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朱溫正式被朝廷任命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宣武軍的位置大概在今天河南省的東部，其治所在汴州。

不過，當朱溫率領大軍進駐汴州的時候，這個后世繁華所在地，此刻卻是一片荒涼，因為黃巢之亂的關系，宣武軍所在的地方，如宋州、汴州都是多年戰亂，官民所用的物資基本上全都被毀于戰亂中，當地饑民遍地，民不聊生。

對朱溫來說，更麻煩的還在于，當時他連犒賞部下的錢都拿不出來。

在唐末亂世乃至于后來五代十國時期，這都是一個非常要命的事兒，因為下面的兵卒跟著你打仗，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吃飽飯。

連飯也吃不飽，誰跟著你打仗。

更為關鍵的是，朱溫所處的汴州（宣武軍），實際上是一個四戰之地，距離不遠處的陳、蔡兩州，黃巢大軍正在肆虐，周圍各藩鎮均不能力敵，朝廷下旨，調朱溫為東北面都招討使，去支援陳州。

如果你是朱溫，你該怎么辦？

1

在各種演義小說或者是動漫（比如畫江湖），朱溫都是作為反面形象登上舞臺的。

比如《殘唐五代史演義》說朱溫“翁婚兒婦，父納子妻”、“君臣三弒椒蘭殿”。

從正史記載不難看出，朱溫私德上確實有很大問題，而且他最后也是因為這個問題導致了悲劇的命運。

可問題就是，朱溫真的就那么不堪。

要知道朱溫起自于草莽，后來參加起義軍，一步步取代唐朝，建立后梁，朱溫本身也是有很多人擁護的。

如果這個人一開始就很不堪，那還會有這么多人擁護他？

歐陽修后來所著的《新五代史》對朱溫的評價很差，認為朱溫一開始是起義軍，后來投降唐朝卻又反叛，這個行為違背了自古傳承來的君臣大義，加之其個人行為又很難稱得上是良善，所以對他大加撻伐。

因為《新五代史》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作為正史流傳下來的，至明代以前，朱溫的形象基本上就已經定格。

羅貫中（元末明初人）后來寫《殘唐五代史演義》，多多少少也是受了這個影響。即便是民國時期蔡東藩著《五代史通俗演義》，對朱溫生平描述雖然客觀了不少，但也仍然以批評居多。

客觀上來講，朱溫不是沒有可批之罪孽，特別是其為人殘暴濫殺，歷朝歷代也是不多見的。

可縱觀五代，朱溫的后梁是立國最久的，有十七年，相反號稱承襲唐制的后唐，實際上只有十二年，這還是因為中間出了一個五代第二明君唐明宗（在位七年）。

后梁之所以是五代中政權以及疆域最不穩定，主要是因為他取代唐朝立國，手段談不上光彩，當時天下藩鎮割據的局面也并沒有改善，對于其代唐自立的后梁并不認可。

朱溫本身起自于社會底層，因而對社會認識上有他的局限性，加上他本身個人缺點也很明顯，是其飽受詬病的根源。

不過，相比于同時代的對手，特別是黃巢、李克用來說，朱溫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成就，就要高出太多。

2

朱溫之所以能代唐自立，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政治上的遠見。

作為比較早參加黃巢起義軍的將領，朱溫是預見了黃巢起義失敗的，所以他后來選擇投降朝廷，包括利用軍事手段挾昭宗還京（挾天子以令諸侯）。

這使得朱溫從一開始就建立起對天下大義的名分。

有了這個名分，朱溫也就能施展更大的抱負。

有意思的是，朱溫本身是農民、武將出身，自建政以后，卻推行“以文治國”的理念，大力提倡文化教育，選拔賢能，并且還打破世家的壟斷，任用了許多科舉不得意的社會底層文人，如敬翔、李振等。

朱溫通過軍事手段逐步兼并秦宗權、朱瑄、朱瑾、時溥等軍閥勢力后，并沒有簡單沿用舊有的藩鎮治理模式，而是將這些地區逐步納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這種做法也極大的加強了中央集權，

