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此外還有一種可能，老葉之所以沒有反抗，會不會是案犯使用了蒙汗藥之類的麻醉藥物，使老葉在短時間里失去了知覺？專案組推斷當時單人病房里可能發生了這樣一幕：案犯（根據現場勘查，案犯應是兩人）在2日凌晨一時許潛入老葉所在的單人病房，當時老葉可能正在熟睡中，并未發現有人潛入，然后，案犯取出隨身攜帶的用麻醉藥物浸泡過的手帕之類，蒙住老葉的口鼻。當時老葉即使處于蘇醒狀態，也來不及掙扎或喊叫，還沒反應過來就失去知覺了。

專案組里的騰博飛出身西醫家庭，其老爸是外科醫生，他發言說，估計案犯對麻醉被害人的時間控制得比較短，不會超過十分鐘。案犯完成作案離開現場不久，老葉醒來。可以想象，已經習慣于把全部家當拴在身上的老葉來說，發現小布袋不翼而飛自然是一個激靈，立刻撐坐起來查看是怎么一回事。在這樣的刺激下（也許還要算上麻醉藥物對氣管產生的副作用），老葉發病不治身亡。

大家如此這般一分析，專案組長伍岳生認為，有必要去一趟公濟醫院，對元旦當晚的大門夜班門衛以及和老葉住在同一病區的病號進行訪查。

說干就干，專案組一番調查下來，門衛老汪和病號趙某都有相關反映，當時公濟醫院午夜過后是關閉大門的，五十掛零的老汪嚴格執行醫院的所有規章制度。附近的外灘海關大鐘敲響十二下后，他就關上了大門。從午夜到清晨五點這段時間里，如果有包括救護車在內的車輛需要出入，門衛會打開大門；如有夜間急診的病家前來，則開啟大門旁邊緊挨門衛室的小門。

老汪記得，大約在一時過后，有兩個人進來過，個頭兒一大一小。大個子戴了副眼鏡，穿黑色棉風衣，小個子穿藏青色棉風衣，一直低垂著頭，兩人都戴著毛線編織的深褐色羅宋帽。大個子攙扶著小個子，用手指關節輕叩門衛室玻璃窗，示意開門。老汪注意到，大個子手上戴著毛線手套。

老汪立刻起身走出門衛室，把小門開啟。兩人入內，朝著急診室方向走去。這二位在院內待了大約二十分鐘，還是那副裝束出來了，不過，此時小個子已經可以不必攙扶自己步行了。由于這段時間里只有這么兩個家伙出入醫院，專案組懷疑他們是作案者。

趙某這天吃了藥但只睡了兩個小時就醒了，他生怕自己睡不著鬧出動靜擾了病友，他干脆穿上衣服出了病房在病區走廊里溜達，走累了，就搬張椅子坐在光線好的位置看書。

那天晚上，趙某在病區一角悄無聲息地看書時，注意到從另一側樓梯門外進來了兩個身穿白大褂、頭戴醫用無檐帽的“醫務人員”。趙某眼力還不錯，隔著整整一條走廊，居然把二人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戴黑框眼鏡的男醫生和一個二十來歲的女護士，醫生雙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右側口袋里露出一截聽診器膠管，護士雙手交錯放在身前，右手持一個木板夾，上面夾著白色紙張。兩人沒有發現趙某，走進走廊后，隨即推開了盡頭那間單人病房的門，入內，又把門無聲地關上了。

趙某當時也沒有介意，但他下意識抬腕看了看手表，表盤上的指針指向凌晨一點十二分。過一會兒，這兩個“醫務人員”從那間單人病房出來，還是從走廊那頭的門離開的，至于是去三樓還是一樓，趙某又看手表，二人出來時是一點十七分，他們在病房里待了五分鐘——趙某反映的情況在時間節點上跟門衛老汪提供的情況一致。

趙某在得知殺人的情況后，他再三強調： “這五分鐘時間里，那個白俄老頭兒的病房里寂靜無聲。以敝人淺見，這對男女應是此中老手，我敢斷定，他們絕對不是第一次作這種案件！說不定眼前這起案件只是個開頭，下面還有！”這位趙某確實具有先見之明，很快他的話就應驗了。

