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惠王朱祐棆：就藩途中惹風波，死因存疑無人問

弘治十五年（1502年）二月，一樁土地官司打到了御前，涉事三方包括兩位親王和一座寺廟。衛恭王朱瞻埏（音shān或yán）在世時，將位于順義縣的莊田共二十三頃，施給了當地的大慈恩寺。弘治十四年，當朝皇帝的弟弟岐王朱祐棆薨逝，墳園恰好落在衛恭王施舍給大慈恩寺莊田界內。衛恭王墳園司香奉御曹德為此上疏朝廷，請求對該莊田的香火錢分配問題做出裁決。明孝宗最終裁處該處莊田的收入被一分為三，二王、大慈恩寺各享一份。

“己未，初衛恭王瞻埏以所賜順義縣地二十三頃有奇施大慈恩寺。至是岐惠王祐棆墳成，適在界內。恭王墳司香奉御曹德請以奉香火。命議處以聞。戶部議分為三，其二以奉二王香火，一仍留本寺。從之。”（《明孝宗實錄》）

石府路路牌

岐王朱祐棆與叔祖衛恭王不同，早已就藩，為何死后會被運回北京安葬呢？他的一生又有哪些值得一述的故事？

王府的兵權之爭

朱祐棆（音lún），生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月十八日，為明憲宗朱見深第五子，序齒第三，生母邵宸妃，與其后被追尊為皇帝的興獻王朱祐杬（音yuán）份屬一母同胞。

邵宸妃一生可以說是一個傳奇，幼年家貧，被父親賣給了杭州鎮守太監，于天順四年（1460年）入宮。成化年間，萬貴妃寵冠后宮，連皇后對她稍有不滿而被廢，她卻先后為明憲宗誕下皇四子朱祐杬、皇五子朱祐棆和皇八子朱祐枟三子，并在明憲宗臨終前進封貴妃，可見其為人應當八面玲瓏，頗有手段。關鍵是長壽，先后熬走了明孝宗、明武宗父子，等來了親孫興王世子朱厚熜入繼大統，被尊為壽安太后，去世后得謚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圣皇后，以皇后的身份葬入明憲宗茂陵。

有這么一個母妃，朱祐棆的幼年生活相對安逸。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痛失萬貴妃，身體每況日下的明憲宗下詔冊封諸子，共有五位皇子一次性被封為親王，朱祐棆哥仨一道受封。10歲的朱祐棆經由保國公朱永，少保、戶部尚書劉吉這對正副使之手，被冊封為岐王：

“帝王之統天下，必封建眾子，俾其世世為王。非惟篤親恩，亦以固屏翰，而綿宗社于無疆也。朕承祖宗大業廿有四載，景念成憲，敢忘祗循？咨爾第三子祐棆，姿性端良，動止恭慎。宜分茅土，以錫顯稱。茲特冊爾岐王，傳爵爾后，有隆無替。夫忠孝所以事君親，誠敬所以奉祭祀。學須明理以正心，政在節用而愛下。必恪守禮義，崇尚儉約。斯德厚而慶長，行高而譽遠。增光藩輔，永固邦家，爾惟敬哉。”（《明憲宗實錄》）

單從冊文的描述來看，岐王殿下的品行應當很是不錯。可這是冊文，天然就是一套公式化的溢美之詞，看看就好。

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因朱祐棆等五王出閣讀書需要，明孝宗點選10名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三甲進士翰林院檢討，10名教官為翰林院侍詔，另選10位監生為中書舍人，分別充當五王的教讀等官，組建諸王班底。其中朱綬、鄭宗載這兩位新科進士負責教導岐王，如無意外，將出任岐王府左右長史之職。

親王出宮后的臨時府邸：十王府

弘治三年（1490年）十二月，朱祐棆出宮于十王府開府，文武百官依例前往拜見。可岐王殿下尚未安定下來，府中就爆發了沖突，對峙雙方分別為左長史朱綬和承奉副陳偉，矛盾的焦點為岐藩軍事大權該由誰執掌。

阿越在前期大明藩王文章中曾提及，明太祖專門設計了一套從屬于藩王的王國政治機構，由主持王國事務的長史司，負責王府內務的承奉司，執掌王國軍事力量的護衛軍，和專司親王扈衛的儀衛司四部分組成。

歷經明成祖祖孫三代數十年如一日的削藩，藩王的兵權大體被收回。所以自宣德年間起，藩王之國不再授予護衛軍，但是朝廷也不為己甚的給留了個孑遺：群牧千戶所，名義上負責給王府牧馬，實則為王府直屬的軍事力量。

