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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王效禹多次申請去烈士陵園當(dāng)義務(wù)守墓人,為何每次都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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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慢。山東青州的風(fēng)里還帶著冬天的硬茬子,刮在臉上像沒磨好的刀。高柳鎮(zhèn)段村的一個小院里,王效禹坐在藤椅上,手里攥著一支禿了尖的毛筆。

陽光透過剛發(fā)芽的葡萄架灑下來,光斑在他滿是老人斑的手背上跳動。他眼神有些發(fā)直,盯著石桌上那張還沒干的宣紙。紙上寫的是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寫到“山舞銀蛇”的時候,筆尖分叉了,墨水洇開,像極了1945年陳戶那場仗留下的血漬。

屋里的掛鐘敲了十下。夫人劉崇玉端著一碗熱粥出來,碗邊冒著白氣。

“喝點吧,溫乎著呢。”

王效禹沒動彈,像是沒聽見。他的思緒早就不在這個小院了。他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的那個山溝。那是1945年,也是這樣的春寒料峭,只不過空氣里不是墨香,是火藥味和血腥氣。



那時候他31歲,身強力壯,是中共臨淄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委。他帶著幾百號人——有干部、有戰(zhàn)士,更多的是被日軍掃蕩逼進(jìn)山溝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推著獨輪車,趕著牲口,像被獵人圍趕的羊群,慌不擇路地鉆進(jìn)了陳戶的死胡同。

那天是陳戶大集。十里八鄉(xiāng)的人都來了,賣糖葫蘆的、賣布的、賣牲口的,人聲鼎沸。誰也沒想到,這熱鬧勁兒把鬼子引來了。

日軍的包圍圈是從四個方向同時收緊的。最先發(fā)現(xiàn)不對勁的是放哨的民兵,槍聲像爆豆一樣響起來的時候,王效禹正在跟幾個村干部說話。他個頭大,反應(yīng)快,一把推開身邊的人,喊了一嗓子:“往山上跑!快!”

晚了。

機槍子彈掃過來,打在土墻上噗噗作響。牲口驚了,亂踢亂跳,把路堵得死死的。人群炸了窩,哭爹喊娘地往回跑。王效禹站在路中間,嗓子都喊啞了,試圖把混亂的人群組織起來。他看見連長王新華帶著幾個戰(zhàn)士迎著槍聲沖上去,那是去送死,為了給后面的人爭哪怕一秒鐘的時間。

那一仗打得慘烈。王新華倒下去的時候,胸口被打成了篩子。指導(dǎo)員孟慶龍抱著集束手榴彈沖進(jìn)敵群,一聲巨響之后,什么都沒了。

王效禹帶著人往外沖。第一次突圍,沖進(jìn)東寨村,被打散了,幾百人剩下80個。第二次突圍,范明在前面用刺刀開路,張超在后面用機槍掩護(hù)。白刃戰(zhàn),肉搏,刀刃碰刀刃的聲音讓人牙酸。

等到終于沖出包圍圈,天已經(jīng)黑透了。王效禹坐在泥地里,大口喘著粗氣。身邊的人一個個點著名。

“王新華?”

“沒了。”

“孟慶龍?”

“沒了。”

“縣委秘書?”

“也沒了。”

最后點下來,活著的只有36個。

這36個人里,有一半帶著傷。王效禹摸了摸自己的胳膊,子彈擦過去一道口子,血把棉襖都浸透了,結(jié)了黑痂。他看著身后黑沉沉的大山,那里埋著幾百個鄉(xiāng)親,埋著跟他一起從段村出來的發(fā)小。

那一夜,這個山東大漢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他覺得自己這條命是撿來的,是用幾百條命換來的。這筆債,他這輩子都還不清。

2

青州的小院里,王效禹嘆了口氣,把毛筆擱在筆架上。

劉崇玉把粥碗往他跟前推了推:“又想以前的事了?”

王效禹端起碗,手有點抖。粥是小米粥,熬得稠,喝進(jìn)胃里暖烘烘的。他放下碗,看著院墻外的那棵老槐樹。

“那時候年輕啊,不知道怕。”王效禹喃喃自語,聲音沙啞,“那時候覺得只要敢拼命,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他確實拼過命。

1914年出生在段村,家里是普通的莊戶人家,但他讀過書,識得字,這就比別人多了條路。1938年,24歲的王效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那時候抗日的烽火燒遍了山東,年輕人的血是熱的。

他從最基層的支部書記干起,一步一個腳印。1940年,26歲當(dāng)上臨淄縣委書記。那是最艱難的時候,日軍的掃蕩像梳頭發(fā)一樣,一遍又一遍。王效禹這個人,個子高,嗓門大,辦事雷厲風(fēng)行。他不光能做動員,真到了拼刺刀的時候,他也敢往上沖。

