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美蘇建交后，選擇蘇聯還是日本，國民黨當局如何游移不定？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33年10月10日，美國羅斯福總統向蘇聯建議就解決美蘇外交懸案開始談判，11月17日，在日蘇緊張加劇與中蘇冷淡持續之中，美國結束了長達十六年的對蘇不承認政策，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系。

1、美蘇建交的刺激

圍繞這一國際政治的新動向，日本輿論表示了深刻的憂慮。

譬如，10月22日的《東京日日新聞》晚刊預測說：

“有關美國決定就對蘇建交開始談判的報導，勢必對國民政府造成非常之影響，從而決定國民政府對蘇政策的方向。……目前國民政府的對蘇政策，可一言蔽之謂一切向美國看齊。因此，一般認為，美國今次承認蘇聯，將成為國民政府再次轉向親蘇政策的轉機。此外，國民政府對美國趁日蘇關系惡化之機承認蘇聯的事實，寄以巨大的希望。”

接著，在美蘇正式宣布建交后，這家報紙在11月19日的晚刊上報導了日本外務省的以下見解：“由于美國承認蘇聯，蘇聯政府的對日外交方針也許會變得多少帶有一點挑戰性，而國民政府也很可能利用此種機會重新轉向錯誤的抗日政策。日本對之必須嚴加警戒。”

日方的上述懸念并非杞人憂天。事實上，如前所說，由于蘇聯和英美之間長期的敵對狀態，有關中蘇接近將導致喪失國際同情的顧慮，一直是束縛國民政府對蘇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1932年9月獲得的“美國漸有承認蘇俄之勢”的情報，雖然減輕了國民政府的顧慮，并對其后中國對蘇復交與接近起了推動作用，但在預測成為事實之前，國民政府的顧慮并未完全打消。正因如此，《塘沽停戰協定》后，國民政府雖然冷卻了對蘇關系，但從長遠考慮，還是“贊成美、俄接近趨向”。所以，美蘇建交的事實在國民政府內外掀起波瀾，是理之所然。

首先從中國輿論界看，《東方雜志》刊文指出，美國對蘇接近的主要原因是遠東問題之緊迫，而《大公報》則在11月23日的社論中論述說：最近的國際形勢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某種機會。過去國際形勢的最大特色是赤白勢不兩立。然而，今日代表赤白之俄美兩大勢力已經握手。此種赤白并存既證明共產國際之赤化中國活動改趨消極，又象征著美俄形成了針對日本的新均勢。

與輿論界的這種觀點相呼應，在國民政府內部，如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唐有壬所指出的，“許多人――尤其是自命為通曉國際關系的人，看見美俄復交，以為遠東的新均勢成立，日本不敢誰何，我們大可以在這個局勢下，茍安一下子。”

而作為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陳立夫，也在同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麿彌吉郎的談話中直截了當地說：“日本若一意以霸道凌辱中國，中國即連稻草都要抓住不放，不管它是紅稻草（共產黨）還是白稻草（英美）。”

在這個背景下，認為中國應抓住美蘇建交之機密切對蘇關系的主張也開始抬頭。胡適就是一個典型。

他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世界新形勢里的中國外交方針〉中指出：

“中國目前的外交方針應當是：不可放棄國聯與國際，也不必與日本沖突或決裂”、“無論在平時或在急難時，中國的外交必須顧到四條路線：一是日本，二是蘇俄，三是美國，四是國聯（代表西歐與英帝國）。最上策是全顧到這四線，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要顧到四線中的三線。”、“我們今日的情形，老實說，只能是多交朋友，謹防瘋狗。若因為怕瘋狗，就連朋友都不敢交結了，那就不夠資格做朋友了。”“蘇俄的國際理想主張與新大陸的國際理想主義，加上國聯的理想主義，這三大集團的結合，應該可以有一種有力的國際和平的主義出現。”

總之，胡適在這篇文章中，雖對《塘沽停戰協定》以來行政院長汪精衛主導下的對日妥協外交表示一定的理解，但在整體上，則強調要改變這種只重視改善對日關系的單線外交，而利用美蘇建交后的國際新形勢，積極開展包括蘇聯在內的“四線外交”。

胡適當時只是學界中人，但自1933年3月以來，國民政府繼邀請他出任教育部長、駐德公使，此時正勸說他擔任駐美公使。這說明他盡管沒有一官半職，在社會上與政府內卻有很大的影響力。

