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德榮“非吸”案引法律界激辯：合規中介行為是否應被刑事追責？

本報記者 正義近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川01刑終187號刑事裁定書引發法律界廣泛關注。該裁定認定成都亞元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趙德榮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5萬元，同時責令其退賠涉案資金3400余萬元。然而，多位資深法律人士及當事人代理律師指出，該裁定在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上存在重大爭議，將本質上屬于合規股權轉讓中介的行為錯誤定性為刑事犯罪，涉嫌違背“罪刑法定”與“主客觀相統一”的刑法基本原則。核心爭議：股權轉讓中介為何被定性為“非吸”？據案件材料顯示，趙德榮案的核心業務模式是受香港亞太中小企業柜臺市場及掛牌企業（如山東晟泉礦業、北京京馳無限）委托，為內地投資者提供股權轉讓宣介、代購及托管服務。法律界人士分析認為，該行為具備以下三個顯著特征，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存在本質區別：
行為本質是“中介”而非“吸收”：亞元公司作為中介方，并未直接向公眾吸收資金，也未設立資金池。所有投資款均直接進入項目方（企業）賬戶用于生產經營，趙德榮及亞元公司未經手資金，也未從中獲利。根據《刑法》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要求行為人實施了“吸收”或“變相吸收”資金的行為，而本案中趙德榮僅提供了信息撮合服務。
主觀上缺乏“非法占有”或“擾亂秩序”的故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故意。本案中，涉案企業真實存續，投資人已成為企業工商登記在冊的股東，享受股東權益。趙德榮一方認為，其主觀意圖是促成合法的股權交易，而非通過虛構項目騙取資金或擾亂金融秩序。
交易具有跨境合規背景：涉案股權在香港亞太柜臺市場掛牌交易，受香港地區金融監管規則約束。法律人士指出，將符合境外市場規則的跨境股權中介業務直接定性為國內法下的“非吸”，可能涉及對跨境金融業務規則的誤讀。程序質疑：關鍵證據“隱身”與類案不同判除了實體定性爭議，該裁定在程序上也引發了“暗箱操作”與“選擇性司法”的質疑。
關鍵證據被“無視”：當事人趙德榮及其代理人指出，二審裁定書對能夠證明業務本質為合法股權轉讓的五類核心證據“視而不見”。例如，證明投資人已成為企業股東且企業正常經營的工商登記證據、證明資金直接進入企業賬戶的銀行流水證據、以及證明趙德榮未獲利的財務證據等，在裁定書中均未得到實質性回應和說明理由，涉嫌違反《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必須經過質證并說明理由的規定。
類案不同判的懸殊：法律界人士對比了成都中院此前審理的（2017）川01刑初5號案件。在該案中，被告人張連云介紹他人參與非法集資并從中獲利40余萬元，最終被判處緩刑。而趙德榮案中，當事人未獲利且投資人未遭受實際損失，卻被判處實刑并承擔巨額退賠責任。這種“獲利者輕判、無獲利者重罰”的裁判結果，引發了關于司法尺度是否統一的擔憂。法理辨析：參考最高法指導案例，無社會危害性不應入罪為論證本案定性的錯誤，法律人士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精神。在著名的“王力軍無證收購玉米案”（指導案例97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指出，對于雖然違反行政管理有關規定，但尚未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經營行為，不具備與刑法規定的非法經營罪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處罰必要性，不應當認定為犯罪。法律專家認為，趙德榮案與“玉米案”在法律邏輯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行政違規≠刑事犯罪：趙德榮的行為若存在未經許可從事金融中介的瑕疵，屬于行政違規范疇，應通過行政處罰或民事途徑解決。在缺乏“嚴重擾亂金融秩序”這一社會危害性實質要件的情況下，直接動用刑罰手段，屬于“以刑代行”，違背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資金用于經營與資金被揮霍的本質區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打擊的是將資金用于貨幣經營或資本運作而非實體經營的行為。本案中，資金全部用于企業生產經營且企業存續，這與“非吸”案件中資金被揮霍、轉移導致投資人血本無歸的情形有本質區別。業界呼吁：堅守司法底線，防止“口袋罪”濫用目前，已有多位法學學者及律師通過專業渠道發聲，呼吁上級司法機關對本案進行審查。他們認為，刑事判決關乎公民的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利，必須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將合規的中介行為錯誤地裝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個“口袋”中，不僅會冤枉無辜的經營者，更會打擊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對營商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法律界人士期待，司法機關能夠重新審視本案的事實與證據，依法糾正錯誤裁定，讓司法判決真正成為維護公平正義的防線，而非阻礙經濟發展的壁壘。截至發稿，趙德榮已正式提出申訴，本案后續進展本報將持續關注。案引法律界激辯：合規中介行為是否應被刑事追責？

