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非寫不可，張捷近期在關于清朝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的一些解讀觀點，立場完全跑偏，錯得離譜，把歷史上許多反抗清政府喪權辱國的仁人志士，稱之為是想顛覆自己國家的“漢奸”。

難道在張捷先生的歷史觀里，只要是被清朝統治的人，如果有反清的思想和行為便屬于國賊？甚至他詆毀許多致力于反清的名人背后有日本人支持，更是將興復中華的抗爭扭曲為對大清皇族的背叛。

張捷更是指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漢人大臣作為大清的臣民，不守君臣之禮，既不愿交出自己手里的兵權，又不愿派兵勤王為大清死戰，而是在南方執行東南互保，是背叛君主的叛國行為。

在《義和團運動喚醒中國凝聚力》這篇文章中，稱“漢人在清朝對外戰爭上經常不出力，甚至在一旁看笑話。”這完全是罔顧歷史事實的謬論，本質上是站在清朝皇族統治的權貴視角的歷史觀察法。

縱觀清朝歷次對外戰爭，從抵御外敵入侵到捍衛國家領土，漢人軍民始終是沖鋒陷陣的主力軍，是絕對的主力，鴉片戰爭中，關天培、陳化成等漢人將領率部死守炮臺，戰至最后一兵一卒，血染疆場。

甲午戰爭里，鄧世昌駕艦撞敵，全船將士集體殉國！無數漢人官兵用生命踐行保家衛國的誓言。即便是張捷口中斥責的“東南互保”，本質也是漢人大臣在清廷昏庸決策、執意宣戰的前提下，為避免東南富庶之地遭戰火荼毒、保全億萬百姓性命的無奈之舉，絕非“不出力、看笑話”。

更何況，清朝統治者數百年來向來奉行“滿漢有別”的狹隘民族政策，因此實際情況是清朝統治者排漢在先，而張捷對此卻是只字不提，一口咬定是皇漢排滿！

史料記載，清朝初期嚴格頒布并執行滿漢不通婚的政策，禁止八旗貴族子弟與漢人普通百姓通婚，這種歧視政策導致日后自己被排斥有何資格怪別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搞雙標，豈有此理。

尤其在軍事上“崇滿抑漢”，清朝統治者只愿意將八旗子弟視為自己的核心依靠，而漢臣漢兵處處受到掣肘與各種猜忌。武器裝備優先供給八旗，軍餉糧草屢屢克扣漢人綠營，甚至在作戰時讓漢兵充當炮灰、八旗在后坐享其成。如此不公的待遇，如此提防的姿態，難道要讓漢人軍民毫無怨言地為壓榨自己的腐朽政權賣命？

清朝統治者自入關統治中華大地后，便將“防漢抑漢”作為一項重要的基本國策，在軍事層面的提防與限制尤為明顯。

為了穩固統治、牢牢掌控兵權，康熙和乾隆等人著打造八旗職業特種兵，將其列為國家軍事力量的核心，不僅優先供給精良的武器裝備與充足糧餉，還讓八旗子弟壟斷了諸多高階軍職與戰略要地的駐防權。

與之相對的是，清政府對漢人組建軍事力量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甚至出臺相關規定限制漢人聚眾操練，民間的習武結社也經常被嚴加管控，漢人百姓根本就沒有機會接觸核心軍事訓練、執掌精銳部隊，長期被局限在農耕生產的領域里。這種長期的軍事管控與人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國近代軍事發展的嚴重滯后！

到了晚清時期，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八旗軍早已腐化，戰斗力大幅衰退，面對外敵入侵時往往不堪一擊。無奈之下清政府只能被迫啟用漢人力量組建軍隊，像羅澤南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都曾在平定內亂、抵御外侮的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

但即便如此，清政府對手握兵權的漢人將領依舊心存猜忌，歷史上就有年羹堯平定西北功勛卓著，最終卻因無故猜忌被羅織罪名處死，凡是握有兵權的漢人將領，可以說在清朝幾乎沒有幾個下場好的。

可見，并非漢人不愿為清朝效力，而是清朝長期提防著漢人，從根源上限制了漢人軍事力量的發展。而張捷指責“漢人在對外戰爭中不出力”的說法，完全無視了這一背景。是漢人不想出力？不是！是清政府不讓漢人出力，畢竟漢人出力掌握兵權，這令他們夜不能寐，寢食難安。

