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先生逝世后的第五年，清順治二年乙酉(1645年)，江陰徐氏遭罹空前的劫難。在這場劫難中，徐霞客長子徐屺、侄子徐亮工等徐氏一門二十多人被殺，徐家宅園被毀。對于徐屺、徐亮工等的死因，徐學研究的奠基者丁文江先生認為，徐氏參加江陰抗清斗爭，城破后被清兵屠殺：“先生(指徐霞客)之長子屺卒于順治二年七月十五日，蓋江陰被屠之日。先生兄子亮工，以進士官吳堡令，致仕家居。同守縣城，城破，闔門五口殉難，從祀忠義祠。李兆洛為之作傳，疑屺與之同死”。

丁先生徐氏“抗清殉難”之說，在徐學領域里長期以來沒有異議，即使是對《年譜》進行詳細考訂的方豪、王成祖二位先生也沒有在此問題上進行仔細考察。王成祖先生說：“清兵南下，徐氏家鄉江陰慘遭屠城之劫，(徐霞客)長子屺罹難。”80年代末，呂錫生、周寧霞二位徐學專家對丁先生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徐屺等是“為盜所殺”或“被奴佃焚劫”而死。作者認為丁先生之說是錯誤的，呂、周二先生的觀點是值得重視的。徐屺、徐亮工等卒于家變——佃農奴仆暴動(奴變)，徐氏家變是徐氏家族走向破落的關鍵，這在明清之交江南大族由盛到衰的變化中具有典型性。我們有必要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一、徐霞客后人“抗清殉難”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我們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說明

第一，關于徐亮工“同守縣城、城破……殉難”。

筆者認為徐亮工、徐屺并沒死在江陰城，而是死在家里，徐亮工等不可能參加江陰抗清斗爭，不是死于抗清后的江陰屠城。

最先整理《徐霞客游記》的徐霞客好友、其時在徐家坐館的季會明談及《游記》原稿本被毀和其中《滇游日記一》缺失時說：“乙酉七月，余宗人季揚之避難于舅氏徐虞卿(徐亮工字虞欽或虞卿)處，顧余于館，見《霞客游記》攜《滇游》一冊去。不兩日，虞卿為盜所殺，火其廬，記付祖龍”。這里季會明說得很清楚：《滇游一》因被季揚之拿去而散失；而《游記》原稿是乙酉年七月在徐亮工被殺時焚毀的；徐亮工是在家“為盜所殺”，不是被清兵所殺。民國《梧膛徐氏宗譜》(以下簡稱《宗譜》)說：徐亮工家“因國變，一門五人同日遇家難”，徐亮工等所遇者為“家難”這也就從側面說明徐亮工等并非死于抗清事。徐亮工七月在家，是否參加當地的抗清斗爭不得而知，但絕對不可能參加江陰守城斗爭。原因有二：一是七月的江陰城已被清兵重重包圍，城內外的交道斷絕，外人無法入城，城里的人也無法出城，亮工等當然不可能入城抗清。二是有關江陰抗清的資料，都沒有徐亮工等參加抗清的記載。如徐亮工參加抗清，以其祟禎庚辰(1640年)的進士和陜西吳堡縣令的身份，地位比領導江陰抗清的閻應元、陳明遇二典史要高得多，應該有所反映，不會被遺漏的。所以，丁先生所謂徐亮工“抗清殉難”之說是很難講得通的。

第二，關于江陰屠城之日期。

丁先生將徐屺、徐亮工的卒日——順治乙酉七月十五日這天說成是“江陰屠城之日”，也是錯誤的。

據《江陰守城記》《江陰城守后記》《江上遺聞》等記江陰抗清的著作，七月十五，并非江陰屠城日。江陰抗清斗爭，始于乙酉年閏六月初一，直到八月二十一城陷失敗，前后共81天。其中以閏六月二十一為界，前是江陰城外圍抗清時期，后是激烈的守城時期。乙酉七月的確是江陰守城最艱苦、最激烈的日子，清兵一方面加緊勸降，另一方面又從外地調來兵力，但十五日并非江陰被屠日。江陰被屠，是在八月二十一江陰城被攻陷以后開始的，前后共三天。清軍攻陷江陰后宣布要將“滿城殺盡，然后封刀”，“清兵屠城三日，晨出殺人，暮則歸營”，不論抗清將士，也不論男女老少，最后江陰被屠殺及在抗清守城而亡的共達十五萬，整個江陰城僅存五十三人。

