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像奧運會和國際足聯世界杯這樣的大型賽事，為公共部門帶來了重大的財務和管理風險。本文調查了這些賽事收入、成本和盈利能力的關鍵決定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預測這些挑戰。通過對1964年至2018年間舉行的43場賽事的縱向分析，研究揭示了主辦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與這些大型賽事的收入和成本之間均存在正相關關系。雖然GDP與盈利能力不相關，但較高的經濟自由度水平與更高的盈利能力相關，這表明政府干預較少的國家往往能獲得更好的財務結果，無論其整體財富如何。從賽事權益持有者、國際體育組織到地方組織者和政策制定者，利益相關者都可以從這些發現中受益，從而在規劃和執行未來的大型賽事時做出明智的決策。

作者

Markus Lang,

David Gogishvili & Martin Mu?ller

作者

姜本橋 印第安納大學 博士

閱讀全文，文章見于

Journal of Global Sport Management

https://doi.org/10.1080/24704067.2025.2538007

研究簡介

舉辦大型賽事，如奧運會和世界杯，一直吸引著政策制定者和來自各個學科的學者的關注。這些賽事通常被視為產生可觀收入并提供多種經濟效益的機會。游客被期望涌向主辦城市，新工作崗位得以創造，全球知名度也隨之增加。此外，這些賽事作為地方發展的平臺，刺激了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資，并被期望產生長期的積極影響。這些賽事的規劃和管理通常由公共管理部門負責，涉及不同層級的政府機構、私人實體和民間組織的復雜互動。

大型賽事是公共部門在履行承諾、創造效益和控制成本方面風險最大的舉措之一。公共管理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規劃和執行不力可能導致巨大的前期成本，如建造新設施、升級基礎設施和組織開支，這些風險可能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內加重地方預算的負擔。在賽事結束后，主辦城市可能面臨持續的維護成本、閑置的設施和債務，從而產生公共治理和財政責任問題。

雖然舉辦奧運會和足球世界杯通常被視為經濟振興的機會，但考慮包括正面和負面影響在內的全方位財務效應至關重要。收入產生與成本發生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使得探索影響這些經濟結果的特定決定因素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研究領域。目前對這些賽事經濟影響的研究非常廣泛，但尚未深入探討收入和成本的關鍵驅動因素。本文通過對舉辦大型賽事的收入、支出和盈利能力的宏觀經濟決定因素進行全面的實證分析，填補了這一關鍵空白。我們的研究重點關注體育界最著名的三個大型賽事：夏季奧運會、冬季奧運會和國際足聯男子足球世界杯。利用涵蓋1964年至2018年43場賽事的縱向數據集，我們檢查了三個關鍵的宏觀經濟決定因素：首先是反映主辦國整體財富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其次是世界經濟自由度（EFW）指數，它衡量市場開放程度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最后是治理透明度與問責指標，用于評估國家的治理環境。重要的是，我們的分析單位是大型賽事本身的財務表現，側重于賽事特定的收入、成本和盈利能力，而不是主辦國的宏觀經濟條件。

相關文獻

大型賽事已成為全球國家和地區發展政策的戰略工具。城市和州通過主辦權積極競爭，以吸引投資、資金和全球知名度。然而，舉辦大型賽事也帶來了重大的治理挑戰。大型賽事與大型基建項目具有相似的結構和財務特征，其特點是初始投資成本高、資金結構復雜且規劃周期長。管理大型賽事的一個關鍵治理挑戰源于信息不對稱，特別是在委托-代理動態中，公共當局作為委托人，但與倡導該賽事的利益集團相比，對成本、風險和潛在收益的了解和控制較少。這種不平衡加劇了決策偏差的風險，成本可能被低估，而預期收益被夸大，最終導致財務超支。此外，大型賽事的固定期限帶來了額外的壓力，減少了預算調整的靈活性，這通常會加劇財務效率低下。

大型賽事給公共管理帶來了額外的挑戰：首先是交付時間表是嚴格且不可移動的，這使得不可能通過重新安排進度來權衡成本；其次，僵化的主辦合同規定了主辦方的義務，使得主辦決定不可逆轉；第三，大型賽事的治理結構深受國際參與者的影響，如賽事權益持有者、規則制定組織和全球贊助商，這些實體對關鍵的財務決策擁有重大控制權，往往限制了當地公共管理參與者的自主權。這種外部影響限制了公共當局做出獨立財務決策的能力，使成本和物流管理變得復雜。

舉辦大型賽事的公共管理面臨的挑戰在于確保其經濟可行性，學者們應用了乘數分析、計量經濟學分析、成本效益分析（CBA）等多種方法。文獻中的廣泛共識是，在申辦過程中提出的初始經濟預測通常高估了收入并低估了成本。實證證據經常顯示，實現的經濟利益往往達不到預期，這引起了對舉辦賽事財務合理性的質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大型賽事的研究已逐步從審查短期財務結果演變為采用更全面的視角，反映了對經濟遺產更全面的理解。

