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里的中國（散文）

作者/孫若杰

【作家/詩人風采】

★孫若杰，中共黨員，高級工程師。2008年于吉林省大型國企退休。后授聘于長春科技職業技術學院，任副教授。從2008年到2018年，整整十年。教書育人，桃李滿春城。現居住長春市。愛好文學，愛好詩詞，先后在企業報刊，地方報刊，多次發表詩詞作品。詩詞發表在《紅船百年大型作品集》、《新時代詩詞百家》、《新時代詩詞精選》等詩集。在《詩藝國際》等電子微刊上也多有詩詞發表。作品曾榮獲紅船百年全國詩詞大賽一等獎。老驥伏櫪，漁舟唱晚。最欣賞蘇東坡的詞“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作家/詩人作品】

詩詞里的中國（散文）

文/孫若杰

我曾無數次設想一個問題：究竟是我們在讀詩，還是詩在讀我們？

那些流傳千年的句子，像一面面古老的銅鏡，當我們駐足凝視，本以為是在欣賞鏡中的風景，殊不知那鏡面早已悄悄轉過身來，將我們這些后來者的靈魂，照得通通透透。

因為一首詩，我去一座城。十首詩，十座城。這一路走來，不是為了尋找什么古跡，而是為了尋找一個答案——我們這個民族，究竟是如何在一字一句間，把山河筑成了家園，把離別釀成了鄉愁，把苦難熬成了文化？

一、蘇州·寒山寺

到蘇州時，正是深秋的黃昏。

我沒有去拙政園，也沒有去留園。那些園林太精致了，精致得像一個夢，我怕驚醒。我只是雇了一葉小舟，靜靜地泊在楓橋下，等待那夜半的鐘聲。

江楓瑟瑟，漁火點點。我躺在船艙里，望著岸上那座黑黢黢的寺廟輪廓，忽然想到一個奇怪的問題：張繼寫這首詩的時候，究竟在想什么？

教科書上說，他雖進士及第，但在吏部銓選中落第了，未能獲得官職。心情抑郁，夜泊楓橋，聽到鐘聲，寫下千古絕唱。可是，一個落第書生，在那樣一個凄清的夜晚，聽到鐘聲，不應該更加傷感嗎？為什么他的詩里，沒有怨恨，沒有悲鳴，只有一種奇異的、近乎虔誠的寧靜？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那鐘聲，究竟是驚醒了他，還是撫慰了他？

我想起余秋雨先生寫過，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得意時是儒家，失意時是道家，絕望時是佛家。張繼落第那一夜，恰好完成了一次文化的自我療愈。寒山寺的鐘聲，不僅是佛教的梵音，更是整個江南文化對失意者的溫柔接納——你可以在政治上失敗，但你依然可以在審美中安身。

夜深了，鐘聲終于響起。

那聲音不疾不徐，渾厚而綿長，貼著水面緩緩滾來。我閉上眼睛，忽然明白了：這鐘聲，不是從寺廟里傳來的，而是從一千二百年前的那個夜晚，穿越時空，專程來敲打我這個現代游子的。它在問：你漂泊了這么久，可曾找到安頓的地方？

蘇州的園林，是用假山假水構筑的真性情；而寒山寺的鐘聲，是用虛幻的聲音敲打出的真實存在。它告訴我們：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有進擊的儒，還要有退守的道與佛。三者交織，才成其為完整。

二、杭州·西湖

從蘇州往南，到了杭州。

西湖我是來過的，年輕時來，只覺得美，像一幅畫。這一次來，卻覺得它像一個巨大的容器，裝著一千年的雨水，也裝著一千年的心事。

我在蘇堤上慢慢地走。堤是蘇東坡修的，名字也是他的。九百多年前，他被貶到杭州，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忙著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筑了這道長堤。春來楊柳拂面，桃花照水，百姓走在堤上，感恩戴德，卻不知這堤壩，也是一個失意文人對自己靈魂的安放。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年少時讀這句，只覺得比喻巧妙。如今再讀，卻讀出了另一層意思：蘇東坡哪里是在寫西湖？他是在寫一種人生的境界。真正的美，經得起濃妝，也耐得住淡抹；真正強大的人，承受得住繁華，也消受得起寂寞。

