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窯洞到北京外交部街：凌青兄妹相繼走上革命道路

文/凌青口述　宗道一、朱禮盈、傅錚錚等整理

已至耄耋之年的凌青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談起過去話語滔滔不絕

口述者簡介：凌青，1923年4月生，曾用名林墨卿，福建省福州市人。1941年入北平燕京大學經濟系學習，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共北平地下黨活動。同年12月轉入北京大學經濟系。1942年7月進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敵軍工作部干事。1944年赴延安后任中共中央軍委外事組翻譯，中共中央外事組研究處第一科科長。1949年10月起在外交部工作，任美洲澳洲司美國科科長。1951年7月起，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停戰談判代表團機要辦公室主任、翻譯隊隊長。1953年底回國后歷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副專員，駐羅馬尼亞大使館一等秘書，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一等秘書，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歐美司負責人，國際條約法律司副司長。1975年任駐委內瑞拉首任大使。1978年任外交部國際條約法律司司長。1980年至1985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期間，曾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出席第35屆至39屆聯合國大會，任副團長。70年代以來，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巴黎和會、關于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關于難民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等一系列重要國際會議。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副團長、代表。1985年以后，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福建省政協常務副主席。1993年起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凌青夫人張聯，曾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駐斯里蘭卡兼馬爾代夫大使，他們是新中國外交界的第一對“伉儷大使”。

我曾祖父叫林拱樞，是林則徐的第三個兒子。我的父親林步隨是清朝的末代翰林。他考中翰林后就廢科舉、建學堂了�？贾泻擦植痪�，清朝慈禧太后想搞改革，派一些學生出去留學，就把他派到美國去當“留學生監督”。

實際上等于是代表清朝政府管理留學生事務的。民國初年的一些重要外交官，大都是留學生。所以，父親和他們都比較熟。像民國早期的外交家顧維均、顏惠慶、施肇基、王寵惠，和父親都很熟。20世紀50年代，錢其琛同志在蘇聯也當過“留學生監督”，管留學生。父親是美國西北大學的留學生，哪個系我搞不清楚了。

在美國呆了八九年，很長時間。因為這背景，他也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父親回來對我們這些孩子別的影響沒有，他強調的就是兩條：一是要把中文學好，二是把英文學好。因為他自己就精通這兩樣，這是他的感受。

我們林家兄弟姐妹一共6個，我是最小的。我和幾個哥哥姐姐，5個人在北京學英文。我們那個時代跟現在的年輕人不一樣。我們正好處在中國災難最深重的年代，青年學生一懂事以后就不安心讀書了，憂國憂民嘛。

我懂事以后，目睹了日本人占領北平。外國人侵略我們，對于年輕人來說是經受不住的，要尋找救國的道路。這時候正好我大哥林曾同有個同學從家里帶來一大批書，都是抗戰以前的一些進步書籍。我也是書呆子型的，從小就喜歡看書�？赡苁沁@個原因，看了不少書。

我參加革命是在高中這一段。這個時候看了好多革命的書，抗戰以前啊，是上海出版的，一些比較進步的書。包括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巴金的《家》、《春》、《秋》等小說。特別是一些理論方面的書，好多好多，鄒韜奮的，裴中濟的。當時日本人的政治經濟學，陳豹隱翻譯的。當時陳豹隱是北京大學的一個知名的“左派”教授。他早年曾留學日本，后來還進了莫斯科東方大學，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這些書看得很多。最后也看了一些馬克思的原著，就有點囫圇吞棗了。

高中時，我通過一個同班同學向他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一套東西，抗日這套道理。他的哥哥在燕京大學，周圍有一批黨員，所以我就通過他哥哥認識了地下黨。1939年就開始跟他們有接觸了，以后就參加黨的活動，準備入黨。入黨手續是一個形式問題，思想轉變就是這么一個過程。后來到了燕京大學，考進去的，考了經濟系。

因為當時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么，對經濟感興趣。然后在燕大正式參加了地下黨。以前也搞一些活動，就是沒經過這道形式。什么時候入黨，形式不是太在意，反正干活就是了。早知道以后還可算黨齡什么的，可能還可以早點吧。

當時沒有這個概念�！笆蟆钡臅r候不是有一條規定么，中顧委委員一定是要1942年底以前入黨的。后來什么時候入黨很關鍵。當時沒這個觀念。到后來待遇啊，級別啊，和參加革命的時間也有關系。當然你早參加也可能早犧牲啊，也說不定啊。我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那時18歲，1941年。

在燕大呆的時間不長。后來不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嗎？戰爭爆發以后學校就關門了，日本人把學校給關閉了。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天日本兵來后，整個校園都封鎖了，到晚上就更恐怖。我們住在宿舍里，日本人就來抓人。他們有特務，所以事先有個名單，知道是哪些學生。那時候我們還沒讓他發現。日本人沒有掌握我們讀書會的情況。當時我們在學校里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叫做“Trio”。

