（PAAPI）、Attribution Reporting、Private Aggregation 等十余項核心技術。

《ADWEEK》報道，一位谷歌內部人士向其證實，谷歌不僅會終止這些技術，還會徹底終止整個項目。

同一天，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也宣布，谷歌無需繼續履行其針對隱私沙盒（Privacy Sandbox）的監管承諾。該承諾原用于限制谷歌在淘汰第三方Cookie過程中的潛在壟斷行為。但隨著谷歌在2024年中放棄棄用Cookie的原計劃，這一監管框架被認為“失去了適用基礎”，最終由CMA主動解除。

隱私沙盒的歷史，確實是命途多舛。

從2019年的啟動到2025年的結束，谷歌幾乎每年都要更新一次時間表，而每一次更新，幾乎都以一句話結尾：“我們需要更多時間。”

第一次推遲是在2021年。谷歌原計劃在2022年廢除第三方Cookie，但后來表示整個行業還沒有準備好，需要更長的測試周期，決定延期至2023年。

2022年，英國的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正式介入，提出監管意見。

2023年，谷歌再次更新進展，說還在“廣泛收集反饋”，于是時間線又向后推了一年，目標變成了2024年下半年。

但到了2024、2025年，整個行業對沙盒的態度已經非常冷淡。谷歌在今年一季度的反饋報告中承認：“大型公司采用遲緩，測試啟動受限。”

到了2025年10月，谷歌終于親手拆除了它自己一手打造的系統。

這個曾經被寄予“重塑廣告隱私標準”厚望的項目，就此結束，也標志著互聯網廣告隱私改革的一個時代終結。

隱私沙盒的誕生

時間回到2019年，當時的谷歌正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節點。

在此之前，互聯網上的廣告幾乎都靠第三方Cookie來追蹤用戶行為。

廣告商通過它可以知道用戶訪問了哪些網站、買過什么東西，然后給用戶推送“精準廣告”。

這種方式雖然讓廣告更有效，但也帶來了嚴重的隱私問題：用戶的上網軌跡幾乎是“裸奔”的。

于是各國監管機構開始施壓，要求瀏覽器廠商必須限制追蹤。隱私監管的浪潮席卷全球——GDPR在歐洲全面落地，美國加州的CCPA法案生效，數據保護的合規成本開始上升。

蘋果率先發動了“隱私革命”，在Safari瀏覽器中默認屏蔽第三方Cookie，并在2021年通過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ATT）徹底改變了移動廣告業的生態，Firefox也緊隨其后。

谷歌的Chrome作為全球最大的瀏覽器，如果直接照做，廣告收入（它的命脈）就會受到巨大沖擊。

所以谷歌沒有選擇“硬砍Cookie”，

而是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在保護用戶隱私的同時，還能讓廣告主、網站和開發者繼續正常運轉，并且讓所有方案都“可被監管、可被驗證”，重構整個廣告追蹤邏輯。

這個方案就是Privacy Sandbox（隱私沙盒）。

它的核心思路可以簡單理解為：不再讓用戶的數據在網站之間流轉，而是把廣告需要的數據處理流程全部搬到瀏覽器本地。

過去是廣告平臺來識別用戶、追蹤你、分析你；現在變成了瀏覽器自己來判斷你感興趣什么、該給你投放什么廣告，然后只把“模糊的、不可識別的”結果發給外部。

比如說，以前廣告商想知道你喜歡什么，是靠在不同網站上放追蹤器。你一邊刷旅游網站、一邊看數碼產品，那些廣告平臺就能悄悄拼出一張你的“興趣畫像”。

在隱私沙盒的場景下，谷歌試圖讓這件事只發生在Chrome的本地。

瀏覽器每隔一段時間，會在你設備上生成幾個大概的“興趣標簽”，比如科技、運動、美食、旅行。當你訪問某個網站需要加載廣告時，瀏覽器只會告訴廣告系統這些“主題”，而不是暴露你具體訪問過哪些頁面。這就是隱私沙盒中Topics API的基本邏輯——用戶只是被分類，但并不被識別。

再比如，你經常會有這個經歷：在某個購物網站看了一雙鞋，結果幾天內在各個地方都看到這雙鞋。這叫“再營銷”。傳統做法是：廣告商通過Cookie記錄下你訪問過某個商品，然后在各個頁面繼續向你展示。

隱私沙盒的做法，是讓瀏覽器自己記住你曾經看過什么商品，然后當你再次瀏覽網頁的時候，廣告匹配過程不再跑在廣告平臺的服務器上，而是直接在你的設備本地完成。

瀏覽器會替你“參與競價”，廣告平臺拿到的結果是展示哪條廣告，而不是你點過哪個商品。這就是所謂的“受保護受眾”，也就是PAAPI，目的是讓廣告商精準，但看不到你。

還有一些更底層的機制，專門用來防止繞過沙盒的“投機行為”。比如有些網站會偷偷埋像素追蹤、用iframe或腳本實現看不見的數據抓取，還有指紋識別這種“看一眼你設備信息就能認出你”的方法。