杭州人是有福的。他們的城市中央，有這么大一片水。這水不僅調節了氣候，更調節了心境。你可以在這里看荷花，也可以在這里看落日；可以在這里談情說愛，也可以在這里獨自垂釣。西湖就這樣，溫柔地接納著所有人，從不拒絕，從不評判。

我站在斷橋上，看著遠處保俶塔的剪影，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西湖為什么能夠千年不竭？

不是因為錢塘江的水源源不斷地注入，而是因為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把自己的情感源源不斷地注入了這片水。白居易來了，留下白堤；蘇東坡來了，留下蘇堤；林和靖來了，留下梅妻鶴子；白娘子來了，留下千古傳說。每一個人都在西湖里投下自己的影子，這些影子沉淀在湖底，日積月累，便成了文化的河床。

這或許就是中華文明的秘密：它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而是一個開放的容器。每一個人都可以往里面添加一點什么，于是它越來越豐沛，越來越深厚，永遠不會干涸。

三、南京·秦淮河

到南京時，正是華燈初上的時辰。

我站在文德橋上，看秦淮河兩岸的燈火。畫舫在河中緩緩移動，槳聲燈影里，隱隱傳來歌聲與笑聲。酒家的旗幡在晚風里招展，霓虹燈把河水染成五顏六色。繁華，是真的繁華。

可我心里，卻怎么也揮不去杜牧那首詩：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

一千多年過去了，商女換了一茬又一茬，后庭花換了一首又一首，可秦淮河還是這條秦淮河，繁華還是這般繁華。究竟是我們太健忘，還是歷史本來就是這樣——一邊亡國，一邊歌唱；一邊流淚，一邊飲酒？

南京這座城市，有一種極其復雜的魅力。它做過六朝古都，也做過南唐的首都，做過明朝的京師，也做過民國的政府所在地。每一次成為首都，都意味著極致的繁華；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意味著極致的苦難。南京的城墻，是用磚石砌的，也是用血淚浸的。

我想起毛主席那句詩：“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一九四九年的那個春天，當百萬雄師橫渡長江的時候，秦淮河上的商女還在唱后庭花嗎？也許還在唱。但那歌聲，終于被隆隆的炮聲淹沒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可是，舊的時代真的過去了嗎？

我走下橋，沿著河岸慢慢地走。在一個拐角處，看到一家茶館，里面坐著一個唱蘇州評彈的女子，抱著琵琶，輕輕彈唱。我聽不懂她在唱什么，但那聲音婉轉纏綿，像一根細細的絲線，牽著我的魂魄。我忽然明白了：杜牧批判的不是商女，而是那些聽歌的人；不是后庭花，而是唱后庭花的時代。可商女有什么錯呢？她們不唱歌，又能做什么？她們用歌聲，養活自己，也養活了一個時代的記憶。

南京的偉大，正在于此：它一次次地被毀滅，又一次次地重生；它承載了太多的亡國恨，也承載了太多的后庭花。恨與花，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沒有恨，花便輕浮；沒有花，恨便枯澀。

四、紹興·沈園

從南京到紹興，是另一種心情。

紹興是一座浸泡在黃酒里的城市。空氣里飄著酒香，河水里也仿佛摻了酒，連說話都帶著微醺的軟糯。但我來紹興，不是為了喝酒，是為了看一座園子——沈園。

沈園不大，在紹興城里算不得出挑。但因了陸游與唐琬的故事，這座園子便有了魂。

園子里有一堵墻，墻上刻著兩首《釵頭鳳》。一首是陸游寫的，一首是唐琬和的。字是后人重摹的，墻是后人重修的，但那份情，是真的。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墻柳。”

我站在墻前，一遍遍地念著這幾句。念著念著，忽然覺得不對勁：唐琬是陸游的前妻，是他母親逼他休掉的妻子。若干年后，他們在沈園相遇，唐琬已經另嫁，陸游也另娶。按禮教，他們應該形同陌路。可是，唐琬卻派人給陸游送了一桌酒菜，其中就有那杯黃縢酒。

