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后期的巴列維，如何一步步把伊朗老百姓，逼到自己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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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維王朝建立以后，伊朗傳統的君主專制日趨強化。王朝的開創者禮薩·汗憑借武力奪取政權，更依靠暴力來鞏固自己的根基，這種暴力的濫用連他的兒子也難以避諱，不得不承認：當禮薩·汗“為了事業的發展而不得不采取強制壓服手段時，人們對他的愛戴逐漸變成了尊敬和屈服”。

然而，巴列維與其父相比，專制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坦言：“伊朗憲法沒有規定國王承擔任何具體的責任，這是非常英明而富有遠見的，其用意在于讓國王凌駕于議會之上，不必像內閣諸大臣那樣對議會負責。”

1、巴列維的專制統治

巴列維國王把持著統治國家的絕對權力，凌駕于憲法和議會之上，立憲君主制有名無實，憲法如若一紙空文，議會只是橡皮圖章，他依靠龐大的官僚機構、裝備精良的軍隊和薩瓦克這三大支柱來維系自己的獨裁專制。

巴列維實行黨禁，力圖遏制反對派的活動，清除反對派的組織基礎。民族陣線、人民黨等政黨先后被禁，人民圣戰者、人民敢死隊等激進組織屢遭鎮壓。20世紀50年代末，巴列維授意組建國民黨和民族黨，其選民限于國王的親信和上層階級。作為御用的政治掩飾，這兩個政黨連政府都視之為兒戲，反對派就更加疏遠，而大多數國民則對其采取了冷漠的態度。

1964年，國王廢除了象征性的兩黨制，國民黨與民族黨合并組成新伊朗黨。同樣，這個新伊朗黨既沒有能夠吸引持不同政見者參加，也未能擴大國王的政治支持基礎。1975年復興黨取代新伊朗黨，成為唯一合法的政黨，據稱擁有黨員600萬，包括議會和內閣的所有成員，擁護憲法、君主制度和“白色革命”是加入該黨的先決條件。

國王傲慢地宣稱：“誰不和我們一起就是反對我們”，并公開恫嚇：“那些反對憲法、君主制和人民國王的革命的人所能呆的地方要么是監獄，要么是伊朗以外。那些不愿加入這一政治組織（復興黨）的人有兩種選擇：他們或者屬于像人民黨那樣的非法政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被監禁；或者懷著感激而無需申請出國簽證，他們將拿著護照去他們喜歡的任何地方。”

也就是說，凡是支持君主、憲法和“白色革命”的人，都應該參加這個政黨，不參加的人就一定是反對派，他們應該流亡，或者投入監獄。公開表明自己反對態度的人可以不被逮捕，但國王警告說：“他們不應該抱有任何幻想。”

巴列維建立復興黨的目的，是想利用它來進行宣傳鼓動，籠絡各個社會群體，擴大政治基礎，排斥政治異己，消除潛在的政治威脅。然而，這種手段無異于緣木求魚。實際上，在1978-1979年城市動亂期間，各地復興黨總部恰恰是動亂者的主要攻擊目標，巴列維御用政黨策略的失敗由此可見。

巴列維政權對宣傳、教育領域的控制也是不遺余力。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之下，新聞媒體實際上淪為政府的喉舌，按著安全部門統一發布的新聞口徑，宣傳國王政權的開明與偉大。

1975年國王下令書報檢查機關只審查發行量達到3000份以上的出版物，而且在印出來之前不予審查。這使得出版商不敢貿然將書刊付印，一方面鉗制了輿論，另一方面又扼殺了學術著作，從而達到思想禁錮的目的。學校教育處在政府控制之下，所有大中小學的教材由政府統一編制，灌輸忠君思想，教師的言行受到特務組織的嚴密監控，稍有不慎，即遭解雇，甚至招來殺身之禍。

巴列維的王權專制是無所不在的，但其最典型特征卻是依靠保安機關實施恐怖統治，無情鎮壓一切不順從者。保安網絡的最重要工具是薩瓦克，這個在20世紀50年代為對付民族陣線而建立起來的組織，發展為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鎮壓機關之一。薩瓦克在全國各地遍布監獄，對犯人酷刑拷打，花樣之新，手段之毒，令人發指，此如“鞭撻和擊打、電擊、拔指甲和牙齒、開水灌直腸、重物掛睪丸等等”，使得整個民族噤若寒蟬。

