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抗戰時期的國民黨，為何不拉蘇聯來對抗日本？真相一文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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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2年10月決定對蘇復交，到1934年秋冬先后借蔣廷黻訪蘇嘗試接近蘇聯，與借發表《敵乎友乎》而試圖說服日本，蔣介石在對日對蘇關系上進行了種種探索，國民政府內部圍繞對日對蘇方針也開展過不少討論。

1、在日蘇之間的取舍

回顧上文所述國民政府對蘇無條件復交的決策過程，結合閱讀蔣介石在此期日記中的自述，可以概括出國民政府處理對日對蘇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對于日蘇矛盾及可能爆發的日蘇戰爭，中國應在維持中立的原則下臨機運用。這個原則說明，和當時主張“聯蘇制日”者對日蘇沖突的期待感相反，蔣介石等決策者十分擔心日蘇戰爭可能給中國帶來的副作用，即中國領土被化為戰場、中國本身被卷入戰禍。特別是在日本以“反蘇防共”為侵華借口的背景下，他們還深深憂慮“國際同情”將因日蘇戰爭爆發而轉向日本。

第二個原則是，“對俄外交當不能放棄外蒙；對日外交不能放棄東三省”。這個原則說明，盡管解決對日問題需要廣泛爭取國際支持，但在最根本的領土主權問題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決策層并不愿意為處理對日危機而向蘇聯讓步。

第三個原則是，“對日力求緩和，積極準備抵抗；對俄先滅共產黨，后準復交。”這個原則說明，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不論處理對日問題還是對蘇問題，都是以其“先安內后攘外”的基本國策為出發點。其中，在對日關系上，為優先安內而力求外交緩和；在對蘇關系上，則以先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為前提。

國民政府雖然于1932年10月5日決定對蘇無條件復交，但在導致這一決定的原因中，與通常所認為的“聯蘇制日”的目的相比，阻止蘇聯親日疏華的考量更為重要。不過，自作出這個復交決定，至1933年早春走向高潮的熱河危機與長城抗戰，有三個重大因素促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向積極方向轉變對蘇態度。

首先，是蘇聯對華逼迫與英美、國聯對蘇重視的新動向。

對于執意堅持優先剿共和維護外蒙古、中東路主權的國民政府決策層來說，做出伴有苦痛的對蘇復交決定本來是極不情愿的。所以，在如何把它付諸實施的問題上，國民政府又猶疑了兩個月。但在這兩個月中，蘇聯追求締結蘇日“偽滿”互不侵犯條約及愿為此目標而不惜承認“偽滿洲國”的趨向有增無減，另一方面，在國聯卻“又有邀請美國及蘇聯加入十九國委員會會商之提議，益使恢復邦交之得計，顯而易見。”

在這相反相成的兩種局勢共同推動下，國民政府進一步認識到改善對蘇關系的必要性，而將無條件復交的決議付諸行動，于12月12日正式對蘇恢復了邦交。接著，1933年2月，國聯又邀請美國及蘇聯參加其新設立的協商委員會。這使蔣介石等國民政府高層更加認為蘇聯已成為遠東和太平洋地區舉足輕重的勢力，在中日紛爭中蘇聯對美英等大國的態度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其次，是日本對中蘇復交的激烈反應。

12月13日即中蘇正式復交的第二天，日本外務省宣布拒絕“九一八”以來蘇聯反復提出的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并對中國不顧“赤化”危險而對蘇復交“所給中國社會的重大影響”表示憂慮。同日，日本陸軍當局指出國民黨靠蘇聯的援助而有今日之勢力，蘇聯也通過支持中共軍隊而加強了“赤化中國”的基礎，強調日本對此“必須予以特別的注意”。

15日，日本外務省在記者招待會上稱：“中蘇復交對日本殊非善事，兩個威脅世界和平之國家相互提攜，日本則直接面對他們的槍口。”

日方的這些激烈反應，使蔣介石等人認為中蘇復交擊中了日本的要害。

第三，是熱河危機與長城抗戰背景下外交上的緊急需要。

以1932年12月的山海關事件為契機，日軍繼侵占中國東三省后，矛頭指向熱河，使中日關系陷入了新的危機。面對這個危機，1933年1月20日蔣介石指出：

“近日甚思蘇俄與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對其一。如專對倭寇則恐明末之俄亂，以致覆亡，或為蘇俄之克倫斯基及土耳其之青年黨，畫虎不成，貽笑中外。惟以天理與人情推之，則今日之事，應先倭寇而后蘇俄也。”