她為什么要送這杯酒？

我盯著墻上那些斑駁的字跡，忽然明白了：那杯酒，不是余情未了，而是一次鄭重其事的告別。她用一杯酒告訴他：我原諒你了，你也原諒你自己吧。然后，她回家，郁郁而終。

陸游呢？他活了八十五歲，寫了無數首詩，其中有幾十首，是寫給沈園，寫給唐琬的。他七十五歲時寫“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八十四歲時寫“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他用了整整一生，來消化那杯酒。

站在沈園里，我忽然想通了一個道理：中華文化中，有一種極其深沉的情感表達方式，叫做“克制”。明明心里翻江倒海，表面上卻波瀾不驚；明明想沖上去擁抱，卻只是輕輕地說一句“你還好嗎”。這種克制，不是冷漠，而是最大的尊重——尊重對方的處境，尊重命運的不可逆轉，尊重生命中那些無解的遺憾。

沈園的墻，是一個民族的傷心史；沈園的酒，是一個民族的寬恕書。

五、九江·廬山

從江南的溫柔鄉里出來，溯江而上，到了九江。

九江只是過客，我的目標是廬山。上山的路彎彎繞繞，車在云霧里穿行，窗外一片白茫茫，仿佛駛入混沌。待到車停在牯嶺鎮，推門下車，冷氣撲面，才確信自己已置身云端。

我此行不為避暑，專為尋訪李白的瀑布。第二天清早，便往秀峰去。遠遠地，便聽見轟隆隆的水聲。轉過一個山嘴，一道白練從崖頂直掛下來，撞擊在巖石上，碎成萬斛珍珠，揚起迷蒙的水霧。陽光穿過水霧，幻化出一道彩虹。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年少時讀這句，覺得李白夸張。此刻站在瀑布前，才發現那不叫夸張，那叫“目擊道存”。李白看見的，不是水的墜落，是天的傾瀉。他把自己融進了瀑布里，融進了宇宙的大化之中，于是他的詩，便有了神性。

可是，同樣是這座廬山，蘇東坡卻看見了另一面：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哪里是寫山？分明是寫人生的困境。我們常常以為自己在山外，可以看清一切；可蘇東坡告訴我們：只要你還在看，你就一定在山中。所謂的“真面目”，或許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無數個角度、無數個瞬間、無數個人的無數種觀看。

站在瀑布前，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有那么多的山水詩？

不是因為中國人愛山水，而是因為中國人在山水里找到了安頓。政治太復雜，官場太黑暗，人心太叵測。只有在山水面前，人才能卸下偽裝，回歸本真。山水，是中國人的精神避難所，也是中國人的哲學啟蒙老師。

廬山教會中國人的，不僅是山水之美，更是看山之法——既要入乎其內，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深情地投入，又要冷靜地審視。這不正是中華文化最核心的智慧嗎？

六、惠州·荔枝

從廬山下來，一路向南，直抵嶺南的惠州。

紹圣三年的四月，也是這樣一個荔枝熟了的季節，六十二歲的蘇東坡，站在惠州太守東堂的那株荔枝樹下。

他被貶到這里，已經兩年了。從黃州到惠州，越貶越遠，越貶越偏。他的政敵希望他死在這瘴癘之地，尸骨無存。

可是，蘇東坡剝開一顆荔枝，晶瑩如玉，入口甘甜。他環顧四座，看那紅的荔枝、黃的枇杷、青的楊梅次第成熟，忽然有一種奇異的安定感涌上心頭。他提筆寫道：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

我想起余秋雨先生對蘇東坡的評價：他總能在最糟糕的境遇里，找到最美好的東西。被貶黃州，他發明了東坡肉；被貶惠州，他愛上了荔枝；被貶海南，他學會了吃蠔。他不是不知道苦，而是選擇了不把苦當苦。