1975年，大赦國際總干事提出報告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比伊朗更壞的人權記錄”，主要就是指薩瓦克的恐怖行為。薩瓦克代理人在國內國外肆意橫行，隨時對伊朗公民實行暗殺、綁架等活動。除薩瓦克外，還有皇家監察組織和軍內第二處等秘密機構，國王用這些重重疊疊的特務組織，編織著統治的羅網，監視著自己的臣民。

70年代，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專制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國王高踞統治之巔，一切重要決定都源于國王，他的意志就是法律，軍隊、薩瓦克、內閣、復興黨和各級官員只是供其驅使的工具。

為了保持絕對的控制和消除對王權的潛在威脅，國王對文武大臣“分而治之”，使其相互牽制，競相邀寵效忠，形成系國運于國王一身的政治局面。巴列維說：“從王國的角度看，我乃是伊朗完整、統一的體現和象征”，這與法王路易十四所講的“朕即國家”同出一轍。

巴列維認為：“當真理的光芒像初升的太陽一般普照大地之際，我看到了伊朗的帝制是行之有效的。正如它在昔日昌盛的年代有益于伊朗人民那樣，今天在原子時代它仍然保持著美妙的青春，繼續造福于伊朗人民。”

2、合法性危機

巴列維幻想在這種嚴密的控制之下，伊朗的君主專制可以永遠延續下去，然而，事實卻難以如愿。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巴列維自己所發動的現代化運動的推動下，伊朗經濟有了長足發展，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遷，各階層都對現狀滿意者寥寥無幾。國際潮流與社會現實都在呼喚王朝順應時代的變化，實施政治變革，走上真正全面的現代化之路。然而，王朝的專制性質恰恰決定了巴列維難以主動放棄自己的獨裁權力。伊朗的發展出現了失衡，巴列維政權隨即陷入了合法性危機的困境。

亨廷頓曾經指出，致力于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遲早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傳統君主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進行現代化改革，其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賴于削弱本來能夠促進政治參與擴大的傳統機構，加強君主的權威；另一方面，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傳統君主制的合法性，而傳統君主制卻由于其自身內在的專制邏輯難以通過擴大政治參與獲取穩定的現代政治合法性。

這種合法性危機決定了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君主制的脆弱性和過渡性。

如果把合法性歸結為心理認同的話，那么合法性危機在實質上就是認同危機，即“合法性系統無法在貫徹來自經濟系統的控制命令時把大眾忠誠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合法性危機集中體現在制度性政治參與的弱化，非制度性政治參與的擴大，公眾的離心離德現象嚴重。

造成合法性危機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它們涉及經濟、政治、文化、階級、民族、制度等諸多方面。

經濟對于合法性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也就是說，經濟成長與衰敗都可能導致合法性危機（即“政績合法性困境”）。

經濟衰敗意味著其利益性基礎的喪失，是政府無能的最直接表現。經濟成長雖然在一定時期內會增強政府的合法性，因為它普遍增加了人們的物質利益，但長期的經濟發展，其基礎作用必然會推動社會、政治的變化，最終也會影響到政治文化的變遷。

如果政治結構的變遷與政治文化的變遷不相適應，就會在更高層面上產生合法性危機。同時，經濟的發展可能增加或加大經濟的不平等，不公平達到一定程度，必然影響到公共權力的合乎道德性，合法性危機也會因此而產生。

從社會階級結構來看，生產力發展所催生的新的階級和階層，是引起舊政治體制合法性危機的主體力量。因為掌握先進生產力的新階級代表著社會的發展方向，它會千方百計地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并利用各種優勢資源挑戰舊統治階級的合法性。

當出現合法性危機時，如果統治者不能及時對政治體系作出調整或者調整不到位，革命往往就會應運而生。

巴列維政權的悲劇即在于其大規模推行的經濟現代化和社會世俗化，反過來削弱了自身的合法性，它又頑固拒絕擴大政治參與來改善合法性狀況，最終造成社會各階層的背棄。

巴列維王朝是一個新興的王朝，除了握有武力之外，既因為王朝更替而缺乏合法性的繼承，也沒有其他可以依賴的屏障。面對民族主義和憲政主義的時代呼聲，為了鞏固自已的政權，禮薩·汗致力于伊朗的民族復興和現代化改革，企圖用經濟發展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雖然憲政主義未能得到張揚，新政權卻基本上能夠左右逢源，傳統社會力量因禮薩·汗實行君主主義、民族主義和反共主義而容忍了他的現代化；現代中產階級無疑支持禮薩·汗的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改革，雖然希望新王朝能夠踐行憲政，但面對王權專制卻也無可奈何。