上海市公安局在內部有一份名謂《敵情通報》的內部簡報，由秘書處負責向全市各分局收集當天各自轄區的刑案發生情況，形成簡短消息，由機要通訊員騎摩托車分發全市所有警務機構。哪天若是刑案發生得多，則會在午后先印出一份外發下去。

葉夫根尼出事這天就是這樣，所以該案基本情況在1月2日下午已經為全市各分局、派出所所知。不曾想到，這份《敵情通報》竟然引出五個基層警務機構致電市局秘書處反映，說他們管段內的醫院最近也有同類案件發生。

這五家醫院，分別是北京西路上的宏仁醫院、山東中路上的仁濟醫院、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瑞金二路上的廣慈醫院和武進路上的上海鐵路局中心醫院。案件發生情況如下基本上差不多。

1950年12月24日，四十掛零的資本家遺孀郎可人因腹部不適前往宏仁醫院內科就診，要求住幾天醫院單間。當夜二時許，該女忽然大叫“救命”。隨待在側正在瞌睡的看護姑娘小王被驚醒，忙問發生了什么情況。郎氏說她正熟睡時，忽然覺得床前似乎有人，蒙眬中強迫自己睜眼查看，不料臉部忽然一涼，覺得有塊像是沾了些許水分的手帕樣的東西蒙在口鼻位置，她想掙扎，但隨即失去了知覺。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她蘇醒過來，回想剛才的一幕，也鬧不清是真實情況還是做夢，心里驚駭，忍不住就叫“救命”了。

小王隨即按電鈴，須臾，值班醫生、護士趕到，檢查下來，病人并無疾病反應。郎氏此刻已經完全清醒，查看自己隨身物品，暗吃一驚，卻未吭聲。小王這時發現郎氏之前佩載的戒指、項鏈、手表已經不在，急于提醒。郎氏說設事，戒指、項鏈、手表她臨睡時已經摘下放到坤包里了，又說剛才一幕很有可能是做噩夢。

待上午醫生查房時，她突然要求出院。這時看護小王已經下班，據接班的看護小陸說，醫生開了出院單后，郎氏往外面打了一個電話。稍后，來了一個青年男子，郎氏差其去結了賬，然后兩人一起離開了。

當晚，小陸與小王交接班時聊起此事，回憶說郎氏出院時并無坤包。兩個姑娘私下嘀咕，認為郎氏所說的那一幕應該是事實，果真是有人深夜潛入單人病房，掠走了她的首飾，還把放在枕頭下的坤包也拎走了。只是，她可能礙于某種難言之隱，不想透露。

宏仁醫院是一家教會醫院，根據上海市軍管會接管時的規定，外資電車公司、電話公司、工廠、醫院，原未設立安保科室的單位，應當籌建；原已有安保科室的，須按照規定配備通曉業務的專門人選進行工作。宏仁醫院原無安保科室，解放后但因規模有限，沒組建安保科室，只是指定了一名曾在北洋軍隊當過偵察兵的雜役黃某負責全院安保。

當時分局、派出所有時召集外資企業安保負責人去開會，通報治安情況，黃某很起勁。一段時間下來，他跟分局、派出所的相關警員混熟了，也愿意把本單位的治安情況如實向警方報告。這次病員郎可人在醫院發生了上述情況，黃某次日上班聞知后，即去內科想向郎氏了解。但郎可人已經出院了，他就找看護小王問了問，還做了一份簡單的筆錄。接著，他就向北京西路派出所報告了。

盡管郎可人本人沒向警方報過案，但派出所還是派出警員前往醫院走訪，又從醫院的病史檔案卡上查到了郎可人的家庭住址，登門詢問。可郎氏堅稱她那天晚上不過是做了一個噩夢，并未遭受什么侵襲。民警對此有些懷疑，要求郎氏提供那個接她出院的男青年的電話，她卻說“忘了”。這種情況下，如果郎氏不報案，顯然是立不了案的。所以，派出所也只能到此為止。

這事，原本也就這么過去了。可跨入新的一年，公濟醫院發生的這起案件迅速上了市局的《敵情通報》。北京西路派出所的領導覺得似與一周前本轄區內宏仁醫院發生的情況類似，遂上報分局，分局又上報市局。

未完待續。

我是小編，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