惠州人是幸運的。一個偉大的靈魂，用自己的曠達，為這座邊遠小城鍍上了一層文化的金邊。從此，惠州不再只是“瘴癘之地”，而是“日啖荔枝三百顆”的人間樂土。

站在東坡像前，我忽然明白：中華文化中，有一種極其強大的力量，叫做“轉化”。把苦難轉化為詩意，把貶謫轉化為游歷，把絕望轉化為希望。這種轉化，不是逃避，不是自我麻醉，而是一種更高的智慧——既然改變不了環境，那就改變自己對待環境的態度。

蘇東坡用一顆荔枝，完成了一次偉大的文化突圍。

七、長沙·橘子洲

從嶺南回望中原，一路向北，到了長沙。

橘子洲頭，湘江北去。我來時正是深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我站在那長長的沙洲上，腳下是滔滔北去的湘水，對岸是郁郁蔥蔥的岳麓山。

一九二五年的深秋，也是一個這樣的日子。一個三十二歲的年輕人，也站在這里。他獨立寒秋，看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他看著看著，忽然問出一個驚天動地的問題：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他不是在問別人，他是在問自己。

這個人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幾年后，他將用槍桿子和筆桿子，回答這個問題。

站在橘子洲頭，我想起他晚年說過的一句話：“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這位改變了中國歷史的人，骨子里是一個詩人。他寫“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他寫“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他的詩里，有李白的豪放，有蘇軾的曠達，有辛棄疾的悲壯，但更多的，是一種改天換地的自信。

長沙的氣質，是熱的，是辣的，是敢為天下先的。這份血性，從屈原的《離騷》里來，從賈誼的《治安策》里來，從千百年來湖湘學子的書聲里來。讀書不是為了做官，是為了經世致用；不是為了功名，是為了“誰主沉浮”。

望著滔滔北去的湘水，我忽然想到：中華文明之所以五千年不絕，是因為它不僅有溫柔敦厚的儒，還有剛健有為的儒；不僅有退守山林的道，還有兼濟天下的道。這兩股力量，互相激蕩，互相補充，才成就了今天的我們。

八、敦煌·玉門關

從長沙一路西行，直抵河西走廊的盡頭——敦煌。

一出嘉峪關，景色便大不相同。天是那種沒有邊際的、瓦藍瓦藍的天；地是那種一望無際的、土黃的地。風很大，吹得人站不穩，滿嘴都是沙子。

玉門關遺址就在這一片蒼茫的土黃之中。那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土圍子，在風沙中屹立千年。我站在關前，忽然想起王之渙那句詩：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年少時讀這句，覺得悲涼。此刻站在這里，卻讀出了另一層意思：不是春風不度，是春風不屑度。玉門關外，是另一種世界。這里的生存法則，不是溫柔，是剛硬；不是妥協，是堅守。

可是，就在這一片看似生命禁區的戈壁灘上，卻有莫高窟。

那些洞窟里，畫滿了佛經故事，畫滿了飛天伎樂，畫滿了人間最美好的想象。一千多年間，無數的僧侶、畫師、工匠，在這片苦寒之地，用最虔誠的心，描繪著他們對彼岸世界的向往。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站在這里，你才會明白，什么叫“黃沙百戰穿金甲”，什么叫“不破樓蘭終不還”。敦煌的偉大，在于它用最脆弱的泥沙，保存了最堅韌的文化。那些壁畫會剝落，那些經卷會散佚，但只要有人還記得它們，它們就還活著。

我想起余秋雨先生寫過：文化，是一種變成了習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敦煌告訴我們，即使在最艱難的環境里，人也要活得有尊嚴，有信仰，有美。這正是中華文明的生命力所在——它不是溫室里的花朵，而是戈壁灘上的胡楊。活著，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

九、濟南·大明湖

從大漠歸來，往東走，便到了濟南。

濟南是要坐著馬車去看的。大明湖的水，依舊那樣清，那樣綠，在微風中漾著柔波。歷下亭依舊立在湖心，像一朵永不凋謝的蓮花。

我沿著湖岸慢慢地走，忽然想起一個人——李清照。

這位濟南的女兒，曾在這樣的水邊，度過了她最快樂的少年時光。她寫“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那份天真爛漫，那份無憂無慮，是濟南的水土給她的。