“Trio”原來是“三重唱演出小組”的意思。這個讀書會有大三年級的，有大二年級的，有大一年級的，三個年級的學生都有。這個讀書會其實是黨的外圍組織，通過這個來影響一些學生，爭取一些學生，讓他們接受進步思想。但是這個讀書會也不是單純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也有各種各樣的知識活動。也請人來講講衛生問題啦，健康問題啦，時事啦，等等。我記得當時還談過對蘇芬戰爭怎么看的。因為那時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去打一個小國，有些人就覺得不太理解。這就是讀書會的時候。這個讀書會在當時日本人封閉燕京大學的時候還沒發現。

燕京大學關門以后，當時也沒有別的人出入了。相當一部分進步學生到了解放區。有一些想念書的人去了成都。我們呢，當時因為已經入黨了，就得聽黨的話。我的家在北平，社會條件比較好，隱蔽起來比較容易，所以有條件在北京呆著，開展工作。領導就說你們不要走，不要到前線去，你們還留在北平。我們就轉到北大繼續念書。偽北京大學，日本人跟偽政府合辦的，也還是在經濟系。

過了一段時間，參加讀書會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有一天，直接領導我的那個人和二姐傅秀找到家里說：日本人發現讀書會了。因為有別的人被捕，可能供出你們了。你們趕快走，趕快撤退，最好現在就走。那時候我才19歲，還小，不知道怎么回事。直接領導我的那個人就問我們要到哪里去？我說姐姐讓我住到一個同學家里，但是我還沒有找好。他說，如果沒有找好，我帶你去一個地方。我們兩人簡單收拾了一下，馬上就走。他把我帶到另外一個燕京大學同學的家里。那個人叫做饒毓普。他的母親是長期掩護我們地下黨的，以前可能也掩護過，一直到解放。所以解放以后，劉仁還特別到她家看過。他母親大概不是黨員，但是一直保護共產黨，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我就在他家里大概呆了20多天。饒毓普同志后來學航天醫學，前幾年去世了。

20多天以后，領導就通知我們可以撤出北平了。在這個期間，日本特務確實去過我家。這是事后聽母親講的。敵人來抓我跟我姐姐，沒抓到，就留在家里了，大概留了一個人吧，呆了10多天。他還跟我哥哥講：沒關系，你們把他們兩個交出來，沒什么大事。他們這樣說，是騙人的。我哥哥也不會把我們交出來。當然他也不知道我們躲在哪兒，我也沒告訴他。留下監視的敵特呆了十幾天，沒抓到我們，也就算了。

過了20幾天，領導我的人通過饒毓普告訴我，可以走了，從北平到保定。所以饒毓普就把我送到北京東直門車站�，F在沒有這個車站了，那時候是一個破破爛爛的小車站。我們就走到前門大廳，就是現在地鐵站那里。當時怕萬一有日本人、特務，就偷偷走東直門車站。饒毓普把我送上車。然后我一個人坐火車到了保定。當時保定還是日本人占領著，整個鐵路線都被日本人控制了。

毛澤東、朱德會見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

在保定下車，到了一個小店，住了幾天。當時怎么聯系的，具體細節我也忘記了。北平領導我的那個人，后來親自來保定了。再后來，我姐姐也到了保定。她跟我分開走的，我們在保定碰頭。然后那個領導人就找到我，告訴我今天晚上就得走，從保定出城。大概四五個人，或者五六個人。他們熟悉交通，比較熟悉情況。挑一個日本人警戒比較松的時候，而且兩人之間要有一定的距離，不能一下四五個人一窩上。出城以后，也是這么隔著一段距離。遠遠地可以望到一點，大伙千萬不要緊跟。然后就走，走到一個村子停下來。

這個村子是我們的地下交通站。他懂得這一行，說一定要等到什么時候，什么地點才能走。也就是日本人看得比較松，或者是偽軍看得比較松的時候。我們就一直跟在后面走。就這樣，順利地過關了。只有一個人沒有過去，這個人叫王湘，半路不知出了什么事，又回了北平。解放以后還到了外交部，可能是在禮賓司。這樣我們就過了那個村子。那個村子是游擊區。那天晚上，也不知道爬上爬下過了多少封鎖溝。

日本人圍著挖了好多壕溝。爬下去，再爬上來。有的時候碰上有碉堡的，就挑沒有碉堡的地方過。就這樣走了一夜。天亮以后，大家就到了根據地邊上了。帶隊的那個同志是一個很好的同志，非常負責任。叫張宏飛，解放以后可能還有別的名字，但是原名是張宏飛�！拔母铩逼陂g去找過他一次，沒找到。這個同志，后來不知道因為什么矛盾，在40年代脫黨了，跟黨斷了聯系。那個時候他是很積極的，以身作則，走不動了，還是帶著我們走。走啊走，我們大家都走不動了。

我雖然有吃苦的思想準備，但沒想到這么苦，很累。白天還得走，咬著牙走，我們就跟著他走。拐彎了，最后到了滿城。保定附近有個縣城叫滿城。當時是晉察冀區的一分區。司令員就是楊成武。到了滿城這個地方，他們就派人來接了。接到以后，因為沒到根據地，還得再走。好像是又走了兩三天才到了阜平。