由此可見，丁先生將“七月十五日”這個徐屺、徐亮工卒日，與江陰激烈的抗清斗爭相聯系，且說成是“江陰屠城之日”，進而推斷徐亮工等卒于抗清斗爭，這是不切實際的。

第三，關于丁先生謂徐亮工“抗清殉難”的史料來源。

丁先生謂徐亮工等“抗清殉難”，其史料來源是李兆洛的《徐亮工傳》，而李兆洛的傳文本身卻是不可靠的。

李兆洛(1769—1841)，江蘇陽湖(今武進縣)人，他是嘉道年間著名的學者，主修過《江陰縣志》、《風臺縣志》等名方志，有《養一齋詩文集》。李兆洛為徐亮工作傳是在道光年間主講江陰暨陽書院和修《江陰縣志》時，此傳不見收錄其文集，但被輯入《徐氏宗譜》，傳文名為《忠義亮工公傳》，僅二百多字，講徐亮工生卒，行誼履歷，對其卒事說：“順治乙酉沒于江邑守城之難”，且謂：道光乙酉(1825年)，江蘇巡撫陶澍等“請旌江邑死事諸人，綸音褒美。以公祟祀忠義祠”。由此可知，丁先生徐氏“抗清殉難”實從李兆洛之說，而李兆洛之說所憑依的乃是在其作傳前，徐亮工入江陰忠義祠附祀。那么徐亮工入祀江陰忠義祠，就一定是“抗清殉難”的“忠義”嗎？徐亮工是如何得以入祀的從祀呢？這便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了。

光緒《江陰縣志》對附祀忠義祠之事給我們留下了記載。原來，在江陰抗清的三位主要領導人典史閻應元、陳明遇和訓導馮厚敦以及江陰十五萬紳民在抗清斗爭遇難后，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分別給閻、陳、馮三人以忠烈、烈憨、節憨的謚號，褒他們為“忠義”人物；在江陰城東棲霞庵址建了“忠義祠”，時人稱“三公祠”，讓江陰人歲歲奉祀。同時抗清名士戚勛、許用、黃毓祺等八人入祠祀。以后便有更多的人附祀于忠義祠：道光七年(1825年)在抗清斗爭的一百八十周年之際便有二百十三人入祠附祀，徐亮工和季會明即名列其中；道光十七年(1835年)又增九十七人附祀，徐亮工三子徐汝義、汝為、汝明也名列其中。這樣忠義祠除“三公”外，共有三百十八人附祀。這些附祀者，有的確實參加或領導江陰抗清斗爭，且在《明史》及地方志、其他私人筆記野史有事跡記載，如戚勛、許用等人；有的則沒有參加抗清斗爭，如季會明，上文已提到，當江陰抗清時，他還在徐家坐館和整理《游記》，怎么會死在江陰抗清中呢？徐亮工及其三子也是如此。

不是死于抗清事，而得以附祀“忠義祀”，問題主要出在大規模附祀忠義祀，是在抗清斗爭后的一百八十年后朝廷追認的。其入祀，原為地方大臣陶澍等“允民之請”“上其事于朝”而做成的。入祀的條件，開頭要嚴格一些，后來只要“散見家乘經后嗣舉報”申請，便可以了。建江陰忠義祠及附祀之事，對朝廷和地方官員說來，為的是籠絡紳士和百姓，消除滿漢畛域，以示皇恩浩大和滿漢合一；而對得入祀紳民的后代說來，也算祖上榮耀光彩之事。徐亮工及三子得以附祀忠義祠，便是后代舉報審請的結果。

由此，入祀忠義祠并不一定全是抗清殉難者；李兆洛據徐亮工等人祠附祀便說徐亮工為死事抗清斗爭的“忠義”是錯誤的，因此據此而來的丁先生之說，便是以訛傳訛了。

二、徐霞客后人遭受奴變打擊是很沉重的

關于徐氏的奴變，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有一段更詳細的記載：“當攻城急時，鄉民為奴仆者，勾結數百千人，問本主索文書，稍遲則殺之，焚其室廬。凡祝塘、琉瑭、陽祁等處莫不皆然，人人危以懼。陽祁徐亮工，祟禎庚辰進士，被仆殺死，妻與三子諸生俱遇害，獨季子汝聰遁免。未幾事平，為主者亦多擒仆甘心也……”。計六奇這段文字是當地人記當時事，故計六奇的記載是可靠的，計六奇的記載沒有將反抗主人的奴仆稱為“逆奴”、“叛奴”，而稱為“鄉民為奴仆者”，其態度也是較容觀的；因徐亮工的身份和地位，計六奇便以徐氏奴變作為江陰奴變的典型例子。計六奇所言徐亮工“被仆殺死”，這便說明季會明所言徐亮工“為盜所殺”之“盜”，實指奴仆；徐亮工和“妻與三子諸生俱遇害，獨季子汝聰遁免”，這與《宗譜》稱“因國變一門五口遇家難”的記載吻合。查《宗譜》徐亮工共有四子二女。其妻蘇氏，與長子汝翼、次子汝為、三子汝明同時死難；時二女已嫁，得免于難，四子汝聰(字在音)逃脫，后來與堂兄徐升一道，經過十年周旋，殺了奴變的奴仆，最后還中了康熙時的舉人。由此可知，徐亮工等確實死于奴變，其與三子入祀忠義祠卻不能說成是“抗清殉難”。

