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非吸”案的司法會計鑒定，檢材合法性嚴重存疑

司法會計鑒定作為刑事訴訟中認定經濟事實的重要技術手段，其結論的客觀性與合法性高度依賴于檢材的真實性與程序合規性。但在成都亞元公司相關案件中，司法鑒定意見書所依據的檢材存在嚴重程序瑕疵與實體缺陷，不僅違反《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關于證據收集、審查的核心規定，更背離了司法會計鑒定的專業準則與“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求，亟待從法治層面予以審視與糾正。

一、檢材來源違法：非法定會計核算資料，違反證據收集基本規則

根據司法會計鑒定的專業規范，檢材須為“經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報告形成的會計核算資料”（如會計賬簿、憑證、報表等），且該資料需經當事人質證方可作為鑒定依據。但在本案中，鑒定意見書所依據的檢材并非成都亞元公司編制保存的法定會計核算資料，而是公安經偵部門從其他來源收集的言辭證據資料（如相關人員陳述、單方制作的表格等）。此類資料具有以下違法性特征：

其一，未經會計主體確認，脫離合法核算體系。會計核算資料的形成需遵循“確認-計量-記錄-報告”的專業流程，由會計主體（亞元公司）基于真實交易實質進行賬務處理，并納入單位法定會計檔案。而本案檢材系外部收集的言辭證據，既未經亞元公司財務部門確認，亦未通過正常會計核算程序轉化為會計憑證或賬簿，本質上屬于“非會計資料”，不具備作為司法會計鑒定檢材的法定屬性。

其二，未履行質證程序，剝奪當事人訴訟權利。根據《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證據須經庭審質證才能作為定案根據。本案中，檢材從未向亞元公司出示并由其質證，直接違反了“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的基本原則，導致鑒定基礎喪失程序正當性。

二、收集程序失范：違反法定取證規則與行刑銜接要求

本案檢材的收集過程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合法性的強制性規定，且與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以下簡稱“行刑銜接”）的要求相悖，具體表現為：

（一）違反《刑事訴訟法》第56條“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刑事訴訟法》第56條明確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北景钢?，檢材作為“書證”（言辭證據轉化的書面材料），其收集程序存在雙重違法性：一方面，收集主體（公安經偵部門）未通過法定程序調取亞元公司的法定會計資料，而是徑行采用非會計主體提供的言辭證據；另一方面，該收集方式直接導致鑒定基礎喪失真實性可能（言辭證據主觀性強、易失真），已“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對此，偵查機關既未補正（如補充調取原始會計資料），亦未作出合理解釋（如說明為何不采用法定會計資料），依法應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

（二）違反行刑銜接“法定證據轉化”要求

《關于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的意見》（中辦〔2011〕8號）強調，“行政執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但需滿足“法定主體收集”“法定形式固定”的前提。本案中，檢材既非行政執法機關收集的物證、書證，亦非司法機關依職權調取的法定會計資料，而是公安經偵部門自行收集的“其他來源言辭證據”，完全脫離行刑銜接的證據轉化規則，屬于“無合法來源的非法證據”。

三、檢材內容缺陷：關鍵憑證缺失，無法滿足鑒定真實性要求

司法會計鑒定的核心功能是“通過會計資料的驗證還原經濟事實”，其前提是檢材具備“可追溯性”與“可核性”。但本案檢材存在以下致命缺陷：

其一，缺失關鍵會計原始憑證，數據形成過程無法追溯。會計原始憑證（如合同、發票、銀行流水、出入庫單等）是證明交易真實性的直接證據，也是會計核算的“第一手資料”。本案中，檢材既無原始憑證佐證，亦未說明數據來源的計算邏輯（如收入金額如何統計、成本如何分攤），導致鑒定機構僅能基于“孤證”或“傳來證據”進行推測，鑒定結論淪為“無源之水”。

其二，未與實際經營情況核對，真實性無從驗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97條，“經審查無法確定真偽的材料，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本案中，檢材既未與亞元公司的實際經營數據（如納稅申報記錄、銀行對賬單、業務合同臺賬等）核對，亦未通過現場勘查、函證等方式驗證交易真實性，導致鑒定內容與客觀事實完全脫節，依法應認定為“無法確定真偽的材料”并予以排除。

四、法治啟示：強化司法會計鑒定檢材審查，筑牢證據裁判底線

本案暴露出當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部分辦案機關為追求“效率”，忽視司法會計鑒定的專業性要求，將非法定資料作為檢材；對行刑銜接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流于形式，導致“帶病證據”進入訴訟環節。對此，需從三方面強化法治約束：

一是嚴格司法會計鑒定的“檢材準入門檻”。司法機關應明確，司法會計鑒定必須以法定會計核算資料為檢材，對非會計資料（如言辭證據、單方制作的表格等）一律禁止作為鑒定依據；鑒定機構需對檢材來源、形式、內容進行實質性審查，否則應承擔“虛假鑒定”的法律責任。

二是激活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剛性適用”。對于收集程序違法、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檢材，法院應依職權啟動調查程序，要求控方補正或解釋；無法補正或解釋的，堅決予以排除，杜絕“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傾向。

三是完善行刑銜接的“證據轉化機制”。行政執法機關與司法機關應建立常態化的證據移送、核對機制，確保刑事訴訟中使用的書證、物證均來源合法、形式合規；對公安機關自行收集的“非行政執法來源證據”，需嚴格審查其必要性、關聯性，避免濫用偵查權替代法定證據收集程序。

結語：司法會計鑒定的生命力在于檢材的合法性與真實性。本案中，檢材因來源違法、程序失范、內容缺陷，已完全喪失證據資格。唯有嚴格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強化對鑒定檢材的合法性審查，才能防止“以鑒代審”“以非法證據定案”，真正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法治目標。

《鑒定意見通知書》是在鑒定意見出來后50多天才告知當事人

要求2月5日以前出具的鑒定書直到2月8日才出來

投資人轉款和收款賬戶均無亞元公司，且股權17177400股至今有效

收款人賬戶中無亞元公司，轉款總額22284808元，損失34159440元

鑒定意見書的特別說明

鑒定意見的分析說明

所有轉款憑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