圖|后梁宣陵

至唐昭宗乾寧四年（897年），曹、濮、徐、兗等十余州盡入朱溫之手，“中原再無堪與抗衡之勢力”。

等于說從這一年開始，朱溫已經奠定了統一天下（或者說統一北方的基礎）。

盡管學界認為他對“正統”的過度期待消耗了大量財力人力，但不可否認，這套政治儀式為后梁政權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支撐。

就連毛主席也評價朱溫：

“朱溫處四戰之地，與曹操略同，而狡猾過之。”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點是，朱溫在經濟上也有建樹，他不僅鼓勵農業生產，還鼓勵商人貿易，這極大的保障了后梁財政收入。

之前我們說過，朱溫出生于最底層，所以他對農民有著很深的了解。

朱溫初入汴州的時候，正值黃巢之亂剛過，“焚掠所及，關中凋敝，河南赤地千里”，史料記載“人相食，道殣相望”。

不過，朱溫一開始并沒有選擇賑災，而是選擇“整飭軍紀，裁汰老弱”。并重新花重金募亡命徒、收編潰兵，以戰養戰。

“整飭軍紀”也就杜絕了士卒搶掠老百姓的可能，而“裁汰老弱”則是等于說是解放了生產力，大批士卒還鄉之后，投入到種田墾荒中。

不僅如此，朱溫還設立了營田務，驅流民墾荒屯糧。這種“以工代賑”式的恢復策略，既解決了流民生計，又為軍需提供了穩定來源。

根據史料記載：唐天祐二年（903年），朱溫通過征伐淮南得到了一萬多頭耕牛，后來他把這些耕牛全部租賃給了淮北的農民，并規定每年只需向官府繳納兩石粟米的租賃賦稅。

令人詫異的是，由于五代更替頻繁，后梁時期的“租牛稅”一直收到后周時期，幾十年的時間，這些耕牛早已經病死，而“租牛稅”卻成為百姓嚴重的負擔。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朱溫所推行的德政，在當時五代十國的背景下，特別是北方戰亂頻仍的情況下，殊為難得。

后梁后來建立后，朱溫對農業生產就更加重視，他通過推行均田制，一改唐末土地兼并導致農民流離失所的局面。

農民獲得了土地，就等于說恢復了農業生產與發展。

不僅如此，朱溫還采取“輕徭薄賦”的做法，使得治下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洪邁的《容齋隨筆》中曾有篇文章《朱梁輕賦》，曾詳述后梁推行"厲以耕桑，薄其租賦"政策，使軍民各安其業，二十四年間成就霸業；后唐則因橫征暴斂導致民生凋敝，統治短暫而亡。而洪邁所引用的“朱梁輕賦”是來自于薛居正的《舊五代史》。

當然，從史料記載的情況來看，后梁確實繼承了唐末時期的雜稅，卻并沒有加征。

從某種程度上講，后梁建立以后，北方仍然戰亂不斷，后梁財政實際上是有巨大缺口的，遠達不到洪邁所說“士雖苦戰，民則樂輸”的程度。

就以此而言，后梁繼承唐末時期的雜稅，也就不難理解。

3

從史料記載不難看出，朱溫其實很像曹操，但朱溫之所以沒有成為曹操，源于他本身的缺點。

朱溫并不像是曹操那樣起自于官宦人家，這也就注定了他對文化上的短視，而這也更進一步的影響了朱溫不能從過往汲取經驗教訓。

朱溫性格本就急躁，且殘忍好殺，對于一個統治者而言，絕對談不上是什么好事。

圖|朱溫與妻子張惠

張皇后（朱溫妻子張惠，朱友貞繼位后追封元貞皇后，904年病逝）在世，還能對朱溫有所勸諫。等到張皇后一死，朱溫也就再無所顧忌，以至于后來干出“翁婚兒婦，父納子妻”的丑事。