這表明，蔣介石雖以先安內后攘外為理想的順序，但當外患之急使之無法按理想順序進行時，則也不惜暫時反其道而行，以應對外患為先。與此相應，如同此前對蘇復交的決策過程業已證明的，雖然蔣介石認為日俄兩國都是中國之外患，但就整體看，基于“倭患急而俄禍緩，但俄禍大而倭患小”的基本觀點，當“倭患”之“急”尚停留于中國能忍耐的限度之內時，他就優先從“患之大小”的考慮出發，為“一意剿共”而取“近蘇不如近日”之策；當“倭患”之“急”超出中國能忍耐的界線時，他就優先從“患之緩急”的考慮出發，為緩和“急患”而被迫接近“緩患”。

在上述三個方面的推動下，中蘇正式復交以后，蔣介石在一段時期內，對中日關系中的蘇聯因素作出了很明顯的正面評價。

1932年12月13日，他分析說：“昨日中俄在日內瓦正式復交，今日中外各報駭然。此著既能如期實現，則雪恥復國之基更增一層矣。長江北岸之共產黨軍隊既告段落，對俄實現復交，自反步驟與預定者未亂也。如持之以敬，則報國有日矣。”

12月1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致電蔣介石，對中蘇復交再次質疑道：“默察國內及國際情形，深恐國人原有見仁見智之不同，難免滋生疑義，而英法等國或更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根本沖突之故克益增其袒敵之決心，利未見而害先行，危懼實甚。”

蔣介石立即回答：“復交后國際空氣大變，裁兵會議英國讓步是一特征，我國外交新局面必可從此打開，決無弊害。”

1933年1月4日，蔣介石還指出：“倭寇既得偽滿，其意本足，惟懼大戰將起，恐我乘勢報復，故急欲強我屈服，使為與國，共防蘇俄，而又懼蘇俄報復，與我聯合，故更求急進，使制服我也。敵之所最懼者，即我之所最上者。敵之所欲急者，即我之所欲緩也。乃于此中求得其關鍵。”

1月17日，他進一步指出：“倭寇之所最忌者，為我聯俄及派兵入熱河二事，而其志在得熱河，建筑要塞，以防中俄將來聯合攻滿也。我第一步對俄復交，乃與以第一打擊。今復派兵入熱，使其不能唾手得熱，是其第二打擊。總以與俄有關系之點研究打擊方法，先使其精神受脅，然后再與接洽。”

2、蘇聯的冷漠回應

2月以后，日軍在占領熱河省后，在長城一線與中國軍隊展開激戰，直接以武力威脅平津等華北心臟部。國民政府積極向英美法諸國爭取“國際對日制裁”，但遭到英美法的拒絕。這一結果促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蘇聯身上。

3月9日，國民政府外交部致電駐蘇大使顏惠慶，令其向蘇提出以下“愿望”：

一、防止日軍攫取或購取或以其他非強暴手段取得蘇聯在北滿之利益。
二、以有效方法制止日軍干預蘇方在北滿之權利，尤以中東路為最。
三、不予偽國以事實上或法律上之承認，并因此不承認偽國或日本之領事及其派充中東路之職員。
四、倘華北發生大規模之戰爭，予我方以物質上之援助。
五、當我國與日本斷絕國交之際，召回蘇聯駐東京之大使。
六、于適宜時期贊助并采行對日之經濟制裁。我方之政策，厥為民國13年(1924年）協定，在中蘇關系中必須認為有效，我方愿誘勸美國承認蘇聯，因此望中、蘇、美三國對中日糾紛全力合作。

最后，電報還表示：“我方欲與蘇方在此議訂互不侵犯條約及商約”。

接著，3月26日，蔣介石認為：就外交觀察，“有歐美皆不能顧及東方問題之勢，俄倭沖突，終無定時，我國不能不拖延時日，以為沉機觀變之地，但恐國內反動不能諒解。吾人對外除自強外，一為中德意之聯合，一為中美俄之聯合，而一為中俄德之聯合，土耳其則不能不設法預交也。”

蔣后來還指出，過去中蘇關系的惡化是“致成今日內外交迫之局”的重大原因之一，并強調：“余料國際與倭開戰最先者乃為蘇俄，以倭逼迫蘇俄，而又藉此以緩和英美。恐至最后，雖蘇俄欲求避戰而亦不可得。日俄重戰之日，即倭寇滅亡之時，而吾中國本身如能自強，則尚可立也。”

