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青海循化爆發(fā)的河湟事變，在持續(xù)一年多的戰(zhàn)火后，以劉四伏、冶八個為首的河湟事變余部，為求生存效仿白彥虎西遷之路，踏上從青海河湟前往新疆南疆的千里跋涉之路。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在新疆焉耆府設立撫回莊，將這批回民民眾集中安置。

光緒十二年（1886年）花寺門宦分裂為新、老兩派，兩派械斗不斷，清廷陜甘總督楊昌浚、西寧道臺陳嘉績等官員采取“以殺止爭”的粗暴手段，斬殺無辜民眾激化矛盾。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循化民眾圍攻廳城，河湟事變正式爆發(fā)。

事變初期，清廷清軍軍備廢弛、節(jié)節(jié)敗退，河州、西寧、大通、循化等地相繼被起事民眾控制。光緒二十一年七月，清廷調(diào)任董福祥率精銳入甘平叛，采取“先剿后撫”策略，先后收復河州、西寧，斬殺起事首領馬永琳父子。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清軍攻克西寧蘇家堡、大通永安營，起事主力被擊潰。

絕境之下，蘇家堡首領劉四伏、永安營首領冶八個，做出了西遷新疆的決定。兩支隊伍合計七八萬人，以回族民眾為主體，裹挾少量漢族、藏族群眾，拖家?guī)Э趶奈鲗幩畭{口、大通野牛溝分路突圍，計劃穿越柴達木盆地、河西走廊，進入新疆羅布淖爾地區(qū)求生。

歷經(jīng)柴達木絕地求生、昌馬糧食血戰(zhàn)、野馬泉主力覆滅、野牛溝孤軍堅守，至光緒二十二年七月，戰(zhàn)事徹底終結(jié)，幸存并被清軍俘獲、招撫的河湟民眾共計三千余人，成為清廷安置的主要對象。

劉四伏、冶八個率領的西遷隊伍，行進路線全長超三千里，途經(jīng)青海、甘肅、新疆三省區(qū)，全程貫穿高原、戈壁、雪山、荒漠。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隊伍從西寧突圍后，率先進入青海湖北岸草原，隨即踏入柴達木盆地。盆地平均海拔超3000米，初春積雪沒膝、氣溫低至零下二十攝氏度，無村落、無糧草，蒙藏部落武裝在清廷命令下層層堵截。隊伍翻越宗務隆山、喀克圖蒙克山、黨河南山三座雪山，凍餓、戰(zhàn)斗減員超半數(shù)，從七八萬人銳減至三萬余人。

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后，昌馬盆地成為生死關卡。為搶奪生存糧食，隊伍與清軍展開三日血戰(zhàn)，五千余名老弱婦孺被俘，主力部隊遭受重創(chuàng)。劉四伏率殘部突圍至敦煌南山，最終在新疆野馬泉被清軍全殲，劉四伏等首領被俘處死。冶八個率領的永安營余部在祁連山野牛溝堅守一年，最終投降，部分頑固分子被剿滅。

幸存的三千余名民眾，被清軍分批集中，從甘青新交界護送前往新疆。全程戈壁漫漫、缺水少糧，老人、兒童因體力不支倒在途中，最終完整抵達新疆的民眾，不足出發(fā)時的半數(shù)。

早在河湟事變爆發(fā)初期，新疆巡撫饒應祺就制定“防之境內(nèi)不如防之境外”的策略，一邊派兵出關圍剿，一邊規(guī)劃流民安置方案。清廷明確要求將河湟回民“徙諸關外，責以墾種”，遠離故土避免再生事端，新疆成為唯一安置地。

光緒二十二年下半年，首批民眾被安置羅布淖爾英格可。該地地處孔雀河流域，土地平坦但氣候極端干旱，土壤鹽堿化嚴重，糧食產(chǎn)量極低，遇雨即澇，顆粒無收成為常態(tài)。河湟回民世代擅長精耕細作，無法適應惡劣環(huán)境，部分民眾被迫逃亡，安置工作陷入停滯。

饒應祺實地勘察南疆后，選定焉耆府開都河南岸馬場臺作為新安置點。此地原為清廷官辦養(yǎng)馬場，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氣候溫和，無旱澇災害，是南疆少有的優(yōu)質(zhì)農(nóng)墾區(qū)。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焉耆知府劉嘉德將羅布淖爾剩余民眾全部遷移至此，定名撫回莊，寓意安撫回民、安居樂業(yè)。

清廷為鞏固安置成果，出臺系統(tǒng)化扶持政策。按人口分配耕地，免費發(fā)放耕牛、農(nóng)具、種子，免除三年田賦。設立安插局、營務處，專人管理生產(chǎn)、治安。尊重伊斯蘭教信仰，允許修建清真寺，保留河湟民俗、語言，不強制同化。完備的安置措施，讓歷經(jīng)磨難的民眾終于安定下來，徹底結(jié)束顛沛流離的生活。

三千余名河湟回民定居撫回莊后，成為南疆首個大規(guī)模回族聚居群落。歷經(jīng)晚清、民國、新中國百年發(fā)展，撫回莊回民從三千余人繁衍至數(shù)萬人，逐步擴散至焉耆、若羌、庫爾勒等地，形成連片回族聚居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