徐氏奴變不僅發生于徐亮工家，徐亮工兄徐亮采(縣庠士)家也同時發生。據康熙時江陰薛云蒸為徐亮采次子徐升(字君銓、號豫止，縣庠士)撰寫的傳文說：“鼎革之秋，甲申告變，奴佃夜半圍基焚劫……骨肉之陷于燼者十六人矣……此斯時回顧居宇無片瓦只椽，不得已竄徒江城……語堂弟在音曰：不共之仇不復，非夫也……挾寫控冤當道，羈遲十載，始得盡碟群兇”。徐升自述則說：“迨及甲申，適逢國變、悔疊乘家，俗鶚構禍……；乙酉端午，清兵南臨，江邑抗順，城鄉起兵。中元夜半，奴佃造亂圍基，慘殺焚劫殆盡，十六骨肉灰燼……我同寡母城鄉竄徒……而已控冤江庭，惟偕在音奔馳十載，擒獲群兇，分別碟斬……”。上述兩段記載徐升家變事的時間，一為甲申年(1644年)，一為乙酉年(1645年)中元(七月十五日)。我們顯然以后者為可靠，原因是后者是當事人徐升的自述，而前者是徐升死三十年后據徐升自述作的，薛云蒸將徐升家奴變的時間弄錯了。周先生大概因為沒有看到徐升的自述，也沒有看到計六奇《明季南略》等記載，僅據薛云蒸的傳文，也錯誤地將徐升家奴變說成是甲申年。

徐霞客的長子徐屺(字子依、縣庠士)同樣也遭奴變打擊，徐屺也被奴仆殺死。繆芄在給徐屺長子徐建極(號范中，縣庠士)作的傳中提到此事：“先生(指徐露客)歿未幾，丁鼎革變，子依遭閔兇。余祖姑芄然撫兩藐孤，為未亡之人，門衰祚冷，零丁孤苦，抑且外訌內憂，伺而交攻，有不忍言者。然公稍長，雖顛沛之余，而意激昂，不自沮廢。既發憤復仇，斬諸逆奴首，遂率其弟刻苦力學不休。”上述所言徐屺所遭“閔兇”與亮工所遭“家難”的性質一樣；徐屺既為奴仆殺死，兩個兒子建極和建樞尚幼，由遺媳繆氏培養成長，徐建極兄弟最后發憤復仇，斬了眾逆奴。此傳作者繆詵，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是繆昌期的四世孫。繆昌期與徐霞客為摯友，繆徐兩家幾代聯姻。繆昌期孫女嫁徐霞客長子徐屺，徐屺之孫徐曾起又娶繆詵之姐，故繆詵知徐氏“始末事特詳近”。故徐屺在奴變中被殺無疑。徐霞客次子徐峴，生卒失考，疑也在奴變中被殺。

三、徐氏家變，作為江南奴變風潮的一幕，是有眾多因素促成的

明末清初，特別是明清鼎革之際，江南地區的封建地主，紹紳之家，不斷發生了家內奴仆、佃戶反抗主人要求獲得人身解放的聲勢浩大暴動，這在歷史上被稱為“奴變”或“奴變事件”。

1644年川沙喬氏世仆顧六領導了奴變斗爭，“(顧)六一呼百應，統領千人”，“不論鄉村城市，士夫富室，凡有家人立刻要還文契”，“稍有避而不還契者，千人圍擁，燒殺立盡”；在嘉定華氏領導了奴變，“華氏家奴……合他姓奴客，同時起縛其主杖之，踞坐索身契所致數萬人”；在太倉，則有“烏龍會”的奴仆組織，奴仆們被“一呼千應，各至主門，立逼身契，主人捧紙以侍。稍后時，即舉火焚屋，間有縛主人者”；1644年和1645年間，在常、鎮、寧一帶則有發起于金壇、漂陽的奴仆“削鼻班”組織領導的“縛故主、胠其囊篋、索身契”的斗爭。