當時中央主要根據地在阜平縣。阜平縣是河北省最貧困的一個縣。當時阜平縣的城南莊附近，是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鎮，是軍區所在地。晉察冀中央分局組織部也在這里，當時叫北方分局。組織部長就是劉仁。他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的副書記，“文革”中遭迫害去世了。下面的一個科長叫劉慎之，由他來接待我們。

劉慎之向我們要名字，讓我們改名字。他對我們說：因為你們家在北京(當時又改叫北平了)，因為已經設有偽政府了，你們得保證家里的安全，別讓家里受影響。這樣，我就改了現在這個名字。跟原名有點接近，原來叫林墨卿。那會兒思想比較“左派”的，還認為家庭是一個封建家庭，要劃清界線，“凌青云而去”么。我姐姐就改了個“傅秀”，原來叫林錦雙。因為我母親姓傅，“錦”么就是“繡”。

改了名字以后，先分配我到華北聯大。但是到了以后我就發瘧疾了，這樣就休息了一段時間。那個時候10個人里面有八九個得這個病。為什么呢？因為夏天沒蚊帳，通過蚊子就傳染了，很普遍的。

之后，就碰上反“掃蕩”，就不讓再上聯大了，回到了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分配我到敵工部當干事。部長最初是黎南，我走的時候是康健生。這樣我就在敵工部偽工科當干事了。敵工部有敵軍工作科、偽軍工作科。在敵工部你要懂日文，事倒沒做多少。

偽工科干事做了兩年。這兩年主要就是鍛煉，吃了不少苦。最大的收獲就是生活上有了吃苦的經歷。條件很艱苦，很差啊，吃不飽。比如說剛一到解放區，端上來的就是半碗小米飯。而且端上來以后，所有的蒼蠅都上來，轟也轟不去。那里也很臟，到處是大便，到處是豬圈。住的屋子是一個破土房。再加上日本人的封鎖，有的時候他們搞“三光”政策。那個房子，上面都是黑黑的，很多年沒動了�？欢际峭量�。我們從北京背了一個毯子。沒毯子沒法睡。沒毯子就睡在土炕上，睡到半夜蝎子會從上面掉下來，看你運氣了。那個地方特苦，剛一去，生活反差很大。后來到了軍區要好一點。司令部所在地，條件總要好一點。雖然好一點，但是也吃不上肉。有的時候光是一碗小米飯。

有時候違反紀律到地里去偷老百姓的辣椒。辣椒掰一下就吃，沒菜啊。那個地方有一種植物的葉子，喂牲口的，有時候就拿它煮一煮，當菜吃。有的時候也盡量變化一點，總的來說沒什么吃的。反“掃蕩”完了以后，軍區司令員提出來每天要“三錢油三錢鹽”。吃肉什么的一年只有一次，或者兩次。身上的虱子有幾十個，也許上百個吧。

穿的毛線衣上面都是小白點，摘也摘不掉，那是虱子的卵。因為只有一件毛線衣，冬天脫也不能脫。大概等到春天過了以后，把毛衣脫下來，煮一下，把卵殺死。洗澡么，有的時候一個冬天大概洗一次。夏天倒還可以。

你到河里，愿意洗多少次就多少次，或者山溝里用溪水洗一下也可以。冬天的時候就艱苦了，軍區一年給你燒一次水，所有的人去洗。1943年敵人“掃蕩”3個月。“掃蕩”完了以后回來，糧食都沒有了。阜平這個地方藻很多。那怎么辦呢？吃藻泥吃海藻啊。

第一頓飯很好吃，有點甜，第二頓飯吃不下了，完全是藻泥啊。當然，也不是每一天都是這樣的，也有好一點的時候，但也好不到哪兒去。也有很壞的時候。睡在山上，因為在村子里不敢呆，不知道敵人什么時候來，那時候也沒情報。半夜里就到山上去。那時候，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和我們在一塊，她在燕京大學也是地下黨。后來被日本人抓起來了。怎么抓的呢？當時她還沒認識張春橋，沒跟張春橋談戀愛，她跟另外一個什么的縣縣委書記談戀愛，也是地下黨。兩人在村子里聊天，還點著燈。日本人過來抓，那個縣委書記當場就犧牲了。我也是聽說的。她被抓以后我就不清楚了。那時候我還小，對文靜不太清楚。

最初的那幾年還比較好，日本人主要在正面戰場。等到1940年以后，看到八路軍發展那么快，敵后根據地發展那么快，他們就把力量集中到敵后。1942年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正面戰場停下來了。所以1942年、1943年那時候最苦。毛主席提出一個字——“熬”。熬，熬，熬過去。到1944年、1945年以后，一下子就好起來了。

為了要“熬”，中央當時提出“精兵簡政”政策。那時候為了保護干部，晉察冀中央分局決定把一批干部送到延安去。我也被送到延安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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