至于儀衛司，按《皇明祖訓》之規定，設有儀衛正、儀衛副各一員，典仗六員，其下設指揮三員，千戶六員，百戶六員，正旗軍六百七十二名，總人數在七百左右。除八位主官外，其余人等從本府三護衛撥給，護衛軍被裁撤后，由朝廷從各地衛所中遴選。其職責為：平時守御王城四門，每三日一次輪值宿衛；藩王出行，則負責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

與朝廷大政一般，隨著護衛軍被裁撤，王府長史司權力大漲，獲得了對群牧所和儀衛司的管轄權，形成以文御武的格局。至于原本掌管王府一應雜事，與其他內官衙門無相統攝，有事需呈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的承奉司，同樣權勢大振，獲得了對王府各內官衙門事實上的管轄權。如此一來長史司與承奉司平起平坐，一個微縮版的內外廷相互牽制局勢在各藩國中冉冉升起。

本來你好我好大家好，結果岐國承奉司卻跳出來作妖，承奉副陳偉宣稱奉岐王令旨，要求獲得對儀衛司和群牧所“斟酌撥用”的權力。

明軍劇照

區區家奴竟然敢挑戰長史司的權威，如此詭異的一幕，不得不令人深思，站在其背后的岐王殿下是否有搶奪王府兵權控制權的嫌疑？

左長史朱綬立即奏報朝廷，彈劾陳偉此舉是“變亂祖法，背違圣旨”，企圖“擅專國政”，情節十分惡劣，請陛下予以明斷。需要明晰的是，這里的“國”指岐國。

承奉司方面也不甘示弱，承奉正信保上疏彈劾朱綬等王府官“擅回私家”，意即岐國文官本身就沒有忠君愛國的操守。言外之意是，讓承奉司對儀衛司和群牧有一定的管理權，也屬防范于未來。

明明牽扯到兵權，可由于王府手中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奉命議處的禮部和起了稀泥，避重就輕的將此事歸結為朱綬、信保等人的內斗。明孝宗借坡下驢，只是輕飄飄的點了幾句，就寬宥了眾人。

“下禮部議，以為王府內外官職守，舊制具存。兼有兵部題奉近例，所宜遵奉。綬及信保等俱奉恩命。不能協和辦理，互相奏訐，宜逮治其罪。得旨俱宥之。諭令協和辦事，勿蹈故轍。”（《明孝宗實錄》）

之國途中惹風波

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明孝宗詔令在河南衛輝（今河南衛輝市）、湖廣德安（今湖北安陸市）、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縣）三地營建藩王府邸，為親王之國做準備。

“壬寅，命建興王府于湖廣之德安，汝王府于河南之衛輝，益王府于江西之建昌。”（《明孝宗實錄》）

阿越在興獻王篇中介紹過，實錄的這條記載存在重大疏漏，汝王朱祐梈（音pēng）尚是稚子，還在宮中承歡母妃膝下，且衛輝乃興王朱祐杬的封地，所以這三座王府的主人為：興王朱祐杬、岐王朱祐棆和益王朱祐檳（音bīn），其中德安府為岐王的封地。

王府開始營建，意味著朱祐棆就藩之事已被提上議程。

安陸白兆山風景區

要說明孝宗對幾位弟弟確實仁至義盡。據實錄記載，弘治四年正月，賜予永清縣信安鎮地五百七十五頃作為岐王的臨時莊田，用以負擔起在京期間的開支。三月，因朱祐棆一句“信安鎮地多水不堪耕種”，又從劉武營劃出九十余頃賜予岐王府。弘治五年十月，調撥兩淮余鹽一萬引，充作岐王大婚之用。弘治六年正月，在岐王的奏請下，預先將漢陽府劉家隔稅課司課鈔轉入岐王府名下。弘治八年正月，又定下岐王之國后，每年可派人從兩淮支領食鹽千引的規矩。

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岐王朱祐棆先后于天壽山諸帝陵寢、奉先殿行辭禮，隨即在奉天門向皇帝兄長“陛辭”，啟程前往德安府。

為讓這位弟弟能舒舒服服的之國，明孝宗照比數月前之國的興王朱祐杬，詔令調集船只九百余艘，隨行軍校二人用車一輛。如此規模可謂世所少有，在此之前親王之國用船少則二三百艘，多則六七百艘。