2、汪精衛的主張

然而，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國民政府外交當局并不贊同胡適的主張。

《塘沽停戰協定》以后，隨著對日局部妥協政策的確定，國民政府外交人事也作了調整。反對妥協政策的羅文干、宋子文先后辭去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職務；汪精衛以行政院長兼任外交部長，在其麾下，唐有壬以外交部政務次長負責日常事務，黃郛以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身份統括華北地區的對日關系。這一被稱為“汪唐黃體制”的外交當局，強烈否定胡適所提倡的包括蘇聯在內的“四線外交”論。其理由很清楚地反映在汪精衛對駐蘇大使顏惠慶所提建議的否定和對胡適主張的反駁之中。

1933年11月15日，顏惠慶致電外交部，以“日俄邦交惡化，蘇聯容或對我透露接近之意”為由，建議與蘇聯建立更密切的關系。汪當即在致蔣介石的電報中對此表示反對，謂：“如日俄開戰，日勝東北固非我有，俄勝則不外在東北或華北設蘇維埃，其為患將甚于江西，且日俄如果開戰，則日必首先迫我決定態度。倘我有助俄意，必先以武力占我華北，是俄尚未敗我已先受其殃，故在美英態度未明以前，我只宜中立。”

11月22日，汪精衛更致函胡適，以“甲、乙、丙、丁”代替胡所說“日、蘇、美、國聯”，對胡主張的“四線外交”予以直接駁斥說：

甲國和乙國打架之前，甲國必首先要求我國表示態度。我國幫他么，無此情理；不幫他么，立刻占領華北及海口。甲是預備陸軍350萬人來打仗的，300萬對付乙國，50萬對付我國。要之，在乙未勝或未敗以前，我國已經一敗涂地。以甲對乙，勝負未可知；以甲對乙、丙、丁，則乙、丙、丁之勝利是必然的，我們何憚作比利時呢？但是我國的經濟大勢，百余年來，由北移南，通商以來，更移于沿海沿江。如今戰爭，是經濟戰爭。以現在我國的軍隊，若無經濟供給，留駐于沿海沿江嗎？必然成為無數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內地嗎？必然成為無數的土匪。換句說話，絕不能做到比利時，因為沒有他那么純粹簡單。那么，即使乙、丙、丁幸而戰勝，我國已成一團糟，除了化做蘇維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11月29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在肯定美蘇建交足以促成日蘇對立后，一轉話頭說：“與其打鑼求救而救兵終不到且因打鑼更足引敵之侵略，孰若困守待援之為得計。”換言之，他依然要求堅持貫徹《塘沽停戰協定》后不和第三國合縱連橫的方針。

汪、胡間的論爭此后也以書簡往返形式持續了一段時間。總結雙方論點，胡適雖不反對回避中日沖突的緩和政策，但主張于此同時還應利用美蘇建交后的國際新形勢，積極展開其他三條路線特別是對蘇聯的外交。其背后，是對將來美蘇與國聯援華制日可能性的信念。與此相反，汪精衛認為即在美蘇建交后，中國仍然應專念于對日關系的緩和與改善，在其他三條路線上則以無所作為為妥當。其理由，除害怕“刺激日本”外，更由于對利用“國際路線”援華制日之前景的悲觀，及對中國因聯蘇而被“蘇維埃化”的恐懼。

很顯然，《塘沽停戰協定》后，雖然強硬抗日派離開了政權舞臺，但即使在贊成以對日局部妥協而謀優先“安內”的勢力內部，也因對蘇觀及對“聯外借力”前景的看法分岐，而分為兩大潮流。這兩種潮流的對抗，隱含著對日妥協政策的兩種發展方向。

3、蔣介石對“制俄”與“攘日”的思考

對于上述兩種潮流，蔣介石持何態度呢？答案要從他對中日蘇關系的思考尋找。

蔣介石的機密檔案與日記表明：《塘沽停戰協定》后，他對中日蘇三角的內在關系及中國應取的戰略，進行了比較集中的思考。

關于中日蘇三角的內在關系和國際政治的現狀，1933年6月蔣介石分析說：

倭寇、赤俄、英美三者，倭寇仇我而懼我，如順之則可交也；赤俄敵我而恨我，其目的不僅倒我，而且必欲滅亡我國也；英美則欲我為之利用，以抵倭俄，但無土地之野心也。以大體論，英美可為與國，倭寇僅為仇國，而赤俄實為中國惟一之敵國也。與國以義待之，仇國以惠施之，惟敵國則無法變易，惟有自強以敵之而已。

8月，蔣介石指出，“九一八以后國際均勢既破，國家人民之所以不絕如縷者，惟此忍辱與謹慎乃能保持一時也”。因此，他認為如仍然襲用“九一八”以前之口號與政策則不能救國，反之，“此國際矛盾錯綜之中如能運用得當以求生存，用人而不為人用，則未始無復興之機。中正和平之道于弱國處之利多而害少也。”