禮薩·汗在實現伊朗的民族主義目標和進行現代化改革方面取得的明顯成就加強了新君主政權的合法性。然而，“二戰”期間，伊朗由于自己的曖昧立場遭到蘇英盟軍占領，禮薩·汗喪權辱國，威信掃地，其統治的合法性遭受重創，被迫禪位。結果，在新君初立的數年內專制王權式微，議會成為權力中心，憲政主義原則在伊朗獲得前所未有的實施機會。

繼位伊始，巴列維國王韜光養晦，重整軍隊，為王權的東山再起積蓄力量。1949年2月初，國王在訪問德黑蘭大學時遭刺客近距離槍擊，僅受輕傷。死里逃生的經歷讓巴列維感到，冥冥中有神靈在庇佑自己，因而勇氣大增。他借口謀殺事件是人民黨和宗教反對派策劃的陰謀，趁機在全國實行軍管，驅逐或軟禁教俗反對派領袖。

3月1日，國王在白色恐怖中下令召開立憲會議修改憲法。修改后的憲法規定，國王有權解散議會和參議院；如兩院在立法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則國王可以批準議會通過的議案，也可以擱置該議案。

6月，國王宣布進行參議院的選舉，從而使1906-1907年憲法規定的立法機構兩院制首次得以實施。參議院議員一半由國王任命，顯然對他有利。修憲和設置參議院極大地削弱了議會的立法權，加強了君主專制。

然而，好景不長，君權不久就遭到挑戰。石油爭端所激發出來的巨大民族主義熱情，將摩薩臺推上政治舞臺。摩薩臺當政時期，國王在政治、軍事和財政方面的實權被剝奪殆盡，再次淪為禮儀性的國家元首。

只是由于擔心左翼抬頭的傳統力量和美國中央情報局聯手發動政變，顛覆了摩薩臺政權，才使國王恢復了失去的權力，但巴列維王朝也因此進一步喪失了合法性。

戰后初期，在“冷戰”的環境下，巴列維政權借助美國的力量解決了阿塞拜疆危機，恢復了國家的獨立與統一，美伊關系由此開始接近。

1953年政變后，國王對美國感恩戴德，一頭扎入美國的懷抱，而美國則需要國王政權來維護在伊朗的經濟利益，加強在海灣的地緣政治地位，雙方遂結成同盟。

因此，政變后美國馬上提供4500萬美元的緊急貸款，緩解伊朗政府的財政危機，為保王派打氣。1954-1962年期間，美國共向伊朗提供了6.8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1965-1971年，美國對伊經濟援助為3.491億美元，軍援為8.041億美元；1970-1977年間，美國賣給伊朗的軍火價值163.13億美元。國王則對美國投桃報李，于1955年11月宣布伊朗加入反共的《巴格達條約》。

1959年3月5日，伊美簽訂雙邊軍事協定。同時，美國軍事顧問和專家也源源不斷地進入伊朗。1976年在伊朗的美國公民為3.1萬人，其中6263人直接與軍供相關，1304人為美國政府雇員，4959人為民用經濟顧問專家。這些美國專家及其家屬都享有外交豁免權，同時也帶來了與伊朗本土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

在伊朗人眼里，巴列維政權已經不折不扣地成為美國的附庸，民族氣節喪失殆盡。巴列維政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由此而受到致命打擊。

3、中產階級的選擇

1953年政變后，國王選擇了亨廷頓所謂的“獨裁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政治參與尤其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受到壓制。

而白色革命之后伊朗的社會變遷使得新興社會群體的規模急劇擴大，隨之產生了政治參與和權力分享的迫切要求，對政治系統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鑒于傳統君主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困境，政治參與的壓力越大，專制王權的合法性危機就越嚴重，而國王為了維持專制王權就越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

巴列維政權最致命的缺點就是在迅速的社會變化面前未能改進政治參與，因而受到各個階層的攻擊。新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支持國王的社會經濟現代化政策，但強烈要求擴大政治參與，實行憲政；農民支持土地改革，城市工人階級從經濟繁榮中獲益，但他們經濟地位脆弱，對現代化過程中的腐敗和貧富懸殊十分不滿：而傳統的烏里瑪和巴札階層則對現代化進程中日益邊緣化的處境不滿。