為此，谷歌提出了Fenced Frames、Shared Storage等機制，把這些潛在的“側漏路徑”封閉起來，盡量讓所有數據都只能在瀏覽器內部運轉，不能悄悄帶出。

這也是沙盒之所以被稱為“沙盒”的理由——就像一個密封的實驗箱，數據只能在里面用，不能隨便出去。

整套隱私沙盒的技術設計，都是圍繞一個核心轉變展開的：不讓數據離開用戶的設備，而是讓廣告相關的計算過程本地化、封閉化。

用戶的興趣、點擊、行為、轉化都“留在原地”，廣告系統只能拿到結果，而不是過程。

這聽起來很美，也很先進，但實際落地卻面臨種種困難。

6年的拖延

這幾年里，谷歌的官方博客中出現過無數次“進展更新”，但每一次“進展”，其實都意味著又一次妥協。

Topics API被簡化；Attribution Reporting被弱化；Protected Audiences被重命名；Private Aggregation永遠停留在“測試中”。

到最后，隱私沙盒已經不是一個體系，而是一堆無法拼合的碎片。

拖延的背后，是一種進退兩難：谷歌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廣告賣家，又是瀏覽器與移動操作系統的守門人。它一手握著隱私的標準，一手控制著廣告的入口。任何“保護隱私”的改革，最終都會回到一個核心問題——谷歌愿意犧牲多少利潤來換取信任？

市場給出的答案是：不多。

從技術層面看，隱私沙盒的試驗結果并不理想。廣告主抱怨歸因誤差太大，出版商發現競價收入顯著下降，而獨立廣告技術公司根本無法穩定調用接口。相比之下，傳統的第三方Cookie雖然“骯臟”，但好用。

以Index?Exchange為例，其在100多家出版商、數千個域名和10家DSP參與的實驗中發現：啟用了隱私沙盒API的展示，其每千次展示收入（CPM）比使用傳統第三方Cookie的展示低了約33%。而如果既無Cookie也無沙盒支持，則下降幅度達36%。

另一家機構Criteo的測試結果指出：如果立刻完全棄用第三方Cookie并依賴沙盒替代，媒體方收入可能減少約60%。

簡言之：沙盒在當前形態下，并沒有接近“可替代Cookie”的角色，它的運行狀態更像是一個尚在試驗中的備用方案，而非成熟可投入的系統。

更大的難題在于，隱私沙盒的成功前提，是整個廣告生態的協同共建。這不僅需要谷歌自己的團隊開發API和瀏覽器底層支持，還需要DSP、SSP、第三方測量公司、再營銷工具、歸因平臺等角色，遷移到這套全新機制中來。

但現實是，這套系統既復雜、又昂貴，而且缺乏直接收益。

根據digiday在去年7月份一份報道，一些廣告技術供應商正在退出谷歌的隱私沙盒。

據報道，一家中型廣告技術公司如果想要完整對接谷歌的隱私沙盒項目，開發成本可能高達1000萬美元，還里面還有機會成本，要犧牲原有產品的資源與迭代節奏。即使谷歌提供的補貼高達500萬美元，對于大多數公司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更別提這筆資金往往附帶條件。

一位廣告技術公司負責人在私下對媒體《Digiday》說：“大家之所以還在參與，是因為拿了谷歌的錢。否則，沒有人會在沒有明確監管結果的情況下，把幾千個開發日時押進去。”

廣告技術公司不會因為道義或者愿景而投入開發，除非能看見可驗證的回報路徑——但沙盒系統從一開始，就很難提供這樣的路徑。它是谷歌提出的解決方案，卻要求整個生態買單。

最終的結果是：沙盒從技術理想，變成了治理孤島。本該開放共建的標準體系，逐漸演化成谷歌一家的實驗場，而生態里的其他參與者，不是裹挾其中，就是選擇退場。

監管者的撤退

關于隱私沙盒，還有一個重要的參與者——監管者。

五年前，最早對隱私沙盒亮出紅牌的，不是歐盟，也不是美國，而是英國。

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是第一個正式對谷歌隱私沙盒計劃展開競爭審查的監管機構。早在2021年，CMA就對“棄用第三方Cookie、以隱私沙盒替代”的行為發起調查。

