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日本人，這種深入骨髓的恨，沒經歷過的人不懂。

——文玉珠

我叫文玉珠！玉珠，多好的名字啊。但是很遺憾，我的人生，卻沒有玉珠那么美好，我的人生，是一顆被磨難揉得稀碎的珠子。

我在1924年出生的時候，家里除了一個年長我九歲的哥哥外，還有一個已經外嫁的姐姐。在我三歲的時候，母親又產下一個弟弟。

當時，我們一家人一直住在大邱市大明洞。那時候，謀生艱難。母親告訴我：父親為了養家，需要去到距家很遠的地方做工。所以，因為距離遙遠，父親回家的次數就比較少。

但是，每次父親回來，都會給家里買東西，也給我們買一些小禮物，而且父親戴著眼鏡，好像很有學問的樣子，待我很溫和可親。所以，我還是很期盼父親能夠回來的。

可是，不幸總是選擇窮苦人。在我8歲的時候，那次父親回來，就沒再出去，因為他生病了，而且是連續不斷，一直不好。我那時候小，也不知道父親患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找了附近的醫生，都看不好，最后父親就被病魔不斷折磨，直到離開了我們。

對于父親去遠處具體做什么，我根本不知道。直到父親去世后，母親才告訴我，原來父親是一名愛國知識分子，他去遠處并非做什么工，而是去滿洲、上海等地搞獨立運動去了。因為搞獨立運動非常危險，也非常艱苦，父親最終是因為積勞成疾得病去世的。

雖然不知道獨立運動是什么，但是我在心里默默覺得父親就是一個英雄般的存在。不過父親去世后，家里的一切生存都成了問題，這個重擔就完全落在了母親的肩上。母親為了我們，就出去做短工，還捎帶做一些縫縫補補的針線活賺補貼。到了豐收的季節，農村的外祖父也會給我們送來一些糧食，以供我們維持生計。

可能是繼承了父親的基因，我自小對讀書很有興趣，而且我有一種過目不忘的能力，但父親離開后家里吃飯都成問題，根本沒有錢送我去正規的學校讀書。母親疼惜我，便讓我去家中附近的私塾去旁聽，因為私塾只收男子。盡管條件艱苦，我還是通過刻苦學習，學會了三種語言，包括漢語、日語，當然還有朝語。

在我13歲的時候，家里忽然來了兩個親戚，他們是一對夫婦，住在日本。他們看到我，就向我母親說，愿意帶我去日本，供我讀書，而且還說要把我培養成一個有出息的女子。

當時，母親滿心都是沒有能力供我讀書的愧疚，因此一聽人家說要幫助我讀書，便立即答應了。于是，我就跟著那兩個親戚來到了日本的福岡縣大牟田。

但是來了之后，才知道世上有兩種人最可怕，一種是不靠譜的朋友，一種就是親戚。那兩個親戚根本沒打算送我去上學讀書，他們不但冷酷地剪掉我留了很多年的大辮子，而且讓我做他們家的保姆，洗衣做飯打掃家里，還要看他們的孩子。

就這樣，我苦熬了半年。我覺得不能這樣任人宰割，便悄悄存了一點點錢，然后打聽到了回家的辦法，便趁他們不在家的時候偷偷溜走了，坐船回到了家。母親知道我的遭遇后，很生氣，可是也沒辦法。

我就一邊去拖鞋廠做工，一邊去夜校讀書。在這期間，我把賺到的錢都交給了母親，母親很欣慰，我也很開心，因為我覺得我擔負起了父親的角色能夠照顧母親和這個家了。

那時候，我結識了一個朋友，她叫春子，比我小兩歲。她家住在火葬場附近，因為她父親在火葬場工作，主要負責燒尸體。春子經常帶我去他家，有時候看他父親工作，他父親在燒尸體之前，都會進行祭祀儀式。我當時覺得那儀式很神圣。

春子對我很好，當時人們的條件都不好，但是春子家的吃食卻很豐富，因為有很多供品。我們倆經常一起吃那些供品，吃得肚子發撐。

但是，這樣愉快的青春在我16歲的時候閃了一下腰，世界的色彩也發生了變化。那是1940年，晚秋。

那天，我去春子家玩，我們吃吃喝喝開開心心玩到傍晚，我見時間不早，就開始回家。走至半路，碰到一個男人，他穿著日本軍服，佩戴日本軍刀，左臂上還戴著日本人的那種紅色袖章。他見我，就兇巴巴沖過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說他是警察，要我給他走一趟。

當時，日本警察就像兇惡的狼一樣，當地的老百姓都很害怕他們。我只是一個16歲的女孩子，身單力薄，心里害怕，也不敢抗爭，只得跟他走。

結果，最后就走到了日本憲兵隊。在那里，還有一個女孩子，跟我年紀相仿。日本警察也不讓我們吃晚飯，就讓我們在那間屋子的長椅上待了一夜。

我們非常害怕，不知道該怎么辦，周圍都是日本人，想跑又跑不了。戰戰兢兢熬到第二天早上，那個抓我的日本警察把我和另外那個女孩領到車站，交給了一個朝鮮人和一個穿便服的日本人。接著他就走了。

