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非吸”案鑒定結論主觀臆斷與事實嚴重不符

司法會計鑒定結論主觀臆斷與事實不符的多重違法性審視——以成都亞元公司案為司法會計鑒定的核心價值在于通過專業技術手段揭示財務會計事實的客觀真相，其結論的合法性、客觀性直接影響案件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但在成都亞元公司“非吸”案件中，司法鑒定意見書存在超越權限認定法律問題、錯誤定性資金性質、無依據認定涉案金額、數據重復計算混淆案外資金、未完成委托事項即定損失、隱瞞關鍵股權事實等多重嚴重問題，不僅違背司法會計鑒定的專業邊界，更直接違反《刑事訴訟法》《司法鑒定程序通則》及證據真實性、關聯性原則，亟需從法治層面予以揭露與糾正。

一、超越鑒定權限：違法介入法律定性，混淆技術判斷與法律評價
司法會計鑒定的法定范圍是“對財務會計專門性問題發表意見”，其核心是對會計資料的形式真實性、數據勾稽關系等技術問題進行鑒別，不得涉及“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等法律定性（《司法鑒定執業分類規定（試行）》第12條、《人民檢察院司法會計工作細則（試行）》第24條）。但本案中，鑒定意見書公然超越權限，違法認定“收據加蓋亞元公司財務專用章”這一法律事實，構成根本性程序違法。

事實層面，本案涉及的26份委托代投協議及所有收據均為盜蓋印章變造的假憑證，既無稅務機關核發的專用票據，亦無亞元公司真實的財務專用章。

法律層面，印章真偽的認定屬于“法律行為效力判斷”，需由司法機關結合公章管理制度、表見代理規則等法律規范綜合認定，而非司法會計鑒定的業務范圍。鑒定意見書在無任何會計資料支撐的情況下，擅自對“印章真實性”這一法律問題作出肯定性結論，實質是以技術鑒定的名義替代司法機關的法律判斷，嚴重違反“鑒定人僅對專門性問題負責”的基本原則，其結論不具有證據資格。

二、錯誤認定資金性質：背離客觀事實，虛構“返本付息義務”
資金性質的認定是區分合法民事行為與違法犯罪行為的關鍵，需以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同約定及實際履行為依據。但本案中，鑒定意見書第3頁稱“投資人未收到亞元公司返本付息”，與客觀事實嚴重不符，屬于對資金性質的根本性誤判。

真實事實顯示：投資人早在2018年前即通過股權變更成為被投資企業（臨沂昊泉硅業有限公司）的股東，持續享受股東權益至今（北京京馳無限公司已支付股息60余萬元，山東晟泉公司將股息計入股本金）；亞元公司已于2015年前完成中介職責，將股權投資項目整體轉讓給成都天一道公司，此后與被投資人之間不存在“返本付息”的合同義務或法定義務。鑒定意見書無視上述股權關系、收益分配及項目轉讓的客觀證據，強行將合法的股權投資關系曲解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中的“返本付息”關系，本質是通過主觀臆斷虛構法律事實，誤導案件定性。

三、無依據認定涉案金額：突破證據規則，虛增犯罪數額
涉案金額的認定需以客觀、可驗證的資金流轉憑證為依據，這是刑事訴訟“證據確實、充分”標準的基本要求（《刑事訴訟法》第55條）。但本案中，鑒定意見書將大量無銀行轉款憑證、無合法收據的協議金額直接計入涉案金額，甚至將案外資金、無關資金混入，導致涉案金額嚴重失實。

具體表現為：

• 無憑證認定金額：王崇遠216萬元、宋剛150萬元、李峰48萬元等共計11,874,632元，既無銀行轉賬憑證佐證，亦無亞元公司出具的合法收據（假憑證已被證實為盜蓋變造），卻被全額認定為涉案金額；趙文婉轉給王崇遠的2,262,868元，甚至包含“無收款賬戶、無收款戶名”的20萬元，完全違背“資金流轉需有明確指向”的基本常識。
• 混淆資金來源與歸屬：上述金額中，部分系投資人之間的私人轉賬（如趙文婉轉給王崇遠）、案外項目款（如楊夕樂等人2013年直接轉給官小麗的411.6萬元屬其他項目款），或與亞元公司無關的資金流動，但鑒定意見書未對這些資金的關聯性進行審查，直接將無關金額計入涉案總額，實質是以“唯數額論”代替“證據裁判”。

四、數據重復計算與混淆案外資金：破壞證據同一性，導致結論不可信

數據的準確性是司法會計鑒定的生命線，需嚴格區分不同主體、不同項目的資金流轉，避免重復計算或混淆。但本案中，鑒定意見書存在系統性數據錯誤，進一步削弱了其結論的可信度。

