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萃｜道德評判可助力刑法功能發揮、精準判斷掩隱罪的認定邊界……

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智輝:

道德評判可助力刑法功能發揮

在對犯罪行為進行刑法評判的同時進行道德評判,有利于實現預防犯罪的刑法目的,有利于發揮刑法對社會道德的引領作用,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刑法在社會治理中的功能作用。世界多國刑法都把某些道德因素明確規定為刑罰裁量時必須考慮的法定因素,其中普遍涉及的因素有動機、信譽、品行、人道等。這些因素之所以被刑法規定為影響刑事責任大小或刑罰輕重的法定因素,是因為他們直接關系到社會底線道德的維護,關系到刑法適用的社會效果。刑法對道德因素的評判是在依照刑法規定認定犯罪的基礎上,通過對符合社會底線道德行為的鼓勵或寬恕、對違反社會底線道德行為的譴責,進而在具體裁量決定刑罰的時候從寬處罰或者從重處罰來實現。刑法中的道德評判,是在刑法規定的范圍內、在行為構成犯罪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它不會破壞法治原則,不會超越刑法評判的藩籬。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仁文:

精準判斷掩隱罪的認定邊界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下稱“掩隱罪”)犯罪對象邊界的判斷,應以刑法第64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為基本前提,且與上游犯罪行為人的違法所得保持一致;對于犯罪所得本身以及經由犯罪所得直接產生的利益,應作為掩隱罪的犯罪對象,間接收益則不能計算在內。司法解釋規定的“造成損失”包括上游犯罪和掩隱罪行為人共同造成的實際損失,上游犯罪和掩隱罪行為人共同退贓退賠的數額,應在掩隱罪的犯罪數額中予以扣除,掩隱罪行為人退贓退賠的責任范圍應以其本人的違法所得為限。掩隱罪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區分,在主觀方面,主要表現為行為人的認識內容和認識程度存在差異,前者要求對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具有明確的認識,后者僅要求對“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本身存在認識;在客觀方面,兩罪區分的核心因素,應實質考查涉案財物獲取以及屬性漂白鏈條上的作用和地位,前者占據獨立性和主導地位,后者僅是提供輔助性的幫助。

湘潭大學法學院教授賴早興:

構建犯罪記錄限制機制

隨著被定罪人數的累積,受犯罪記錄影響的人數日益增加,以犯罪記錄為基礎的犯罪附隨后果對前罪犯權益負面影響廣泛且嚴重,特別是在網絡社會中犯罪記錄從地域性轉為全國性,更易于查詢,強化了其影響。如何限制犯罪記錄對前罪犯的影響是一個突出的社會現實問題。犯罪記錄的限制方向上有制度外與制度內兩種不同的方式:前者是刑事案件處理中的分流與赦免,后者是犯罪記錄的封存或清除。由于犯罪記錄制度外的分流與赦免方式無法總體解決犯罪記錄引發的問題,應當建立以犯罪記錄封存為主體、犯罪記錄清除為補充的限制機制。在具體規則構建上,要明確封存與清除記錄的范圍、設置封存與清除的條件、實行自動制與申請制的結合、確保封存與清除的效果、確立封存與清除的法律效力、對不符合規定的犯罪記錄封存或清除予以糾正。

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法治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陳超:

數字時代版權刑事保護應恪守審慎功能主義

在數字化和網絡化推動下,通過數字化創作、數字媒體獲取信息、傳播分享內容已經成為日常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技術發展帶來生活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數字時代版權治理的諸多問題,尤其是在積極主義刑法治理立場下,版權刑事治理不斷擴張不僅沖擊著傳統刑法理論基礎,更侵蝕著著作權利益平衡的基本格局�；趯χR產權法哲學以及相應的刑法解釋立場的考察,數字時代版權刑事保護范式亟待轉型,應恪守審慎功能主義,在規范適用時恪守限縮解釋的立場,在法律運行機制上通過消極司法平衡積極立法,在法律適用上以主觀解釋限制客觀解釋,在犯罪判定思維上以實質出罪中和形式入罪。同時,明確審慎功能主義下限縮立場的前提、實質和定位,對具體犯罪構成要件解釋作出適當限制,從而在著作權犯罪社會治理中適度限制刑法的介入,以充分提高數字時代作品利用的積極性。

(以上依據《澳門法學》《法律適用》《法學評論》《法學論壇》,陳章選輯)

[責任編輯：楊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