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窯洞到北京外交部街：馬歇爾在延安與中共領導人的一些往來

文/凌青口述　宗道一、朱禮盈、傅錚錚等整理

1944年8月，周恩來和葉劍英（左二）、楊尚昆（左一）在延安同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左四）交談

1946年1月份，成立了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由美國、國民黨、中共三方代表組成。中共方面是葉帥，國民黨是鄭介民，美國方面是饒伯森。葉帥就作為中共的首席代表到了北平。

軍調部是三人小組，再上面就是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的軍事三人小組和三人委員會（就是“三人會議”），商談軍隊整編統編和停止內戰、恢復交通、受降及遣俘等問題。翠明莊是當初軍調部所在地，就是現在北京南河沿北邊那幢建筑。翠明莊是日本人修的，抗戰勝利以后就拿過來了。

軍調部成立后，黃華和柯柏年都跟著葉帥到北平去了，外事組的具體工作就只好由我挑大梁了，因為缺少干部，我就成了矮子里的將軍，這叫“趕鴨子上架”。這個時候延安美軍觀察組還保留著，改名為美軍聯絡組。

這個時期的對外聯絡，翻譯什么的，都是我在楊尚昆領導之下做的，不是科長的科長，我下面沒人。到1946年下半年，人多了一點兒，楊尚昆就搞了一個聯絡組，任命我為組長，還有其他四五個人。這四五個人里，有一個叫馬牧鳴；還有幾位是張林生、鄭平、王朝政。鄭平后來沒到外交部，馬牧鳴、張林生、王朝政都轉到了外交部。王朝政當過外交部亞洲司的科長，后來去了大連。還有一個毛立青，這個人也在外交部呆過，50年代后半期吧，調去教英文了。

后來到了美國，20世紀80年代出國的�，F在不在了。這個時候我已經吃中灶了。當時分四級，毛主席他們是特灶，部長以上是小灶，中間干部是中灶，一般干部是大灶，可是差別不大。中灶的菜是什么菜？我記不太清楚了。反正好一點兒，油多一點兒，肉可能也多一點兒。反正大米、白面只是在過年過節才吃的，平時都是小米。建國初期平時吃的也是小米。

當聯絡組組長是1946年下半年的事，黃華、柯柏年走了，也只有我了。在這個期間，做的事主要是具體的事，其中一個就是聯絡工作。比如說，當時馬歇爾是美國國務卿，訪問過延安。

當時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了，停戰令下達了，關于軍隊整編和統編也達成了協議。問題是國共間的“摩擦”并未停下來。馬歇爾在1947年2月26日的軍事三人小組會議上提出，希望和周恩來、張治中一起去華北視察。從2月28日開始到3月3日，他們從重慶到北平，再到張家口、歸綏（呼和浩特）、濟南、徐州、新鄉、太原等地。3月4日下午16時，周恩來、馬歇爾等一行人馬飛到延安，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主要領導都到機場迎接。馬歇爾還檢閱了延安的儀仗隊。

馬歇爾訪問延安的安排工作就是楊尚昆和當時美軍聯絡組的代組長楊照輝一起負責的。楊照輝是華裔。楊尚昆帶著我和這位楊照輝少校談過很多次，安排具體接待方案，從飛機場跑道、交通、延河、橋梁到住處窯洞都檢查了一遍。

楊尚昆為主，帶著我，我們具體接待。開玩笑說，當時的我可能相當于后來新中國外交部禮賓司的第一任交際科長了，因為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接待像美國國務卿這樣的“國賓”，我是名副其實的科長了。當時楊尚昆就是“禮賓司”抓總的。當然說他是司長也太低了點。他是負責安排毛主席整個怎么接見、什么宴會、什么晚會的。

晚會當時演的是《黃河大合唱》。馬歇爾來調解國共糾紛，為了顯示公正，所以他既到重慶去，也到延安來。他也不想跟你真正談什么問題，這種訪問也是禮節性的，只是個姿態罷了。當然他來了我們就得接待，而且還得認真接待，因為他是大人物啊—美國國務卿，五星上將，第一個訪問中共延安總部的美國高級官員。所以，我們得認真接待。

從機場出來，馬歇爾一行同乘卡車過延河，來到十八集團軍總部。朱總司令設茶點招待，在糕餅之外還有牛奶。馬歇爾見端上牛奶，非常驚喜，問：“哪兒來這么多牛奶？”“我養了一群奶牛�！敝炖峡偽⑿χ鴮︸R歇爾說。

晚上7時，毛主席在楊家嶺中共中央所在地設宴招待馬歇爾。接待的時候請馬歇爾吃什么東西，我現在記不清楚了。延安雖然苦，還是有點東西的，但是更多也沒有，肉是有的，魚啊什么的也是有的。宴會中還有海味。毛澤東對馬歇爾說，這是由張家口送來的。當時我們確實做了精心準備。

接下來，毛澤東發表了簡短的祝酒辭。大意是：今后要和平、民主，建設一個獨立自由和溫馨的新中國。和毛主席、馬歇爾同桌的有張治中、朱德、周恩來，還有江青。晚宴后，舉行了歌舞演出晚會，除了傳統的打腰鼓等節目外，還有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我們當時安排他們住宿，就住在聯絡組里，那個專門接待美軍觀察組的窯洞。你說抗戰時期太講究也不可能講究到哪兒去，大概還有一個活動的衛生間。

馬歇爾到延安，也就呆了半天多，戴了一頂帽子，領子翻出來，個子很高。5日上午，馬歇爾離開延安，飛往漢口。馬歇爾在參觀王家坪中央軍委作戰室時，十分感慨地嘆息：共產黨領導100多萬軍隊，延安山溝里的統帥部卻只有這么點兒大！

總起來說，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來，是特殊的歷史條件促成的。從1944年7月起到1947年3月止，共兩年半時間�；仡櫰饋恚篌w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44年7月至日本投降，特別是最初半年多，工作十分活躍，雙方進行了多次交談，美方加深了對我方的了解，我方則爭取到美國支持我抗戰。但隨著史迪威將軍被撤換，包瑞德上校被調走，加上戰場形勢迅速變化，我方目的沒有實現。

第二階段，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這一階段主要是美國以調解為名，支持國民黨內戰，因此，先后有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馬歇爾將軍訪問延安。在這一政策考慮下，美國仍有必要在延安保留觀察組。

第三階段，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初。這是國民黨大舉進攻解放區直至我軍撤出延安的時期。美方已無更多實質性外交活動，但仍在觀察大打后我方的動向。我方則利用這一對外窗口，廣泛宣傳我方政策和保持對外接觸�？偲饋碚f，雖然將近3年的觀察組工作沒有什么實質結果，但對宣傳我方政策、擴大影響、結交國際友人，還是有積極作用的。

這些是當年在延安外事組工作的一些拉拉雜雜的情況。這一段工作，是我們黨最早的官方外交，在我個人的歷史上也算是一個很大轉折點。由于這段工作，我在外交系統里，算是最“老”的干部之一。當然，外交部革命歷史長的老干部很多，有的甚至是老紅軍，但作為共產黨搞外交，就是從這一段開始的。參加本文前期整理工作的還有：郭凡凡、倪鈺、徐苗。除上述人士以外，參加采訪的還有：袁紅、金筱、孫芳、朱娜飛、沈加佳和王靜。全文由宗道一補充、修訂并最后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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