而那兩個家伙就帶著我們上了火車，然后我們在抵達目的地之前，一直是在車上，或中轉到另外的車上。

總之，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非常恐慌，因為從窗外陌生的樓房和景色，我知道自己距離家已經越來越遠。我怕，我哭，但沒有得到任何同情。我鬧，便被毒打。

我瘦肉的身子經不起毒打，所以我們在驚恐中都老老實實的。我不知道自己和那個女孩會被送到什么地方，直到最后下車，我們才知道自己已經離開了家、離開祖國。他們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叫洮安城的地方。

而這個地方，是中國的東北地區。

剛一落地，我們便被日軍的軍用卡車送到了另外一個落腳地。那是一個獨門獨戶的大院子，里面已經有20名先來的女子，年齡都不太大。管理那個院子的是兩個35歲左右的人，一男一女。

那男的，讓我們叫他“叔叔”。

那女的，讓我們叫她“姐姐”。

我剛到那里特別疲累，一路舟車勞頓，感覺身體都快散架了，竟然睡著了。醒來后，問身邊一個女子這是什么地方，她說：

“你難道不知道？這是慰安所，是專門接待日軍的地方啊！”

我當時對慰安所沒有什么概念，一臉疑惑道：

“慰安所是什么，接待日軍是什么意思？跟我們有什么關系嗎？”

“啊？”

那個女孩幾乎驚呆了，半天幾乎是帶著同情地看著我道：

“我們就是要接待日軍的，說白了，他們抓我們來，就是讓我們陪日軍睡覺的。”

我有點驚懵，因為我還沒有談過男朋友呢，怎么可能就去陪陌生的日本人睡覺？這絕對不可能。雖然她說得一本正經，但我還是半信半疑。

到第三天，那兩個管理給我們分配房間，每人一套被褥床鋪。

真正的噩夢開始了，從這天開始，那兩個管理要求我們開始接待日軍。在被奪去貞操那天，我哭得昏厥了過去，他們又是掐人中、又是找醫生，總算把我救醒。

但，我根本不想醒來，我想一個女人失去了貞操，跟死了一次有什么兩樣。

可是，被救活后，自己又懦弱得沒有自殺的勇氣。

剩下的日子，就是在百般凌辱中苦熬了。中國的東北冬天特別冷，就算屋內都結了冰。盡管如此，我們還要接待日軍，那些混蛋還特別多，有些時候一天都要接待20到30名日軍，感覺生不如死，但又死不了，那種痛苦，難以言表。

我們想過逃跑，但是發現除了有專門看管和監視我們的人之外，那地方周圍荒蕪、冰冷，根本沒有逃跑的方向。我覺得我們就算逃出去，也會被抓回來打死。所以，大家都放棄了逃跑的念頭。

后來，我發現了一個生存的辦法，如果想在慰安所活下去，也就是少遭受凌辱，那就必須獲得那些高級軍官的好感，甚至和他們建立聯系。我認識了一個后勤軍官，便極力討好人家，除了給他準備綁腿等物品，還會從自己的零花錢里取出一部分到街上購買東西等他來時請他吃。

就這樣，過了一年。第二年9月的一日。那個軍官想在慰安所外面單獨弄一間房子包養我，我便趁機對他說自己來這里前母親病重將死，能否允許自己回去一趟，等回來就和他一起過日子。

第一次他沒同意，但是我哀求次數多了，他竟同意了，給我開了一張通行證，我便意外地回到了家。這算是死里逃生，我呆在家里沒敢亂跑。可是命運似乎總在捉弄人，當時母親確實病了，家里急需用錢，我想自己總得出去做點事賺點錢照顧母親。

于是，有個朋友說有個賺錢的機會。我便跟她一起去了釜山。

在釜山車站，我們見到了一男一女兩個人，男的叫松本。

他說有工作，我們便跟著他走。

結果，走到了一個旅館，竟然有15個女孩。

我頓時覺得不妙，要逃走，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被他們死死抓了進去。

我的命就這樣不好！

第二天一早，旅館一共集齊了18個女孩，都被抓起來帶走。

我清楚記得那天是1942年7月10日。我們被送到那艘軍用船上時，船上還有三百多名女孩。

在日軍的荷槍實彈下，沒人敢反抗，只有悲絕的哭泣。

這次，我不知道會被送到哪里，只是我坐船暈得厲害，嘔吐不止。

那船先到臺灣，但是只是停了一下，然后又走，到了新加坡，也只是停了一下，再次走，一直到緬甸的仰光。負責帶隊的日軍軍官說：

“目的地到了！”