在1978年結盟反對國王的各個群體和社會集團有著一個共同的屬性：都沒有政治權力，都被排除在任何有意義的政治參與之外。

他們雖然有著不同的反國王動機，提出了不同的巴列維政權替代方案，然而，他們畢竟有著一個共同的政治出發點：希望獲得政治權力并加入政治決策體系。

作為現代化的產物，新中產階級要求參與政權本在常理之中，但巴列維政權的專制性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滿足新中產階級的愿望，相反，國王強大專政機器的主要打擊目標恰恰指向了這一階層。

國王的這種政策產生了嚴重后果：新中產階級“對一個建立在個人權力基礎上的政權感到厭倦，這個政權把他們排斥在決策中心之外而喜歡獨斷專行”。對此，哈里戴尖銳指出：“伊朗國家是這樣一個機構——它保證資本主義的再生與發展，卻不直接對伊朗資產階級的影響作出反應。”

這使得城市新中產階級雖然支持現代化的方針，卻不喜歡巴列維王朝。在伊斯蘭革命中新中產階級默許了君主制的滅亡，然而，他們想要的不是一個伊斯蘭政府，而是民族主義的民主政府。

新中產階級的失望不僅僅在于政治上的失落，也是由于時代變革所帶來的心理不安。

1973年后國王被突如其來的巨額石油財富沖昏了頭腦，向伊朗人許諾“偉大的文明”。人們對未來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的期望值也隨之急劇上揚，整個伊朗社會彌漫著一種無須努力即可迅速致富的畸形心理。

然而，不久危機襲來，對“偉大文明”的高期望值同令人失望的經濟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社會各階層普遍感到不滿，而迅速的社會變化導致的不安和失范的感覺比經濟突然下挫更為致命。

10年急劇變化所導致的精神迷惑，最終使得新中產階級高度關注自已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特征。對于拿薪水的新中產階級而言，還有一個重要催化劑在激發著他們的民族情感：常住外國人口。國王大量購進尖端武器使得大批高薪外國軍事技術人員來到伊朗，同時，國王的資本集約型經濟發展戰略也引進了大量外國熟練技術專家，他們比伊朗同行拿著更高的薪水。

這種發生在身邊的對比加強了新中產階級的不滿與怨憤，易于接受宗教集團所描繪的國王媚外賣國的形象，樂于助成巴列維政權的垮臺。

讓我們來仔細觀察一下新中產階級的上層。由于1975年的反暴利運動和各種撫慰工人的利潤分享計劃，國王得罪了資本家和商人，他也因為歷次危機中為推卸責任、平息民憤而逮捕大批曾經為他服務的前部長和高官而疏遠了官僚上層。

更為重要的是，石油財富已經使富有的新中產階級精神缺失，而高級官僚中間腐敗驚人并普遍蔓延。

高級官僚和富有的資本家缺乏對國王政權的忠誠，這兩個群體通過石油收入的分配聯系在一起，通過政府和軍隊的合同，數十億美元被吸走，他們盡其所能填滿自己的口袋，然后希望一切完結。顯然，當困境來臨時，他們不會為拯救國王政權動一個指頭，事實上他們也確實沒有，而是忙著轉移銀行存款。

1976年中，英國大使館估計每月有10億美元流出伊朗；到1976年底，約有兩萬伊朗人已經在倫敦或其附近購買房產，這還不包括已經在加利福尼亞購得地產的人。在1978年底國王出走前，掀起了一股更大的資本外逃潮流。

對于君主制命運更關鍵的是新中產階級的中下層和石油工業領域政府雇傭的工人。對這些主要以固定收入為生活來源的群體而言，1974年起大量石油美元的流入僅僅意味著更多的通貨膨脹而非額外收入。主要城市房租年增長超過100%，不動產的價格和建筑費用同樣膨漲。因此，這些群體受到“J曲線”的影響，他們在經濟上充滿怨憤，也不會再支持專制政權。

最終，當1978年12月國王乞求新中產階級的代表接手國家管理時，民族陣線領導人桑賈比和自由運動領袖巴札爾甘卻選擇了向霍梅尼投降。

當另一位民族陣線成員巴赫蒂亞爾接受挑戰時，卻被民族陣線開除。新中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們將自己的無能掩飾為拒絕與獨裁者合作，將自己的怯懦打扮成毫不妥協的英雄形象。他們恐懼于大眾革命所爆發出來的民意洪流，在烏托邦似的革命信仰中自欺欺人，希望與教士集團同心協力，并在革命后能夠戰勝毛拉的幻想中尋求安慰。

新中產階級政治頭腦發昏，放棄了自己的歷史政治責任，他們拜倒在霍梅尼面前，錯過了國王正乞求他們繼承的禮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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