唐天復四年（904）年，張皇后去世，朱溫于同年控制了唐昭宗，并強迫昭宗遷到了洛陽。

當時的朱溫，事實上已經萌生了代唐自立的想法，甚至不顧河東李克用、鳳翔李茂貞、西川王建、襄陽趙匡凝等地方實力派反對的情況下，強殺昭宗。

盡管朱溫立昭宗嫡次子李柷（唐哀帝）為皇帝，可那時的大唐已經相當于是亡了。

在殺死唐昭宗后，朱溫更是急于謀求稱帝，就連其心腹也看出來不妥，認為“天下未平，不可太急”，當時朱溫很不高興，因而殺蔣玄暉、柳璨、太常卿張廷范。

從后來事情發展來看，朱溫急于稱帝，明顯是走了一步壞棋。

朱溫稱帝等于說給天下藩鎮樹立了一個標靶。

當時，朱溫的死敵、河東的李克用此前被朱溫一直壓著打，勢力范圍已經極大的損失，就連李克用本人也病死。

朱溫如果有耐心，通過不斷的拉攏、分化河東集團的盟友，是有很大的機會消滅這個死敵的。

拔掉了河東這個最大的軍事集團，其余河北諸鎮都不足為據。

可朱溫過早的稱帝，反而把河北諸鎮全部都逼到了河東一面去。

朱溫最后一次機會，后梁乾化二年（912年），他趁著李存勖北上攻幽州劉守光之際，發兵五十萬攻趙國，意圖迫使李存勖回援。

然而軍事上英明果決了一輩子的朱溫，這時已經年過六旬，無論是身體還是精力都大不如年輕的時候，在明知道李存勖主力盡數北上，還謹小慎微，一路上過于緩慢。相反的是李存勖以快打快，很快就平定了劉守光。

朱溫還沒來得及見到李存勖，就被符存審、史建瑭在蓚縣，無奈之下只好選擇撤軍。

另外在選擇繼承人一事上，朱溫也猶疑不決。

朱溫長子朱友裕，早年跟隨朱溫南征北戰，屢立戰功，深得朱溫賞識。值得一提的是，朱友裕雖然不是張皇后親子，但根據史料記載，兩人關系很好。朱友裕在一次對朱瑾的作戰中，因未俘虜朱瑾惹得朱溫大怒，差一點就被殺，還是張皇后親自出面勸解才作罷。

張皇后、朱友裕相繼病逝，對朱溫來說是個嚴酷的打擊，這令其以后更加放飛自我。

朱溫晚年以后，朱溫更加猜忌好殺，比如因被懷疑有割據意圖被殺的王重師、因潞州戰敗被貶后賜死李思安、因“閱馬怒其馬瘦”被斬鄧季筠，致使人心愈發離散。

后梁建立后，朱溫很長時間沒有宣布繼立者，原因也正在于此。

對于繼承人人選問題，按照年齡應該是朱友珪，然而朱友珪素來不為朱溫所喜，因其母是營妓出身，相比之下，按照宗法制，朱溫嫡子、序齒為第四子朱友貞（張皇后所出）應該作為繼承者被考慮。

不過，在眾多兒子中，朱溫卻更看重養子朱友文。而且從建國之前，朱溫就有意讓朱友文躍居諸子之上。

可在關鍵的繼位問題上，朱溫卻犯了大錯，他把朱友珪、朱友貞都安排在禁軍關鍵位置上，這等于說是埋下了隱患。

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朱溫最后一次率軍出征，走時留博王朱友文任東都留守，然而在返程途中，朱溫因病重停留洛陽。

如果朱溫要托付大事，應該把朱友文安排在身邊，并削奪朱友珪、朱友貞兩人兵權。

可朱溫那時渾渾噩噩，又殘忍猜忌，竟然忘了這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明明四月初七朱友文已經來洛陽覲見，可朱溫既不按朱友文所請回汴梁，也不留朱友文在身邊。

朱友珪得知朱溫要傳位給博王朱友文的情況下，搶先一步聯系了在朱溫身邊的左龍虎軍韓勍，并安排了控鶴衛士在左龍武軍中，連夜篡弒，并假傳圣旨，賜死了還在汴梁的朱友文。

縱觀五代十國歷史，朱溫從草根起家，一步步登頂帝位，有其好的一面，客觀來講，朱溫是有求治之心的，可惜性格決定命運，這么一點微末功績，隨著整個五代亂世的開啟，還是被抹殺了。

從此中國陷入更加動蕩不安之中。

呂思勉對朱溫的評價在我看來，在我看來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

“當一個政治家要盡他為國為民的責任，而前代的皇室成為其障礙物時，豈能守小信而忘大義？在唐、五代之際，梁太祖確是能定亂和恤民的，而歷來論者，多視為罪大惡極，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