張捷自己都說，直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八里橋決戰，滿洲八旗主力野戰軍被英法聯軍打的損失慘重，至此清朝立國百年以來，才首次被迫讓漢人獨立領軍，在此之前近200年時間里，漢人將領即便統兵也始終擺脫不了滿洲官員的監視。

也就是對清朝皇族而言，如果不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自己的嫡系滿蒙八旗軍近乎全軍覆沒，已經到了無兵可用的地步，那么他們的防漢政策依然會繼續貫徹到底，永不改變，因此并不是他們知道自己錯了，也不是他們良心發現了，而是知道自己再這么防漢下去，恐怕真的要亡國了。

然而，清廷統治者防漢抑漢的狹隘心腸早已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當李鴻章等人組建的團練，浴血奮戰平定各地起義，將瀕臨傾覆的大清從危局中拉回時，以慈禧為首的清朝皇族非但沒有感念這份護國之功，反而立刻露出了猜忌刻薄的真面目，一門心思盤算著如何削奪漢臣兵權。

即便各地漢軍統領一心為國，只求師夷長技以制夷，推行洋務運動以求強國強軍，反復申明絕無半點謀反之心，但清政府依舊視其為心腹大患，在這群皇族王爺眼里，漢人掌兵一日，他們的皇權就一日不得安穩，削權奪兵的念頭便一日不死！

也許當兩百年來他們第一次被漢臣拒絕上交兵權的時候，他們便已磨刀霍霍，以至于甲午戰爭中，慈禧太后和光緒等人以各種借口延誤戰機，錢不想給、兵不給征、糧不想交、援助一拖再拖、只為更好消耗漢軍，期盼他們戰敗，從而彈劾施壓，寧愿國運之戰慘敗，斷送中華未來之崛起生機，也不愿看著漢軍崛起威脅自己。

說到底，晚清時期滿漢矛盾愈演愈烈的根源，從來都不是張捷口中所謂“漢人狹隘”，而是以慈禧為首的清朝皇族，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揣著心懷鬼胎的算計，處心積慮打壓排擠漢人的必然結果。

當然，在張捷眾多洗白清朝的言論中，最應批判的是，他屢次聲稱歷史上反清復明的人多與日本勾結，試圖把反清復明和日本關聯以此污黑，然而這種說法是典型的為清廷洗白、刻意歪曲歷史的說辭。

反清復明運動自清初便已興起，從南明政權的殊死抵抗，到天地會、洪門等民間力量的長期抗爭，一直都是明漢百姓自發捍衛民族與生存權的正義之舉。彼時的日本尚處于閉關鎖國的江戶時代，與中國東南沿海的民間力量僅有零星的商貿往來，根本不存在所謂“勾結”的動機與證據！

即便到晚清，部分革命黨人接受過日本民間人士或團體的幫助，但這類援助多是少數人的個人行為，與“反清復明運動由日本主導”的謬論完全是兩回事，更不能代表數百年無數人為擺脫奴役的反清本質。

尤其是，張捷在指責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黨人與日本有所勾連時，似乎刻意忽略了一個關鍵的歷史事實，那就是大清末代皇帝溥儀，在清朝覆滅之后，正是在日本的扶持下，于1932年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并出任“執政”，后又改稱“皇帝”。

史料明確記載，偽滿洲國自始至終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的工具，其內政外交完全被日本關東軍操控，他們為了復辟清王朝的一己私欲，不惜投靠外敵，且弟弟溥杰等眾多皇族子弟還與日本王室聯姻，淪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幫兇，為日本關東軍送錢、送糧、送物資、做后援、給全民抗戰帶來了長達十余年的深重災難。

相比之下，辛亥革命黨人即便有過與日本民間力量的短暫接觸，其核心訴求始終是挽救民族危亡，二者的性質有著天壤之別。用個別碎片化的往來，去抹黑革命黨人救亡圖存的正義之舉，卻對溥儀投靠外敵、建立偽滿政權的劣行避而不談，清皇族勾結日本復辟之事，為何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