為此在弘治七年十一月，就命兵部右侍郎李介、工部右侍郎謝綬組團前往通州，調集車船夫役。

明代運河航運盛況

然而岐王及其官屬是如何報答明孝宗的呢？

上文提及，岐王大婚之時，明孝宗賜予岐王兩淮余鹽一萬引作為贊助。興王大婚之時，好大哥同樣賜予了兩淮余鹽，當時就因興王府支鹽隊伍超規格而引起軒然大波。有這個殷鑒在先，岐王殿下竟不吸取教訓，放任本府支鹽內使等人一路上“騷擾郡縣”。王府長史丘永唯恐板子打到自己身上，搶先一步將此事捅到了御前。最終逼得朝廷不得不出臺補救措施：“自今各王府歲用引鹽，令戶部移文運司解送鹽價至府，以杜諸弊。”

岐王龐大的之國船隊，讓商戶們從中覷到了巨大商機。這些人預先奔赴各北方第一大鹽場長蘆“收買私鹽”，而后收買王府的隨從軍舍，讓他們設法夾帶進去，運到揚州府所屬的儀真卸貨發賣。

要說此事沒有岐王點頭，你信么？

不過朱祐棆畢竟是親王，代表著國家的臉面，有時候需要顧及一下。故此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榮華獲知此事，進行彈劾時將責任全都推給了隨行人員。

事關鹽政，由不得朝廷不重視，戶部立馬要求運河沿岸官員進行嚴查，并要求獲得監督親王之國的大權。對這個不爭氣的弟弟鬧出來的破事，明孝宗想必也非常惱火，遂立刻予以同意。

“戶部覆奏：‘請令沿河兵備副使等官盤詰治罪。仍著為令，以后親王之國，本部徑行禁治。’上從其議，命移文沿途各官禁捕，不許怠玩，事發連坐不貸。”（《明孝宗實錄》）

岐王之國時，所犯之罪并非單只夾帶私鹽。弘治十一年壽王朱祐榰（音zhī）之國前，因車船數量問題與朝廷鬧得不可開交，兵部駁斥時提及岐王之國時，王府官校如狼似虎，敲詐勒索無惡不作，連地方官員都不放在眼里，任意欺凌，搞得民怨沸騰。以至于朝廷再次打補丁，對車船的數量進行限定。

“兵部議謂：‘前二府（注，指興、岐二府）出京之后，官校暴橫甚于狼虎，雖方面官亦被凌轢，余船則裝載私鹽，余車則多索銀兩，經過地方不勝煩擾，壞亂鹽法，重困斯民，此不可以為例。’”（《明孝宗實錄》）

死因存疑無人問

即便弟弟如此不爭氣，可明孝宗給的寵幸依然沒有降級。

弘治九年（1496年）四月，在岐王的奏請下，朝廷賜予其孝感縣東山侖河泊所歲課。同年十月，賜予德安府觀灘店田三百頃。弘治十一年（1498年）六月，又賜予德安府田三百頃。

可朱祐棆得了便宜還賣乖，繼續縱容手下作死。比如岐藩管莊內臣張璇等人仗著有王府庇佑行事“勢如狼虎”，為攫取民財，竟誣告本地百姓毆傷王府佃戶。齊王殿下非但不管，反而一味縱容，且屢屢上奏陳乞莊田，并要求“自收子粒”，即自行收取田租。此事激起民憤，引發言官們的憤慨，紛紛上疏彈劾。

安陸府河

然而明孝宗并未將這些彈劾放在心上，一句此事已詔令實行，便輕飄飄的予以了結：

“璇等誣奏情狀已白，其請覆勘者，蓋圖翻異以飾己非。秋收在邇，民必驚擾，挈家逃匿，場圃盡空。王府收租新定則例行之未幾，輒自變之。使天下王府皆相效尤，許之則失小民之心，不許則有厚薄之嫌。乞收回成命，罷黜璇等，別用守法內官管理岐府莊田，令有司徵收如故。此事業已行矣，所言已之。”（《明孝宗實錄》）

而朱祐棆的奏討，明孝宗的賞賜依然在繼續。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將岐王一萬石歲祿中的二千石換為百米。弘治十三年七月，再次賜予岐王德安府田六百一十二頃有奇。

弘治十四年（1501年），岐王府疊遭大變。

當年七月初八，岐王妃王氏去世。王氏為中兵馬指揮王詢之女，于弘治六年四月被冊封為岐王妃，與朱祐棆同年，終年24歲。

十月二十三日，岐王朱祐棆薨逝，在位15年，終年24歲，朝廷賜謚曰惠。謚法“柔質慈民曰惠”，看似是一個美謚，可從歷代獲得此謚號的名人生平觀之，多少帶有一點貶義。

岐惠王無子，只與王妃王氏育有二女，長女夭亡，次女在父母去世時年僅2歲，岐國因此除封。侄女年幼無人照顧，明孝宗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參照成化八年（1472年）去世的五叔秀懷王朱見澍故事，將五弟夫婦的靈柩運回京師安葬，侄女接入宮中養育。