但是，雖然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中蘇復交后對蘇聯因素的評價轉向積極，并期待蘇聯能幫助中國抑制日本的侵略，蘇聯的回應卻再次使他們失望。

原因是，盡管中蘇已經復交，但在蘇聯對華對日的基本政策上，蘇聯卻仍然沒有改變。因此，在中國對蘇提出六大要求后，蘇聯的態度與中方的愿望背道而馳。譬如，3月27日駐蘇大使顏惠慶訪問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強烈要求蘇聯參加國聯協商委員會，并遵守國聯關于在法律上及事實上不承認“偽滿洲國”的決議。作為理由，顏向蘇方指出：“貴國參加協商委員會不僅對中國有重要意義，因中國會歡迎貴國合作，而且我覺得對蘇聯也有重要意義，因為日本將其納入版圖的不僅僅只是東北，而且還有蘇聯遠東的領土”。但蘇聯對此予以完全拒絕，并重申“嚴格不干預遠東沖突和恪守中立的政策”。

其次，按國民政府外交部的既定計劃，中蘇復交后對蘇關系的“第一步”應從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因此，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三五七次會議于4月5日通過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主要原則”，著手為締結條約作準備。

但是，4月24日，日本駐蘇大使大田為吉對蘇方警告：“倘若蘇中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日本輿論必認為蘇聯已墜入中國計謀而不能不攻擊蘇方措施。”

翌日，塔斯社即秉承蘇聯當局意志，否認蘇中之間正在進行締約談判。大田大使就此向內田外相報告說，蘇方本次舉動“畢竟是為取悅日本”。

第三，這一時期，蘇聯除繼續堅持接受偽“滿洲國”派遣的領事，同意成立日“滿”蘇重勘邊界委員會等“事實上的對滿承認政策”外，竟于5月2日向日本提議把中東路出售給“偽滿洲國”。

3、對蘇失望與對日妥協

蘇聯的這一切做法都和國民政府3月9日的對蘇要求完全背離，因此給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帶來了強烈的沖擊。

其中，兩面受敵的困境使蔣介石再次確認：不顧國內心腹之患而只圖驅逐外寇僅為顛倒本末之空談。而蘇聯意欲出售中東路的行為，則使蔣介石認為，蘇俄既“主使中共攪亂我后方”，又聲明出售中東路，可知中共及對日對俄二派之主張“皆求人而不能自立也”。

在國民政府的指示下，5月14日，顏惠慶大使向蘇聯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說：

“蘇聯當局提議出售中東路所表示之意見，中國政府認為系表顯蘇聯政府全然忽視條約義務，意欲與不合法組織締結不合法之行為。按照1924年中俄協定大綱第九條第二節，蘇俄政府允諾中國政府贖回中東路，而絕未允諾其他任何政府或勢力可以取得該路；且據同條第五節規定，對于該路之前途，僅中俄兩國能取決之，不容第三者之干涉，是蘇聯絕對無權將其在該路之權益，以任何方式，讓渡與任何方面。況協定大綱第四條，又明定兩締約國不得訂立損害對方權益之條約及協定。”“與蘇聯同簽字于巴黎非戰公約之各國，對于武力造成之‘偽組織’，俱不予以事實上或法律上之承認；而蘇聯獨將滿洲之重要交通工具，遽爾讓渡與此項‘偽組織’，是不僅承認國際所不承認之非法組織，且予侵略國以積極之援助；此種計劃，顯與蘇聯愛好和平之愿望，完全相反。”

1933年3月至5月，是中國繼喪失熱河后，長城抗戰亦趨向失敗的嚴重時期。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對英美與國聯失望之余，不得不將希望寄托在剛剛復交的蘇聯身上，結果卻是更大的失望。借司法院院長居正的話來說：“中俄復交時外交上滿心歡喜”，此時“成為一個極可痛心的幻夢”。

九一八事變后，對日問題成為國民政府的最大課題。

隨著國內外局勢的惡化，以局部妥協換取中日緩和的主張本已逐漸上升為國民政府決策層的主流，但終未徹底付諸行動。其原因，用黃郛的話來說，除“對內專欲求得國人之諒解”外，主要是因為“對外誤信能得國際之援助”。