在清河地委,他帶著隊伍跟日軍周旋。有一次被包圍在一個村子里,也是絕境。王效禹帶著獨立營的戰(zhàn)士,趁著夜色摸到敵人眼皮底下,硬是用土炸藥包炸開了一個缺口,把隊伍帶了出來。

那時候的王效禹,是真正的硬骨頭。哪怕是后來到了新中國成立后,他在體制內(nèi)也是以“敢說話”、“敢擔(dān)責(zé)”著稱。

1954年,他當(dāng)上了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十級干部,那是高干了。那時候他才40歲,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日子就這么過下去,也許他會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安享晚年。但歷史沒有如果。

1957年,反右運動來了。

王效禹手下的四個同志被劃成了右派。他一看那材料,覺得不對勁,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他那股子山東人的直脾氣上來了,跟上級硬頂。

“這幾個人我了解,都是老實干活的,怎么就是右派了?我不簽這個字!”

結(jié)果就是,他被連降三級,從十級干部降到十三級,留黨察看,發(fā)配到德州國棉一廠當(dāng)副廠長。

從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到紡織廠副廠長,這個跟頭栽得不輕。一般人早就心灰意冷了,但王效禹在德州一待就是六年。他在廠里跟工人同吃同住,下車間,搞技術(shù),居然還真搞出了點名堂。

1964年平反,1965年調(diào)回青島當(dāng)副市長。這時候他51歲,離那場讓他名揚天下——或者說臭名昭著——的風(fēng)暴,只剩下一年時間。

3

青島的海風(fēng)比內(nèi)陸要咸。1966年8月,空氣里彌漫著一種躁動的味道。

王效禹站在市政府的辦公樓上,看著樓下聚集的人群。一邊是要保市委的工人,一邊是要沖市委的紅衛(wèi)兵。兩邊對峙著,唾沫星子亂飛,稍微有點火星子就能炸。

其他的市領(lǐng)導(dǎo)都躲了,沒人愿意沾這包渾水。

王效禹看著樓下那一張張年輕激動的臉,他的眼神變得復(fù)雜起來。他想起了1957年自己被批判時的場景,想起了在德州工廠里沉默的六年。

那種被邊緣化、被權(quán)力核心排斥的滋味,他嘗夠了。

這一次,他不想再站錯隊。或者說,他想賭一把大的。

他走下樓,站到了紅衛(wèi)兵那邊。他公開表態(tài)支持造反派,甚至給中央文革小組遞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被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批示了。

這一下,王效禹成了“通天”的人物。整個青島市,甚至整個山東省,沒有哪個領(lǐng)導(dǎo)有這樣的政治待遇。

這不僅僅是投機。王效禹骨子里有一種賭徒的基因。當(dāng)年在陳戶突圍,他是拿命賭;現(xiàn)在在政治場上,他是拿前途賭。

而且他有底牌。他早年在清河地委工作時,跟康生打過交道。康生的兒子張子石當(dāng)時是青島教育局局長,這條線搭得上。

“825事件”后,張子石進(jìn)京匯報,康生點了頭。北京和青島之間,一條看不見的熱線接通了。

1966年10月,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名單上原本沒有王效禹,但中央特意加了他的名字,點名讓他列席。

周恩來總理對譚啟龍說:“只要不出大亂子,讓他參加吧。”

這一去北京,王效禹就不再是那個青島副市長了。他見到了文革小組的核心人物,拿到了尚方寶劍。回到山東,他的底氣足得能把天頂個窟窿。

4

1967年1月22日,青島匯泉廣場。

寒風(fēng)凜冽,但廣場上的人熱血沸騰。王效禹站在主席臺上,身后是23個造反組織的旗幟。他大手一揮,宣布“奪權(quán)”。

青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他是主任。

但他沒停在青島。他的目光盯著濟(jì)南,盯著整個山東省。

2月3日,濟(jì)南八一禮堂。王效禹帶著22個人的代表團(tuán),聯(lián)合當(dāng)?shù)?5個造反組織,在近十萬人的集會上,宣布奪取山東省委、省人委的大權(quán)。

“二·三奪權(quán)”,震驚全國。

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王效禹出任主任,省軍區(qū)第一政委,濟(jì)南軍區(qū)第一政委。黨政軍大權(quán),一把抓。

從副市長到主宰一省的“諸侯”,只用了不到兩年。

那時候的王效禹,達(dá)到了人生的巔峰。他住進(jìn)了以前省委書記的院子,出門有警衛(wèi),說話就是圣旨。山東老百姓私下里叫他“山東小太陽”,意思是圍著他轉(zhuǎn)。還有人叫他“王麻子”,因為他臉上有麻子,編打油詩說“山東大地坑連坑”。