近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川01刑終187號刑事裁定書引發法律界廣泛關注。該裁定認定成都亞元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趙德榮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5萬元，同時責令其退賠涉案資金3400余萬元。然而，多位資深法律人士及當事人代理律師指出，該裁定在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上存在重大爭議，將本質上屬于合規股權轉讓中介的行為錯誤定性為刑事犯罪，涉嫌違背“罪刑法定”與“主客觀相統一”的刑法基本原則。

核心爭議：股權轉讓中介為何被定性為“非吸”？

據案件材料顯示，趙德榮案的核心業務模式是受香港亞太中小企業柜臺市場及掛牌企業（山東晟泉礦業、北京京馳無限）委托，為內地投資者提供股權轉讓宣介、代購及托管服務。法律界人士分析認為，該行為具備以下三個顯著特征，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存在本質區別：

1. 行為本質是“中介”而非“吸收”：亞元公司作為中介方，并未直接向公眾吸收資金，也未設立資金池。所有投資款均直接進入項目方（企業）賬戶用于生產經營，趙德榮及亞元公司未經手資金，也未從中獲利。根據《刑法》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要求行為人實施了“吸收”或“變相吸收”資金的行為，而本案中趙德榮僅提供了信息撮合服務。
2. 主觀上缺乏“非法占有”或“擾亂秩序”的故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故意。本案中，涉案企業真實存續，投資人已成為企業工商登記在冊的股東，享受股東權益。趙德榮一方認為，其主觀意圖是促成合法的股權交易，而非通過虛構項目騙取資金或擾亂金融秩序。
3. 交易具有跨境合規背景：涉案股權在香港亞太柜臺市場掛牌交易，受香港地區金融監管規則約束。法律人士指出，將符合境外市場規則的跨境股權中介業務直接定性為國內法下的“非吸”，可能涉及對跨境金融業務規則的誤讀。

程序質疑：關鍵證據“隱身”與類案不同判

除了實體定性爭議，該裁定在程序上也引發了“暗箱操作”與“選擇性司法”的質疑。

• 關鍵證據被“無視”：當事人趙德榮及其代理人指出，二審裁定書對能夠證明業務本質為合法股權轉讓的五類核心證據“視而不見”。例如，證明投資人已成為企業股東且企業正常經營的工商登記證據、證明資金直接進入企業賬戶的銀行流水證據、以及證明趙德榮未獲利的財務證據等，在裁定書中均未得到實質性回應和說明理由，涉嫌違反《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必須經過質證并說明理由的規定。
• 類案不同判的懸殊：法律界人士對比了成都中院此前審理的（2017）川01刑初5號案件。在該案中，被告人張連云介紹他人參與非法集資并從中獲利40余萬元，最終被判處緩刑。而趙德榮案中，當事人未獲利且投資人未遭受實際損失，卻被判處實刑并承擔巨額退賠責任。這種“獲利者輕判、無獲利者重罰”的裁判結果，引發了關于司法尺度是否統一的擔憂。

法理辨析：參考最高法指導案例，無社會危害性不應入罪

為論證本案定性的錯誤，法律人士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精神。在著名的“王力軍無證收購玉米案”（指導案例97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指出，對于雖然違反行政管理有關規定，但尚未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經營行為，不具備與刑法規定的非法經營罪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處罰必要性，不應當認定為犯罪。

法律專家認為，趙德榮案與“玉米案”在法律邏輯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 行政違規≠刑事犯罪：趙德榮的行為若存在未經許可從事金融中介的瑕疵，屬于行政違規范疇，應通過行政處罰或民事途徑解決。在缺乏“嚴重擾亂金融秩序”這一社會危害性實質要件的情況下，直接動用刑罰手段，屬于“以刑代行”，違背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 資金用于經營與資金被揮霍的本質區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打擊的是將資金用于貨幣經營或資本運作而非實體經營的行為。本案中，資金全部用于企業生產經營且企業存續，這與“非吸”案件中資金被揮霍、轉移導致投資人血本無歸的情形有本質區別。

業界呼吁：堅守司法底線，防止“口袋罪”濫用

目前，已有多位法學學者及律師通過專業渠道發聲，呼吁上級司法機關對本案進行審查。他們認為，刑事判決關乎公民的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利，必須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將合規的中介行為錯誤地裝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個“口袋”中，不僅會冤枉無辜的經營者，更會打擊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對營商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法律界人士期待，司法機關能夠重新審視本案的事實與證據，依法糾正錯誤裁定，讓司法判決真正成為維護公平正義的防線，而非阻礙經濟發展的壁壘。

截至發稿，趙德榮已正式提出申訴，本案后續進展媒體將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