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法官違反法定程序，“先判后審”侵害當事人訴訟權利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強化司法權力運行監督的背景下，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重要保障，法庭是保障公民合法權利、彰顯司法公正的最后防線。但在成都審理的“亞元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一案中，一審庭審活動暴露出嚴重的程序違法與權力濫用問題，不僅直接侵害了當事人的基本訴訟權利，更動搖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與權威性。

一、 違反合議庭制度，審判組織構成不合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由審判員三人或七人組成合議庭進行。對于可能判處較重刑罰或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更應嚴格遵循合議制審理。本案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涉案金額巨大，依法必須組成合議庭審理。但據當事人及辯護律師反映，整個一審庭審過程實質上由主審法官一人主導并完成，未見其他合議庭成員有效參與庭審調查、法庭辯論等核心環節，合議庭制度形同虛設。“一人審理”的模式，違背了法律關于審判組織的強制性規定，剝奪了當事人獲得合議庭集體審理的法定權利，使得審判活動缺乏必要的內部監督與制約，裁判結論的審慎性與公正性基礎嚴重缺失。

二、 肆意剝奪當事人及辯護人法定訴訟權利，庭審構造失衡

1. 粗暴打斷辯護，架空辯護權與陳述權：辯護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核心訴訟權利?！缎淌略V訟法》明確規定，辯護人有權就案件事實、證據、法律適用發表意見，被告人享有進行最后陳述的權利。在本案庭審中，主審法官多次在辯護人及被告人就案件關鍵事實、證據瑕疵、法律適用進行深入闡述和辯駁時，進行無正當理由的打斷、制止甚至訓斥。這種對辯護發言的頻繁不當干預，實質上是限制和剝奪了辯護方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使得法庭辯論流于形式，被告人的自我辯護權及最后陳述權亦無法得到實質行使。庭審淪為“一邊倒”的指控程序，違背了控辯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訴訟基本原則。
2. 無理拒絕接收書面辯護意見：提交書面辯護詞是辯護人履行辯護職責、系統闡述辯護觀點的重要方式，也有助于法庭全面、準確地把握辯護意見。本案主審法官竟明確禁止辯護人當庭或庭后提交書面辯護詞。此舉不僅于法無據，更是公然堵塞了當事人通過辯護人向法庭充分、完整表達意見的正式渠道，屬于對辯護權的變相剝奪，是司法專橫的表現。
3. 對關鍵辯護意見“零回應”：對于辯護人提出的“實際收款受益的主要責任人未到案”、“全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特別是資金流向不明”等關乎罪與非罪的核心辯護意見，一審判決書在“本院認為”部分未進行任何分析、評判與說理，直接予以忽略。這種“你辯你的，我判我的”態度，違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裁判文書必須對控辯雙方意見進行分析并說明采納與否理由的規定，使得辯護活動完全失去了意義，判決結論缺乏說服力。

三、 證據采信與事實認定嚴重違背證據裁判原則

1. 脫離鑒定意見認定關鍵事實，裁判依據“空中樓閣”：法官采信并作為定案重要依據的《司法會計鑒定意見書》（川鼎會審字〔2021〕014號）明確記載“未對該案資金流向情況進行鑒定”。一審判決書在未提供任何其他有效證據支撐的情況下，直接認定“造成投資人損失人民幣3415萬余元”?！百Y金流向”是區分本案行為屬于股權轉讓還是非法吸儲、判斷是否造成實際損失的核心事實。在鑒定機構明確表示未對資金流向進行鑒定的前提下，法院直接認定巨額損失，其認定的事實缺乏任何有效鑒定意見支持，屬于典型的“主觀臆斷”和“無據裁判”，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的“證據裁判原則”。
2. 隱匿對被告人有利的關鍵證據：現有證據明確顯示，相關投資人通過本案所涉交易，已在香港市場開設賬戶托管股權，并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可查的相關標的企業（晟泉礦業、京馳無限、成都天一道）中登記為合法股東，企業至今存續，部分投資人甚至已獲得企業分紅。這些證據是證明本案交易實質為股權投資而非債權融資、投資人享有權益而非單純“受損”的直接反證。一審法院在庭審及判決中，對當事人及辯護人提交的此類關鍵證據故意隱匿不提，不予質證，更不在判決中作任何評價，屬于《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所禁止的“隱匿無罪、罪輕證據”的行為。
3. 證據采信標準雙重化，邏輯矛盾：對于指控的犯罪數額，法院在無相關銀行轉款憑證等直接證據印證的情況下，采信了言詞證據中對被告人不利的1300余萬元資金指控。對于辯護方提出的、有證據表明與本案無關的410余萬元資金，并提供了相應排除性證據時，法院卻以“不予采信”為由簡單駁回，未說明任何理由。這種“指控證據從寬，辯護證據從嚴”的雙重標準，暴露出證據采信的主觀隨意性和有罪推定的思維定勢。

四、 “先判后審”的極端程序違法，審判程序徹底空洞化

最為嚴重和令人震驚的是，本案存在“先判后審”的極端違法情形。當事人收到的判決書落款日期為12月21日，竟然早于法院開庭進行宣判的23日，提前了兩天。這一無法辯駁的形式瑕疵，赤裸裸地揭示了一個事實：早在法庭完成所謂的“審理”程序之前，判決結果早已擬定。整個庭審活動，包括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完全淪為走過場，喪失了其查明事實、辨法析理的基本功能。這不僅是嚴重的程序違法，更是對審判公開原則、直接言詞原則的根本性踐踏，是對國家司法制度和法律尊嚴的公然嘲弄。

五、 問題性質與危害

綜上所述，該案一審審理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并非一般的程序瑕疵，而是系統性的、根本性的程序違法。從審判組織的違法構成，到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肆意剝奪；從證據裁判原則的徹底背離，到“先判后審”的司法鬧劇，每一步都嚴重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定，侵蝕了司法公正的根基。其危害是深遠的：

1. 嚴重侵害公民基本權利：直接剝奪了當事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使其蒙受不白之冤的可能性極大增加。
2. 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此類案件經披露，將嚴重打擊社會公眾對司法程序正義和法律權威的信心。
3. 阻礙法治進步：與當前司法改革強調的“以審判為中心”、“庭審實質化”方向背道而馳，是亟待清除的司法痼疾。

為此懇請上級司法機關、人大監督機構及紀檢監察部門，對此案審理過程中反映出的嚴重程序違法問題予以高度重視，依法進行調查核實。依法認定該一審審判程序嚴重違法，相關判決依法應予以撤銷，發回重審，并追究相關責任人員的違法審判責任。同時，應以此案為鑒，加強對審判權運行的監督管理，堅決杜絕“走過場”式庭審和“先定后審”的違法行為，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程序的嚴肅性與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