權(quán)力這東西,像酒,喝著痛快,但也容易上頭。

王效禹開始任用親信。凡是跟著他造反的,不管有沒有能力,先提拔了再說。他的老部下、老關(guān)系,甚至一些沾親帶故的,都被安插進(jìn)了重要部門。

原來的省委書記譚啟龍被打倒了,關(guān)在牛棚里。王效禹壓著不給“解放”,周總理幾次過問,他都陽奉陰違。

他還把手伸出了山東。1967年,他派了上萬山東造反派去江蘇徐州“支援兄弟省市”。這幫人帶著槍,帶著土坦克,跟徐州當(dāng)?shù)氐脑旆磁纱颍踔粮S世友手下的部隊打。

許世友是誰?那是南京軍區(qū)司令員,出了名的暴脾氣,也是出了名的護(hù)犢子。他的兵被打了,這還了得?

許世友直接把電話打到北京,罵娘。這筆賬,記在了王效禹頭上。

最亂的是1968年的“反復(fù)舊”。王效禹在全省煽動重新奪權(quán),今天這個縣的革委會被推翻,明天那個市的班子被改組。全省亂成一鍋粥,工廠停工,火車停運,甚至連煤礦都沒人管了。

國務(wù)院的電話被打爆了,都是告山東狀的。

但王效禹不在乎。他覺得自己有中央文革小組撐腰,有康生罩著,許世友算什么?國務(wù)院的告狀算什么?

他太自信了。自信到忘了,政治場上沒有永遠(yuǎn)的贏家,也沒有永遠(yuǎn)的靠山。

5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

王效禹當(dāng)選中央委員,還進(jìn)了軍委。名義上,他到了人生的最高點。

但他不知道,這其實是他政治生命的終點。

九大預(yù)備會議上,許世友也在。這位老將軍憋了一肚子火,當(dāng)場就把徐州武斗的事翻了出來,指著王效禹的鼻子問:“你為什么派人去打我的部隊?誰給你的權(quán)力?”

換個聰明人,這時候就該低頭認(rèn)錯,哪怕是裝孫子也得把這關(guān)過了。

但王效禹是誰?他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硬骨頭,是敢跟日本人拼刺刀的主。他當(dāng)場就跟許世友頂起來了,臉紅脖子粗,聲音比許世友還大。

“那是革命行動!是保衛(wèi)文革路線!”

會場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看瘋子一樣看著他。在這種場合跟許世友對吼,而且還是為了這種爛事,這不僅是愚蠢,簡直是找死。

周恩來總理坐在主席臺上,眉頭緊鎖,手里的筆停在半空。

九大一結(jié)束,王效禹就被留在了北京。濟(jì)南軍區(qū)和青島來的27個人,一起辦學(xué)習(xí)班。

學(xué)習(xí)班的地點很偏僻,門口有崗哨。王效禹起初還以為是學(xué)習(xí)文件,還在琢磨怎么寫檢查能過關(guān)。

直到5月20日,中央下發(fā)文件,增補袁升平、李水清為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

王效禹心里咯噔一下。繞過他直接任命副主任,這意味著什么,他太清楚了。

5月25日,中發(fā)〔69〕26號文件下發(fā),開始揭發(fā)王效禹的問題。

4天后,濟(jì)南軍區(qū)和省革委會聯(lián)席會議。王效禹坐在那里,看著周圍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楊得志、袁升平坐在主位上,他被安排在側(cè)面的一個角落。

他做了檢查。但他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yán)重性。他還在講自己的“初衷”,講自己是為了保衛(wèi)星主席革命路線。

沒人聽他的。

1969年11月,停職檢查。

從“山東小太陽”到階下囚,只用了半年。比他升起來的速度還快。

6

遼寧盤錦,1971年。

這里是著名的“北大荒”邊緣,蘆葦蕩一眼望不到邊,風(fēng)吹過來像狼嚎。

王效禹穿著舊棉襖,戴著狗皮帽子,跟一群勞改犯一起在鹽堿地里挖排水溝。

泥土凍得硬邦邦的,一鎬頭下去,震得虎口發(fā)麻。他的手早就不是當(dāng)年握筆、握槍、握權(quán)的那雙手了,滿是凍瘡,裂口流著血水。

晚上,住在四面透風(fēng)的工棚里。幾十個人擠在一起,腳臭、汗臭、煙草味混在一起。

他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盯著房梁發(fā)呆。

三年前,他還在濟(jì)南的辦公樓里批文件,電話一響,下面的人跑斷腿。現(xiàn)在,他連上廁所都要打報告。

這種落差,能把人逼瘋。

但他沒瘋。他甚至覺得,這種苦日子,讓他心里踏實了點。

他想起了陳戶。想起了那些犧牲在陳戶的戰(zhàn)友。那時候多苦啊,但心里是亮堂的,因為知道是為了什么而死。

現(xiàn)在呢?他不知道自己在為什么而活。

他在盤錦待了幾年。后來又被轉(zhuǎn)到山東沾化農(nóng)場。還是種地,還是改造。

1979年2月,最終的判決下來了。

“資產(chǎn)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林彪、四人幫在山東的代理人”。開除黨籍。

