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過去幾個世紀的戰爭中學到了什么

（題圖：霧中航船）

在智能手機的時代，一場戰爭的波瀾，會在第一時間擴散到世界的每個角落。那些圖像、文字和波動的市場，會漫過日常筑起的安全感長城，挑釁著每個人的神經，也掀起人內心深處的淤泥。

就像這些天，我經常感到一種奇怪的孤離感：眼前這條和平的、看起來連小偷小摸都不會發生的街道，或許某一天也會和轟炸聯系起來。又比如我看到，賭盤網站上有人預測：我們會見到核彈被再次引爆嗎？——不是有生之年，而是最近幾年。答案的分布是：好像有些可能。這是一個Meme式的問題，但能不能付之一笑，取決于你在什么時候看到它。比如現在，你或許會反問自己：這真的不可能嗎？

這種名為恐懼的感情，在21世紀顯得頗為異質。而在人類歷史并不遙遠的過去，一百年前的1930年，它已被小羅斯福清晰地表達過——

“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只有恐懼本身，一種莫名其妙的、喪失理智的、毫無依據的恐懼，它把人轉退為進所需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

這句話說在一場名為大蕭條的巨浪之后，也說在一場名為世界大戰的漩渦之前。它總結了“咆哮的二十年代”，也開啟了瘋狂的三十到四十年代，更忠告了更遠的未來：我們要想辦法避免世界被恐懼主導，否則，任何進步都可能淪為空談。

那么，當我們重新面臨“轉退為進”的任務時，也值得直面那些潛藏的恐懼：在人類漫長的沖突與戰爭歷史中，我們究竟學到了什么？

有一種普遍的理解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指數級發展的技術文明，似乎總是遠遠超越了打圈徘徊的政治文明。不過，后者的發展往往只有在回望中才能看清——因為斷層如此明顯。比如，在20世紀以前，戰爭就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手段。

以今日的眼光看，20世紀前絕對是個糟糕的世界：沒有價值團結的意識形態、沒有牢固的同盟、沒有經濟利益的捆綁；哪怕在“文明秩序”的中央，戰爭的發動和停止也不需要太多約束，只有純粹的策略。不同于基辛格所說“（今日的）國際政治多數是陽謀”，那個時代的策略大師更像是在“自由搏擊”，反而有著勝于今人的狡詐。每一方都有理由指著地圖說：這是為了我們的榮耀和安全；如果我們不去搶，落入別人的手里就麻煩了；如果不在對手膨脹前夕或陷入困境時予以痛擊，那么等對手站穩腳跟，麻煩的就是我們了……這些邏輯，往往會把“或然”的風險變成“實然”的戰爭。哪怕考慮到“戰爭是政治的延伸”這一經典判斷，它的出現也未免過于稀松平常：15-19世紀的歐洲，幾乎是世界上戰爭頻次最高的地區。我們不得不想起查爾斯·蒂利那句著名結論——“戰爭造就國家，國家發動戰爭。”

當然，生活在其中的人，并非沒有覺察到其中蘊含的危險。從三十年戰爭（1618）、七年戰爭（1756）到拿破侖戰爭（1803），隨著大國利益的延伸和國家機器的成熟，歐洲以越來越密的節奏被牽入全面戰火，沒有哪個大國能夠置身事外。那些聰明的頭腦們，一邊縱橫捭闔、秣馬厲兵，一邊也暗自擔心：或許終有一日，會觸發一場毀天滅地的大戰吧？——死傷慘重，王冠落地，政治版圖徹底重畫。

這樣的擔憂不無道理。隨著俾斯麥的解職，歐洲最大的地緣災難逐步降臨。它以德意志帝國在海陸上陷入多面包圍為標志，以巴爾干的貪婪為起爆點，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動蕩最終吞噬了歐洲。而最后，光明也確實到來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確實見識過了“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現在回看，已經很難想象歐洲內部會再度出現19世紀那樣的沖突。

歐洲戰爭史的驟然落幕，提供了人類歷史上一個罕見卻值得期許的光明案例：在一個沖突和暴力蔓延了近千年的區域內，歷史恩怨仍然可以被消弭。只是，要達到這個結果，條件也相當苛刻：它需要域內力量接受由外部權力結構（美國）主導的政經秩序，對應的是整個區域走下神壇的過程。不過，和平的共識終究還是成型了。歷史也這樣反饋人們：和平往往是由從戰爭中幸存下來的人締造的，大亂之后才有大治。

當然，政治制度也會衰敗。那么這句話反過來也成立嗎？戰爭是由習慣了和平的人發動的嗎？——答案是模糊的。仍要注意，人類社會的進步也是一個不易倒轉的棘輪。20世紀最終到來的和平，雖然沒有抹除戰爭的風險，卻實質性地提高了戰爭的門檻，消解了戰爭作為一種實用主義工具的許多意義。國際法自然是最直接的成果；而對于那些更相信權力而不相信國際法的人而言，也需要注意到，觀念、力量和參與者的格局都已經改變：

• 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抑制了隨意劃分政治版圖的欲望：你或許很難相信，今日的俄羅斯還會將伊斯坦布爾視作“沙皇格勒”，盡管這座城市對莫斯科而言是幾百年來的地緣心結。