研究方法和變量

我們的研究側重于夏季奧運會、冬季奧運會和世界杯。縱向數據集涵蓋1964年至2018年，使我們能夠跟蹤收入和成本決定因素隨時間變化的趨勢，并考慮更廣泛的社會和技術變化。為了確保數據的可靠性，我們交叉引用了包括官方賽后報告、國際體育組織財務報告、政府審計、學術研究以及知名媒體報道在內的五類來源。

全樣本回歸分析顯示，主辦國的人均GDP與大型賽事的收入及成本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GDP每增加1%，總收入增長0.32%，總成本增長0.56%。然而，GDP對投資回報率（ROI）的影響不顯著，這暗示更高的人均GDP并不自動增加這些賽事的盈利能力。關于治理指標，結果顯示政府干預度較高的環境與總收入呈現微弱的正向關系，這表明此類國家可能有更多手段強制增加收入，例如通過國有企業贊助。相比之下，經濟自由度（EFW）的顯著正面影響表明，具有更高經濟自由度和市場開放度的國家傾向于獲得更好的財務結果。在細分維度上，GDP與廣播、贊助和門票收入均有顯著正相關。EFW與場館成本呈負相關，表明在干預較少的市場環境下，場館成本管理更有效率。針對奧運會的子樣本分析顯示，一個關鍵差異是GDP與總成本之間的相關性不再顯著。這表明奧運會具有獨特性，由于其標準化的形式，經濟規模并不一定預測其總成本。

相關討論

這項研究調查了奧運會和世界杯成本及收入的決定因素，從描述性分析轉向了更具推論性的方法。結果表明人均GDP與收入和成本正相關，但并不直接提升盈利能力（ROI）。這可能是因為成本隨GDP增長的速率大于收入增長的速率，從而抵消了對ROI的積極影響。數據揭示了治理環境的深遠影響，政府干預程度較低、治理問責水平較高的國家可能優先考慮可持續管理而非利潤最大化，表現為更謹慎的財務規劃和更嚴格的監管。雖然這些在管理理論上是健全的，但可能無法產生最高可能的財務回報。相比之下，政府干預度高的環境可以通過動員國有資本來推高贊助收入。此外，制度透明度與問責水平較高的國家通常通過廣泛的制度化協商決策，產生更保守的財務預測并減少風險承擔。

此外，經濟自由度水平較高的主辦國往往能從大型賽事中實現更高的盈利能力。這可能源于更有效的資源分配和更友好的商業環境。在干預最小化的市場中，勞動力和資本等資源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而較少的官僚障礙可以加快流程并減少延遲和成本超支。有趣的是，經濟自由度與總收入或總成本本身不相關，這表明其優勢在于提升管理效率，而非單純擴大規模。這一見解強調了不僅要關注賽事的規模或宏大程度，還要關注其管理的高效性和有效性。

當僅專注于奧運會時，我們發現全樣本中觀察到的大多數關系依然成立，但一個顯著的例外是GDP與總成本之間的關系。這種偏差表明，在奧運會的背景下，國家的經濟規模不一定與更高的總成本相關。與較富裕國家傾向于承擔更高成本的更廣泛樣本不同，這種模式在奧運會特定的分析中沒有明顯體現。這一結果可能意味著，由于其更標準化的形式和要求，奧運會在不同主辦國之間可能具有更統一的成本結構，無論其經濟規模如何。這一發現強調了奧運會的獨特屬性，即GDP以外的因素在影響舉辦賽事的總成本方面可能起著更關鍵的作用。

從賽事權益持有者到地方組織者和公共管理政策制定者，都可以利用這些發現，在規劃和管理未來大型賽事時做出更明智的決策。對于公共管理者，我們的模型為評估收入和成本的關鍵決定因素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工具，有助于減輕通常圍繞這些賽事財務方面的不確定性。我們的研究強調了不同大型賽事的財務動態，使公共管理者在考慮根據其財政能力競標哪項賽事時，能夠做出數據驅動的決策。盡管如此，即使有細致的規劃和財務審慎，實現盈利仍然是一個重大挑戰。

為了應對這些日益增長的挑戰和潛在奧運主辦城市數量的下降，國際奧委會推出了“奧林匹克2020議程”，提倡風險共擔、靈活的場館要求和擴大現有基礎設施的使用。這些舉措旨在減輕主辦城市的負擔，與本研究強調經濟治理重要性的發現相一致。大型賽事演變中的財務格局的一個相關例子是國際奧委會第40條規則的自由化，該規則以前對個體運動員在奧運會期間獲得個人贊助的能力施加了嚴格限制。最近的修訂已將監管權下放給國家奧委會，允許運動員及其贊助商獲得更大的商業機會。這一監管轉變反映了奧運生態系統中商業自由化的更廣泛趨勢，這可能有助于增加贊助收入并為主辦國創造更具活力的經濟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