可是后來，國破，家亡，夫死。她流落江南，晚景凄涼。她寫“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寫“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那個曾經“沉醉不知歸路”的少女，變成了“人比黃花瘦”的寡婦。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柔弱的女子，卻寫出了這樣的句子：

“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這不是婉約，這是豪放；這不是閨怨，這是國恨。項羽不肯過江東，是因為無顏見江東父老。李清照借古諷今，是在質問那些倉皇南渡的南宋君臣：你們可還有半點羞恥之心？

站在大明湖邊，我忽然明白了：濟南的水，是溫柔的，也是剛硬的。溫柔的時候，可以養出李清照的婉約；剛硬的時候，可以養出李清照的風骨。這份剛柔并濟，正是齊魯文化的精髓。

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些話，李清照聽進去了。她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這些古訓。

大明湖的荷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李易安已經不在了，但她留下的那些句子，卻像湖上的荷香，一千年來，從未消散。

十、西安·長安

最后一座城，是長安。

我到西安時，正趕上暮春時節。雖然“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科舉盛況早已不在，但長安的牡丹，依舊是天下第一。

我趕到興慶宮遺址公園，沉香亭前的牡丹開得正盛。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一朵朵，一簇簇，壓得枝頭都彎了。我倚在亭柱上，望著這一片花海，心里忽然響起李白的清平調：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據說，這首詩是李白奉旨寫的。那一年，唐玄宗和楊貴妃在沉香亭賞牡丹，李龜年帶著梨園弟子準備唱歌，玄宗卻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于是召李白，李白醉眼朦朧，提筆一揮而就。

千年過去了。那寫詩的人不在了，那聽歌的人不在了，那賞花的人也不在了。但花還在，春風還在，那份對于美的贊嘆與向往，還在。

長安，這座詩的故鄉，用它的繁華與包容，接納了從四面八方而來的詩人。李白在這里醉過酒，杜甫在這里流過淚，王維在這里看過云，孟郊在這里及過第。據說五萬首唐詩，有五千首是在洛陽寫的，但長安，卻是所有詩人心中的精神原鄉。

為什么是長安？

因為長安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文化符號。它代表著盛世，代表著夢想，代表著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黃金時代”。每一個讀書人，都曾經在夢里，走過一次長安。

站在沉香亭前，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我們現在還有長安嗎？

我們有了更高的大樓，更快的火車，更亮的燈光。但我們還有那種“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少年意氣嗎？還有那種“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天才想象嗎？還有那種“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昂揚自信嗎？

我不知道。但我愿意相信，長安沒有消失。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活在我們的血脈里。當我們在深夜讀一首唐詩的時候，當我們在異鄉想起一句古詩的時候，當我們因為一首詩而去一座城的時候，長安，就復活了。

從蘇州到西安，十座城，十首詩，一路走來。

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讓這些千年前的句子，至今還能打動我們？

后來我明白了：那不是力量，那是基因。那些詩詞，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情感密碼，是刻在血脈里的文化基因。我們讀“床前明月光”，會想家；我們讀“獨在異鄉為異客”，會想親人；我們讀“國破山河在”，會心痛；我們讀“長風破浪會有時”，會振奮。不是詩人在替我們說話，是我們自己，在詩人身上，認出了自己。

余秋雨先生說過，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古文明。為什么沒有中斷？因為我們有一根堅韌的紐帶，叫做文化。這文化，寫在經典里，刻在石碑上，也藏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里。無論經歷多少戰亂，無論遭遇多少苦難，只要還有人會背“床前明月光”，只要還有人會因為一句詩而去一座城，這個文明就不會消亡。

這一路走來，我叩問的，是十座城；找到的，卻是一個家。

一個用方塊字筑成的家，一個用平平仄仄鋪成的家，一個可以容納所有中國人靈魂的家。

夜深了。窗外是西安的燈火，璀璨如星。我打開筆記本，寫下這篇文字的最后一句話：

因為一首詩，我去一座城。不是因為詩里寫了那座城，而是因為那座城里，住著詩里的那個中國。

2026年3月13日于長春

（插圖來自網絡，如侵權請聯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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