• 大眾政治提升了戰爭發起的門檻：政治和外交不再只是密室里的玩物，至少不全然是。政治家得向更為寬廣的存在負責，而前者往往也會發現自己被綁在后者的戰車上。也因此，地緣越來越像一種長期戰略，而不是短期戰術。

• 核威懾：沒有人會把核廢土視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標志；哪怕真有這種人，把他們過濾掉也是政治體系的應有之義。

• 商業和市場的力量：經濟增長已經成了當代國家必須提供的公共產品。

• 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我們找到了替代戰爭的手段，但這也使“戰時”和“非戰時”的界限變得愈發模糊。

• 思維慣性：越不習慣用戰爭解決問題，就越少會用戰爭解決問題。至少，這是一個正反饋。

所以，盡管我們從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已經越來越習慣于見證秩序的衰敗，以及衰敗所引發的動蕩，但我們仍可以相信，有些東西并沒有變，或者至少在短時間內很難改變。今天的政治與戰爭，終究不再是舊時代那種可以被輕易發動、被常規化處理的事務；它們運行在另一套約束之中，也因此已無法與歷史上的情形簡單類比。

不過，也正因為現代戰爭的政治、經濟和道義成本都更高，它反而會以一種更危險、也更現代的方式發生——預防性戰爭、先發制人和速戰速決。

對戰爭速度的追求并不是一件新鮮事：我們在二戰戰場上見到過德日對“速戰”的狂熱——它們都意識到，如果無法快速結束戰爭，戰爭機器就會被自身和制裁拖垮。當然，那樣樂觀的戰爭預估，仍然要把計劃做上數個月。而到了更現代，這種對速度的投機變本加厲，進化成了對“精確轟炸”“斬首”“X日戰爭”的執著。這要歸功于當代精確制導武器和制空權優勢的放大，但也基于一種現實：經濟后果的權重上升，使長期戰爭的損失已經高到得不償失，除了“速勝”，其他幾乎都是空門。

也正因如此，“速勝”往往是一個大國陷阱。遠的德日，近的俄烏和美伊，這些案例都展現出一些共同規律：“速勝”會在開局階段展現出最極致的效果，但這并不能保證它收場得漂亮。它的問題不僅在于對雙方軍事能力的錯判，更在于過于簡化地處理了對手——速勝的假設，是把對手視作一個現代國家：擁有集中的權力架構和高度復雜的經濟網絡，只要打擊其關鍵部位，甚至完成斬首，就能在全面戰爭降臨之前解決問題。但事實往往相反：最初為了避免陷入泥潭而發動的戰爭，反而最容易滑入泥潭。

不過，當代大國屢屢陷于其中，對未來而言反而未必是壞事。我相信，人類是有學習效應的：看到失敗，就會嘗試從中學習，并生出警惕。一個結論就是：忘戰必危，好戰必亡。而什么是“好戰”？我想，那首先是一種態度——“把戰爭作為一種輕妄的、機會主義的、一勞永逸的解決方式”。無論人們如何定義一場戰爭的正義性，以這種態度考量戰爭，其實就是好戰的表現。

講了很多大的方面，最后我想談談，作為個人，如果不可避免地卷入戰爭，應如何自處。因為我們都要承認，有生之年親歷一場戰爭的可能性，并不為零。

萬事開頭難。戰爭是一種巨大的沖擊，身處其中的人，或是被狂熱裹挾，或是只剩下失落、背叛與創傷。這是一個社會劇烈動蕩、尖銳對立的階段，幾乎所有人都會被濃重的情緒所籠罩。不過，人終究會看清戰爭的根本面貌，也會對這種狀態逐步脫敏。

前些日子我讀《破碎的生活》，更早以前也讀過一些英國的戰時文學，直覺感到：無論是德國人還是英國人，對戰爭過程中的苦難，多少都有些輕描淡寫。“回避”或許是幸存者自然的心理狀態，但不可否認的是，生活總會以一種區別于宏大敘事的韌性繼續下去：只是你會習慣轟炸，習慣傷亡，習慣數字，習慣戴上頭盔東奔西走——雖然那不同于和平年代，但那仍然是生活，仍然是日常。

如果你在戰爭中沒有必須赴死的理由，那么爭取活下來，便是個人在戰爭中最正當的目標。這不是一種怯懦。正如我們曾寫道的：世界終究屬于活下來的人。重建與反思，都是他們才能完成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并不輕松，它決定了一個文明賡續的質量。

戰爭的最后，是把人變回人的時刻。

我隱約想起，多年前看到一位日本作家（很遺憾，我不記得他的名字）這樣形容他見過的終戰：

頭頂的B-29向遠處飛去，沒有投下炸彈。

田邊的村夫懶散地說道：戰爭結束了。

一陣喜悅涌上心頭。

“我要回東京去。”

——他這么說，自行車沿著田間的小路奔馳起來。

這是一個人從戰爭強制捆綁的命運中，徹底解放出來的時刻。

正如我們在一文中引用的句子：

“我們終于開始擁抱正常的生活，以及它的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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