重復計算問題：趙文婉、范春梅轉給王崇遠的款項，與王崇遠自身被認定的金額重復計算142萬元；孫小英轉給蒲雪蓮的款項，與蒲雪蓮轉款給官小麗的金額重復計算53萬元。重復計算直接導致涉案金額虛高，違反“一事不再理”的證據審查原則。

混淆案外資金問題：蒲雪蓮涉及另案（銀證嘉華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資金1.72億元，其提供的“剪輯轉款憑證”被違規計入本案；王瑜自稱退回的40萬元、亞元公司代收代支的韓廣富21.28萬元給徐聲君公司、楊夕樂等人轉給官小麗的411.6萬元（其他項目款）等，均未扣除或區分，全部計入本案涉案金額。上述行為實質是將多起獨立案件的資金混為一談，人為擴大涉案范圍，嚴重破壞證據的同一性與排他性。

五、未完成委托事項即定損失：邏輯斷裂，結論無事實基礎
司法會計鑒定的結論必須與委托事項具有直接關聯性，委托事項未完成則結論缺乏前提。本案中，鑒定事項明確要求“對涉案資金流向進行鑒定”，但鑒定意見書第8頁卻注明“本次暫未對資金流向情況進行鑒定”，卻直接得出“投資損失34,159,440元”的結論，構成嚴重的邏輯矛盾與程序違法。

法理層面，資金流向是認定“損失是否存在”及“損失金額”的核心依據。未完成資金流向核查，意味著鑒定機構無法證明“資金已滅失”或“無法返還”，所謂“投資損失”的結論僅是主觀猜測，無任何事實支撐。此種“未完成委托事項即下結論”的行為，違反《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35條“司法鑒定意見書應當載明委托事項、鑒定要求”的規定，結論不具有證明力。

六、隱瞞股權有效事實：選擇性忽略關鍵證據，誤導事實認定
證據審查需遵循“全面、客觀”原則，故意隱瞞有利于當事人的關鍵證據，將導致事實認定偏差（《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73條）。本案中，鑒定意見書故意隱藏以下關鍵事實：37名投資人2018年前已成為成都天一道公司股東，合計持有臨沂昊泉硅業科技有限公司15.5%的股份，且該股權已在香港亞太柜臺市場托管交易（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香港柜臺市場開戶登記證明證實）。

客觀事實表明，投資人通過合法股權變更成為公司股東，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等完整股東權利，被投資企業（臨沂昊泉硅業）目前正常經營，股權價值可通過市場交易體現。鑒定意見書刻意隱瞞上述證據，僅強調“未收到返本付息”，進而錯誤認定“投資損失”，實質是通過選擇性舉證誤導司法機關將合法的股權投資關系認定為“財產損失”，嚴重違背證據審查的全面性要求。

法治啟示：強化司法會計鑒定的“客觀性”與“專業性”約束
本案暴露出當前司法會計鑒定領域的兩大突出問題：一是部分鑒定機構超越專業邊界，以技術名義干預法律定性；二是鑒定人未盡審慎義務，對檢材真實性、數據關聯性、委托事項完成度等關鍵問題敷衍塞責，導致結論淪為“主觀臆斷的工具”。對此，需從三方面強化法治約束：

一是明確司法會計鑒定的“專業邊界”。司法機關應嚴格審查鑒定事項是否屬于“財務會計專門性問題”，對涉及法律定性的內容，應要求鑒定機構剔除或注明“不屬于鑒定范圍”；對超范圍鑒定的，應直接否定其證據資格。

二是建立“全流程數據核查”機制。鑒定機構需對涉案金額的每一筆資金來源、去向進行穿透式核查，排除重復計算、案外資金混入等問題；對無憑證、無關聯的資金，應明確標注“無法確認”而非強行計入。

三是強化“關鍵事實證明”義務。鑒定機構對委托事項（如資金流向、損失認定）未完成核查的，不得出具結論性意見；對影響事實認定的關鍵證據（如股權關系、項目轉讓），需主動審查并在報告中說明，否則應承擔“虛假鑒定”的法律責任。

結語：司法會計鑒定的結論必須建立在客觀、專業、全面的證據基礎之上。本案中，鑒定意見書因超越權限、錯誤定性、虛增金額、邏輯斷裂、隱瞞事實等多重違法問題，已完全喪失證據的真實性與合法性。唯有嚴格落實鑒定程序規范，強化對鑒定結論的實質審查，才能防止“以鑒代審”“以假亂真”，切實維護司法公正與當事人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