消息傳來,他正在地里摘棉花。他停下手里的活,看著遠(yuǎn)處的地平線。

40年黨齡,就這么沒了。

他沒哭。他只是覺得累。那種從骨頭縫里透出來的累。

7

1985年,王效禹71歲。

他回到了青州,回到了段村。

組織上給他安排了一個小院,讓他在這里養(yǎng)老。跟他一起回來的,還有夫人劉崇玉。

劉崇玉是個普通的女人,跟了他一輩子,無論是當(dāng)大官,還是當(dāng)反革命,她都沒離開。

小院很安靜。沒有了喧囂,沒有了權(quán)謀,只有日升日落。

王效禹開始練太極拳。每天早上,在葡萄架下,一招一式,打得很慢,很認(rèn)真。好像每一個動作都要把這輩子的罪孽給化解掉。

他還練字。專寫毛主席詩詞。

“鐘山風(fēng)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寫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時候,他的手會用力,筆尖劃破紙張。

有時候,村里的老人會來找他聊天。大家不提以前的事,就拉拉家常。誰家的孩子考上大學(xué)了,誰家的豬下崽了。

王效禹聽著,偶爾插一兩句嘴。他的口音還是那股山東味,濃重,直爽。

但他心里有個結(jié),永遠(yuǎn)解不開。

那個結(jié)叫陳戶。

8

每年清明,王效禹都想去陳戶烈士陵園。

那里有一座塔,刻著幾百個名字。王新華、孟慶龍、王有才……還有那個被誤刻了名字的王英才的弟弟。

他想去守著那座塔。他打了報告,申請去當(dāng)義務(wù)守墓人,不要工資,管飯就行。

政府拒絕了。

理由很充分:他的身份敏感。一個被開除黨籍的“反面教材”,去守烈士陵園,算怎么回事?

他被拒絕了一次,又一次。

他只能坐在小院里,朝著陳戶的方向,一遍遍在紙上寫那些名字。

他記得每一個人的臉。

記得那個剛參軍一個月的小戰(zhàn)士,犧牲前還跟他說:“政委,等打跑了鬼子,我回家娶媳婦。”

記得那個機槍手,為了掩護(hù)突圍,把機槍架在肩膀上掃射,直到被炮彈炸飛。

還有那一百多個從段村跟他出來的鄉(xiāng)親,回來的只有他一個。

“我是罪人啊。”王效禹常常對著空氣自言自語。

劉崇玉在一旁聽著,心里發(fā)酸,卻不知道怎么勸。她只能給他添點熱水,說:“都過去了,都過去了。”

過不去。

對于王效禹來說,1945年的槍聲從來沒停過。那36個活下來的人,每一個都背負(fù)著幾百條人命的債。

他活著,就是為了還債。可他后來走的路,卻讓他欠下了更大的債——對不起那些被他打倒的老干部,對不起被他搞亂的山東,對不起那些在武斗中死去的年輕人。

這兩筆債,像兩座大山,壓得他喘不過氣。

9

1995年3月,青州的春天終于來了。

王效禹的身體已經(jīng)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他躺在床上,瘦得脫了相,眼睛卻睜得大大的。

他在等什么?

也許是在等陳戶的風(fēng)聲,也許是在等那些戰(zhàn)友來接他。

3月2日,這一天風(fēng)和日麗。

王效禹突然來了精神,讓劉崇玉扶他起來,坐到書桌前。

鋪開紙,研好墨。

他拿起筆,手抖得厲害,但還是寫下了幾個字。

不是詩詞,是幾個名字。

王新華。孟慶龍。段村……

寫完最后一筆,筆從指間滑落。

王效禹靠在椅子上,閉上了眼睛。

墻上的掛鐘,秒針“咔噠、咔噠”地走著。

院子里的葡萄藤,悄悄抽出了一片嫩綠的新葉。

一切都安靜了。

那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英雄,那個權(quán)傾一時的梟雄,那個背負(fù)了一生罪孽的老人,終于停下了腳步。

他死在了出生的地方,死在了那個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小院里。

沒有追悼會,沒有花圈,甚至墓碑上都沒有刻頭銜。

只有那張寫了一半的紙,被風(fēng)吹起,又輕輕落在地上。

紙上的墨跡還沒干透,像是一滴遲來了五十年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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