弘治十五年七月，岐惠王墳園建成，當月二十一日岐惠王夫婦的棺槨被送往城西翠微山，也即今石府社區一帶安葬。明孝宗特賜守墳者五戶，并從衛恭王捐獻給大慈恩寺的二十三頃土地中分出三分之一，作為香火田，并命太常寺每逢時節對其進行祭祀，位次在自己親兒子蔚悼王朱厚煒之上。

岐惠王在王妃故去后僅僅數月便辭世，有可能是因伉儷情深，過度哀傷之故。但有人不這么認為。

時任湖廣巡按御史王約在岐惠王去世后不久，便站出來質疑岐惠王病故之說，且不是風聞奏事，他第一時間聞訊王府相關人員，所有人都表示王爺去世前身體倍棒，吃嘛嘛香，這突然間就去世了就令人感到十分意外。

以上還能說屬于主觀臆斷，關鍵王約還找出了嫌疑犯：岐藩承奉副高悅。先前高悅得罪了岐王殿下，朱祐棆一封奏疏之后，朝廷命王府方面將其械送進京。未成想高悅不當不肯就范，反而偷偷逃往京師，并揚言要控告岐王。朱祐棆得知此事，不禁“頓足嗟嘆”，接連悶悶不樂數天后突然暴斃。

安陸太白湖公園

王約據此認定高悅對岐王之死負有重大責任，奏請朝廷對其進行嚴查，以“明正其罪”。

事涉親王，由不得朝廷不重視，恰巧深受明孝宗信任司禮監太監戴義正在德安府，負責護送岐王夫婦靈柩回京，都察院本著一事不勞二主的原則，建議由戴義調查此事，抵京后再行奏報。

結果戴義回京后一口咬定“王得疾始末，無他”，矢口否認歧王之死有任何特殊原因。沒奈何，都察院只能建議將戴義結論與王約的奏疏發往湖廣，交由本省鎮巡等官進行勘報。湖廣方面的覆奏來的非常快，內容也非常耐人尋味：

“與約奏具復下鎮巡等官勘報，謂：‘先時傳言父老皆已物故，本府官眷及內外人等已回京，無從質問。’都察院請令內臣將取回官眷人等覆審，務竟其事。”（《明孝宗實錄》）

此時為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月，離岐惠王亡故尚不足二年，什么叫“先時傳言父老皆已物故”？確定不是殺人滅口？

眼見湖廣將皮球踢了回來，都察院無奈，只能奏請派內官對在京的官眷人等進行“覆審”，希圖獲得突破。結果此時被明孝宗以“既傳聞之言無從審證”為由叫停。

阿越說

從現有史料記載來看，岐惠王英年早逝的確存在疑點，可湖廣方面不愿沾手，皇帝大兄也并不想深究，否則有的是手段。隨著時光輾轉，其中是否有隱情，已難以還原，也無法妄加猜測。

至于岐惠王的次女，雖然在父王母妃去世后被接入宮中撫養，卻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六月不幸夭折，年僅4歲。本來這么大的孩子夭折，無祭葬之禮，在伯父的關照下還是獲得了哀榮。

“丁巳，岐惠王第二女卒。禮部言幼夭者例無祭葬，上曰：‘王女雖幼，然已取養宮中。其與祭二壇，于惠王墳傍近擇地葬之。喪祭禮儀，比郡主例減三之二。’”（《明孝宗實錄》）

故宮夜景

岐惠王是第一個受封于德安府的大明藩王。其后九弟由四川保寧府遷國德安府，封藩于此四十余年，先后擁有兩位王妃，卻依然沒有誕下子嗣，再次被除國。緊接著老道士不信邪的讓第四子景王朱載圳接力，結果只在德安生活了四年便落得個無嗣除封的結局。

說句稍微迷信點的話，德安這塊土地與大明藩王犯沖。縱觀明代封藩史，這樣的地方非只德安一處，卻主要集中在湖廣一帶：緊鄰德安的安陸州先后絕了郢、梁兩家藩王，直到興王朱祐杬就藩意外成為龍飛之地；長沙更是絕過潭、谷二王，荊王出逃，吉王家族來此才勉強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