常州府屬江陰縣的富家大族在抗清斗爭期間也發生了奴變事件。江陰“兵敵既久，政令不能出城，遠鄉叛奴，乘釁索券，焚殺主者，絡繹而起，煙光烽火，相雜蔽天，大家救死不暇”。江陰奴變與鄰縣奴變發生的主要地區不同，江陰奴變在“遠鄉”發生，縣城則沒有發生。世居江陰南鄉的徐氏奴變便在這時暴發。所以，促成江陰奴變和徐氏奴變的原因之一，便是江南的奴變大風潮。

其次，江陰抗清斗爭是江陰徐氏奴變促成的另一因素。江陰奴變和徐氏奴變都發生在抗清斗爭激烈之時，當時地方政權已跨臺、縣城被清兵圍困，社會極為混亂，“兵亂既久，政令不能出城”，遠鄉奴仆才得以“乘釁”進行“索券”討還賣身契的斗爭；且當時由于激烈的抗清斗爭，地主、鐠紳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此，并沒料到其家奴會突然發難，所以當奴變“絡繹而起”，士夫大家便“救死不暇”。

再次，徐氏奴變也與徐氏大族勢力的哀落相關聯。農民起義及明政府的推翻，徐亮工的縣令做不成了，徐亮工便南下到南京；在南京弘光朝，又受打擊，被迫家居。此時徐家訟訴不停，正值“外訌、內憂，伺而交攻”、“俗鶚構禍，傾巢破卵，(徐氏)一旬數訟縣府道院”之際，徐氏遭打擊，奴仆便趁機而起。與上述有關，在今日江陰徐霞客的故鄉馬鎮一帶，民間尚有“火燒三陽歧”的傳說。徐氏與薛氏為仇，訟訴多次不決，薛氏便煽動徐氏家奴放火燒了徐氏住宅。

當然，徐氏奴變與江南其他奴變一樣，最根本的是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必然結果。破產的自耕農，手工業者一旦為奴，便喪失人身自由，為賣身契束縛；且世代為奴，永遠不能擺脫被奴役的地位；“男子入富為奴，即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有呼之，不敢失分寸，而子孫累世不能脫籍”。他們受盡了主人的人身摧殘和折磨，“江南慘檄之主，或有苛使盲驅。……奴多腹無坎食，膝無完裸，臂背無完肌膚。”主與奴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昔日忍氣吞聲的奴仆，一有時機，便對主人實行激烈的階級報復，發泄其數世冤氣，名為“報冤”。明清政權的變更，奴仆們也想乘機一變。他們普遍感到，“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國步既改，諸勛戚與國同體者咸已休廢，若我輩奴籍不脫，奴將與天地同休乎”？正因如此，奴變頻頻發生于明清之交。

綜上所述，我們將徐氏奴變作一簡單總結：徐氏奴變發生的時間是順治二年乙酉(1645年)七月十五日；徐氏奴變是明末清初整個江南地區奴變斗爭大風潮中的一幕，也是在徐氏遭受打擊、“內憂外訌”的背景下突發的；徐氏奴變斗爭與其他奴變一樣，為的是解除封建人身依附關系，消除不合理的主奴關系；徐氏奴變斗爭的手段采取了激烈的暴力斗爭；徐氏奴變最終失敗，十年以后參加奴變的諸奴仆被碟斬；徐氏奴變所及，徐霞客兄弟三人中，徐霞窖及其兄徐宏祚二人后代遭受劫難，徐霞客之弟徐宏禔，大概是庶出，產業不如二兄、后代也不如二兄后代有功名、析居在外等因而未遭奴變之難；徐氏奴變沉重打擊了江陰徐氏，徐氏一門二十多人在奴變中被殺，其住宅在奴變中化為焦土。江陰徐氏這個明代曾“大廈千間金珠委地”，“膏膠逐延；貨泉流溢”，擁有十萬多畝土地、年收入超過十萬兩的、“貨甲江南”的名門大族和“清江文獻臣室”在奴變中遭致命打擊。以奴變為契機，江陰徐氏大大衰落，徐氏此時“田廬不及中人之產”。在清初又連遭南科場案、江南奏銷案的牽連打擊，江陰徐氏徹底破落，僅有的一些田產也變賣殆盡，徐氏由地主逐漸淪為自耕農。

徐氏奴變，是江陰徐氏大族破落的一大關鍵。研究明清之際的徐氏奴變，可以澄清徐學領域長期流行的丁文江先生的徐氏“抗清殉難”說；同時徐氏奴變，給我們考察明末江南奴變及江南縉紳地主的衰落過程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節選自《蘇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