到了2022年，CMA更是迫使谷歌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按照該承諾，谷歌同意在推進Sandbox關鍵變更前與CMA及ICO協作，公示測試結果，并確保其Sandbox設計不會自我優待其廣告業務。此外，若谷歌計劃棄用第三方Cookie，須在CMA支持其行動的前提下進行。

CMA啟動的是一種罕見的前置監管機制，直接嵌入了谷歌產品的開發流程。

在CMA的判斷邏輯中，Chrome作為瀏覽器市場的絕對主導者，而谷歌又掌控了全球大部分數字廣告的交易基礎設施。如果讓這樣一個“雙重角色”的科技巨頭自行制定“隱私標準”，無異于既當運動員、又做裁判。

這正是CMA推出“邊開發、邊審查”機制的原因：谷歌每推進一項隱私沙盒的API，不僅要對外披露完整的技術細節，還必須接受獨立評估，并獲得CMA的批準，才能繼續部署。

CMA的“單點監管”，具有全球范圍的“模板效應”。谷歌作為全球公司，一旦在英國設立了先例，其他市場——尤其是歐盟、美國——極可能直接套用這套機制，形成“外溢式監管”。

而在英國脫歐后，其對數據主權的強調更強，CMA也更有動力將自己打造為“數據治理新秩序的試驗田”。

對谷歌而言，CMA是其隱私沙盒計劃能否獲得全球監管合法性背書的關鍵一環。一旦贏得CMA的認同，谷歌就有望在其他國家推動更寬松、更接近其設計初衷的技術方案，進而主導未來的廣告隱私規則。

不過，隨著時間推移，CMA也力不從心了。

監管者發現，這場名為“隱私沙盒”的技術實驗，遠遠超出了最初設想的范圍。隱私沙盒并不是一種簡單的追蹤替代方案，而是一整套橫跨瀏覽器（Chrome）、操作系統（Android）、廣告競價平臺、開發工具與SDK體系的復雜結構。

換言之，要監管隱私沙盒，就意味著要監管整個網絡廣告生態架構。

CMA在其2024年報告中明確指出，它已經“持續與谷歌就沙盒工具的設計、測試與行業影響開展接觸”——但也坦承，對這些工具的廣泛測試、跨參與方的整合、競價機制的模擬以及可能的結構性影響，監管所面臨的難度“極具挑戰性”。

到了2024年夏天，當谷歌宣布不再按原計劃廢除第三方Cookie、推遲隱私沙盒上線時，英國CMA原本介入的法律與監管依據就不復存在了。

CMA的監管本是基于，如果谷歌一刀切Cookie，替換成它自建的隱私沙盒，可能會改變整個廣告生態的權力分布，其他廣告技術公司將失去跨站追蹤的手段，谷歌卻保留全部優勢。

而如今，谷歌不再推進這一轉變，“規則改變”這件事本身就沒有發生，市場依舊運作在舊有框架之內——Cookie沒變，廣告交易方式也沒變。從監管的視角看，一個尚未成型的風險，也就無從談起監管。

關上了共識的大門？

隱私沙盒計劃最紅畫上句號，也意味著——開放互聯網生態的共識建立越來越難了。

隱私沙盒一度被寄予厚望，是谷歌在技術與監管夾縫中，主導的一次妥協的嘗試。

它想建立一個跨平臺、跨廣告主、跨媒體與開發者的技術中立標準，既回應隱私保護的政策訴求，也保留廣告生態的可持續性。

只不過，這種共識是由平臺主導的，它的出發點是“維護谷歌自己的廣告能力”，而不是“重建一個所有人都能信任的廣告機制”。

這注定了在“共識”與“效率”之間，它終究會失去兩端的支持。

最終，隱私沙盒暴露出的的問題是：各方之間的信任似乎已經消耗殆盡，平臺怕數據流出，廣告主擔心無法衡量，媒體不信平臺方，開發者沒動力參與，監管又缺乏執行力。

共識的建立基礎已經不在。

我們甚至會擔心，谷歌主導的隱私沙盒，會不會成為開放互聯網廣告領域，最后一次由大家一起參與、試圖制定共同規則的大型改革嘗試？

而谷歌的轉身，至少意味著，它不再對達成共識抱有幻想。

隱私沙盒計劃沒能成功。

它倒下之后，留下的是更碎片化的廣告技術，以及越來越難以跨系統流動的數據。

今后，廣告費最終流向哪里呢？

只能在Meta、Amazon、TikTok的封閉系統內部消化。這些系統無需達成共識，因為它們不再互通。數據不再流動，只在一個個“黑箱”中循環。

透明已成過去式，黑箱才是當下的主旋律。

是的，封閉的圍墻花園們會加速勝出。

這也許不是谷歌的初衷，但卻是隱私沙盒關停后留下的真實后果。（作者：刀客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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