現在，繼對英美與國聯的失望，蘇聯帶來的“極可痛心的幻夢”，終于給對“國際之援助”的“誤信”打上了休止符。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民政府以5月31日締結的“塘沽停戰協定”為契機，正式轉向對日局部妥協政策。

在蔣介石看來，這一政策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忍辱負重”的以屈求伸戰略。為了確保它的成功，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內政上以“清除匪禍”與“充實國力”為根本，在外交上，先于7月決定：以“一面極力緩和暴日之武力壓迫，一面切實運用歐美之經濟援助，雙管齊下”為“救亡復興之惟一方針”；繼于9月初決定：對日本除絕對拒絕割讓東北、熱河及承認偽國外，在其他問題上適當周旋，極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感情的行動與言論。

由于中日蘇三角的連鎖作用，同“塘沽停戰協定”前“以對日為先”的考慮帶來了中國對蘇接近的傾向一樣，“塘沽停戰協定”后的對日局部妥協政策，由于其優先“清除赤禍”和避免刺激日本的必要，而恢復了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對蘇冷淡的態度。

恰在此時，新疆問題和察哈爾問題的出現，對這種冷淡帶來了雪上加霜的影響。

1933年4月12日，新疆歸化軍司令驅逐新疆地方政府首腦金樹仁，邀請當時擔任東路軍前線指揮官的盛世才任新疆臨時督辦。6月，繼蘇聯在1931年10月與中國新疆省地方政府締結損害中國主權的秘密協定之事浮上水面，盛世才在新疆實行親蘇政策，蘇聯正進一步染指新疆的情報，接二連三地傳到蔣介石等當局者耳中。自此，新疆問題成為繼外蒙問題與中東路問題之后中蘇主權紛爭的第三個焦點。

所謂察哈爾問題則是馮玉祥在《塘沽停戰協定》后發起的抗日反蔣斗爭。6月初事發以后，關于馮玉祥背后有蘇聯與中共之“指使”及參與的消息，頻頻報到蔣介石案前。在舊怨未消的狀況下，此兩個新恨對蔣介石造成的刺激無庸贅言。7月7日，蔣介石再次強調“倭患急而俄禍緩，但俄禍大而倭患小”的觀點。

9月，在獲悉“關于蘇俄對中國與東亞及日本之赤化計劃與陰謀”后，蔣介石寫道，“近日憤恨蘇俄甚于倭寇”，并要求部下將其全部抄寄。10月4日，他“預想第二次大戰后之俄國情形是否有力再侵我國”，自戒“真友與真敵須確定”。

恰在此時，日蘇之間自8月以后，因中東路售價和“菱刈文書”問題陷入緊張。據日方情報，蘇聯為制約日本，而于10月主動向中國重提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問題，國民政府對此卻置之不理。蘇聯對中方這種伴隨對日妥協政策而來的對蘇冷淡傾向是敏感的。

11月13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報告莫斯科說，“與是年夏對條約的立場相反，中國政府目前對條約表現出十分冷淡的態度”，“我們遞交我國草案已逾月余，可中國政府未做任何反應。

我認為拖延的原因是：

（1）我提出的草案不能使南京政府滿意；（2）最主要的是，南京政府目前正與日本就下一步政策進行極為重要的談判，而且可能盡量利用似乎正在進行中的同我們的談判與日本討價還價。”

值得注意的是，對妥協政策持反對態度的宋子文等人，此時也對蘇聯非常不滿。10月6日，宋在同蘇聯大使的談話中強調：中國政府確切知道蘇聯正在援助蘇維埃地區，這種行為阻害著中蘇兩國的政治接近；蘇聯的中立政策和出售中東路的行為也使本來對蘇聯抱有好感的中國輿論大感失望。

蘇聯大使也在上述11月13日的信中向當局報告說：

“在他（宋子文）和許多中國人看來，同蘇聯的友好關系只有在成為抗日可靠保證的情況下才有價值。宋認為，我國對中日沖突所持的‘中立’對中國毫無好處，因為由于國力薄弱，中國無力抗日。此外，在可能討論對蘇關系時，中國政府人士中會出現關于中國蘇區的問題，所以很清楚，他們的注意力并不在決定對第三國政府可能持何態度的那些條款上，而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和適用于國內局勢的條款上。”

蘇聯大使的上述觀察可謂一語道破。但出乎其意外的是，就在他提出報告的前后，美蘇建交的新聞給國民政府帶來了不小的震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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