船才靠岸，讓我們下去。

碼頭上停著好多卡車，我們被分成一組一組，被各自的小組管理領著登上了不同的卡車，被送到各地。

我坐的那輛卡車開到了曼德勒，我們被帶進那里的一幢獨立院落，院中是兩層建筑物，一層是管理我們的人住的，以及吃飯的地方，當然飯得我們輪流做，包括衛生。

二樓是給我們這些可憐的女孩住的。原有12個小房間，但是，女孩太多，不夠住。于是，日本人就又拉來了木材進行改造，又增加了24間房子，可能還要多一點。

到第三天，我們悲慘的命運隨著潮涌般涌進來的日本軍人又開始了。

我沒有想到自己剛出魔窟，又會再次進入魔窟。

對于這樣的命運，我真是充滿了絕望和無力感。

更糟糕的是，這里比在中國東北的時候更可怕，因為當時那里駐扎的是日軍緬甸派遣軍八四零零部隊師團司令部，軍人很多，加上附近沒有別的慰安婦，所以那個司令部的軍人每天都在我們這里排隊。

求生的本能迫使我開始故技重演，想尋到一個可靠的日本軍官，獲得某種幫助。但是，效果尚未出現，便在七個月后，因為師團司令部轉移，我們這支慰安婦就也跟著來到了阿加亞布。

在阿加亞布，我們的狀態基本沒有太大改變，唯一的改變是這里的慰安婦比在曼德勒多。這里不僅有中國慰安婦，而且還有很多日本慰安婦。那些日本慰安婦中有不少原就是性工作者，年齡也偏大，甚至有三十歲的。

因為戰爭局勢的不斷變化，我們也跟著日軍不斷在轉移。不久，我們這支朝鮮慰安婦被被帶上“大八”號輪船，從阿加亞布送往仰光的浦羅姆停留了五個月左右。

但是在普羅姆發生了一點小情況，那就是一直負責管理我們的那個“叔叔”跑了。大家都猜測是那家伙可能感到了日本在戰場上的局勢越來越不利，所以逃走了。那人走了后，日軍部隊就直接接管我們這些可憐的女子，不久我們被送到仰光，住進“仰光會館”。

被軍人接管之后，我們的命運更悲慘了。因為軍人粗俗無禮不說，還經常喝得爛醉如泥，實在不好伺候，有時候還會挨打。有一次，一個日軍醉鬼拔出軍刀要殺我，我一害怕，竟然趁他不備，奪下他的刀刺進了他的胸部。結果，我被憲兵抓起來送到了軍事法庭，審查了一星期后，我被放了回來。

我被放回，一方面是我確實沒有過錯，那個日兵也沒死，另一方面是慰安婦資源稀缺，我對日軍還有壓榨價值。

三個月后，我們被送上火車，來到了泰國。但是，在泰國的時間不太長，又被送到阿尤塔亞。大概日軍的情況不太好，我們不但要做慰安婦，而且還被派去做護理員，照顧那些日軍傷病員。

我想，日軍連自己的傷兵都護理不過來了，大概是日軍要敗了，只要日軍一敗，那么戰爭就結束了，自己也就能離開這個魔窟，重獲自由了。

一想到這里，我那灰暗的心就會稍稍亮起來。果然，沒有過多久，日軍戰敗的消息就傳來了。但是，我們還一時回不了家，我們被送到了泰國的收容所，收容所里的人特別多，擁擠不堪。

但我已經不在乎這些了，我只想趕緊回家。在萬分焦急中，等了好一段時間，終于等到了去仁川的船。下了船后，我幾乎是飛奔一般往家趕，回到家我見到了母親。劫后余生的后怕和委屈，讓我淚流如雨。但是，這種親情的喜悅并未持續太久。因為親戚們知道我回來后，都紛紛跑來見我，但是他們不是來安慰我，而是來嘲諷我、惡心我、挖苦我。尤其是舅媽甚至聯合親戚要把我驅逐出家門，她認為我這樣的女子實在是太丟家族的人了。

母親也因此被人戳脊梁骨，沒辦法，她便把我送到了達城j女養成所。三年后，我又開始了糟糕的謀生之路。作為一個女人，唉，實在是太難了。后來我認識了一個離異帶孩子的男人，他愿意和我結婚，于是我們就結婚了。可六年后，他便自殺了。為了養活他留下的兩個孩子和供養多病的母親，我只能出賣自己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如今，我老了，疾病纏身，余日無多，回想自己的一生，16歲被騙失身，在東北緬甸泰國受盡凌辱，回家被親戚驅趕，后半生又是受盡人間冷暖。如今到了生命的最后時刻，終于釋然，才有勇氣把自己這不堪的人生遭遇說出來。我也不求什么，只求讓人知道日軍曾經給多少無辜的人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噩夢。他們就算不賠償，也當被人警惕，防止悲劇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