9月，蔣介石提出，“日畏我軍政之建設，彼自不能信我為友，但其弱點在不能不要我合作。”

10月，他將國際形勢歸納為：

（一）英美畏我之與倭和。（二）俄法趨向連合，以對日德。（三）日求與俄先決戰，以占領庫頁島之油庫，解決遠東，再與美戰。（四）日必先與我和而后決定其戰略。（五）英國必利用兩廣以制中央。

基于這種日蘇觀與國際政治觀，在外交戰略問題上，蔣介石認為，“國家積弱至極，如再用猛補則反速其亡。”

據此，他反對宋子文的對日強硬和一味依賴英美，指責“子文與歐美派之行動徑行直前，不顧國家之存亡與革命成敗之理，危莫甚也。”

他告誡宋子文，對日本與英美雙管齊下之外交方針，“運用之際最宜審慎，始能兩不相妨，否則必致兩不兼容。日本若以武力壓迫則雖有歐美經濟援助亦無救于我之危亡。”

但是，對由汪精衛具體負責的外交，蔣介石在整體上贊同其對日緩和與改善的同時，不滿于其僅局限于日本而放棄其他路線的消極傾向，批評這是以“不作主張為主張”。

7月6日，在致黃郛等人的電報中，蔣介石強調：日人對中國遠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攻擊，“意在誘迫我拋棄國際外交，造成惟日本意旨是從之環境，最后迫使簽訂承認偽國割讓東北四省之條約，其詭計必使我斷絕國際路線，意甚明顯。我方應示以最低限度及最后決心以破其迷夢。”

在具體的對日對蘇戰略上，如果說，中蘇復交后特別是在熱河危機及長城抗戰的特殊期間，蔣介石一時曾有“聯蘇制日”的想法的話，那么，在蘇聯出售中東路和染指新疆等問題暴露后，他又回到了中蘇復交前將日蘇均視作中國外患的原點。從這一原點出發，他的基本構想是利用日蘇矛盾使之相互牽制，而達到“制俄而攘倭，聯倭而攘俄”的雙重目標，前者的先決條件是清除“中共”，后者的先決條件則是打敗“倭寇”。

為此，《塘沽停戰協定》以后，對日蘇關系的觀察成為他的日課。他提醒自己，在“倭俄之戰必起”的前景下，中國應及早考慮“如何準備自立以運用時機，如何而使其戰爭適合于我準備之時機”，而“唯一要點則在肅中共，乃有自如之余地。”

使蔣介石苦惱的是，“倭如與他國開戰，吾國應如何自處以求生存？中立勢不可能，附倭義所不許，然參戰抗倭則國家與人民先蒙其危矣”。在方法上，他著重研究的是，如何能使美俄對日備戰實現，又如何使日信以為無后顧之憂。具體而言，他設想的是，必須遵循“先其所愛，微與之期”的古訓，對日應“告以中共之利害，東北與戰區非歸還中國不能治平，將來兩國離合之道亦決于此。”

從上述觀點出發，在對美蘇建交問題的反應上，蔣介石亦與汪精衛的冷漠不同。在獲悉美蘇開始建交談判消息的10月29日，蔣就強調“美俄復交，倭受威脅，國勢轉變，求存之道乃在于此，應時刻注意于美俄倭之變化，勿使稍縱即逝也”。在接到顏惠慶關于與蘇聯建立更密切關系的建議后，蔣介石不同意汪精衛的否定性意見，于11月17日批覆：“對顏電似以彼方如表示好意，則我亦當以好意示之，如具體希望，則當先探彼方辦法再議何如，以現無拒絕必要亦不必告其主張也。”

4、“藉蘇制日”的主張

進入1934年后，隨著希特勒德國的崛起等內外環境的變化，蘇聯逐漸開始轉變對華政策，試圖改善對華關系。

敏感的蔣介石于1月下旬就覺察到蘇方這種“意欲接近”的動向。它顯然加深了蔣對利用日蘇矛盾而使其相互牽制，“用人而不為人用”之外交構想的信心。

此期，因日蘇影響下的內蒙、新疆等邊疆地區分離傾向日趨嚴重，蔣介石特別注重研究中國的邊防問題，而尤其重視借鑒蘇聯的經驗與外交戰略。

2月27日，蔣介石在給汪精衛的電報中具體論述道：

“此時我國革命環境無異于蘇俄1920年前之險惡。強鄰環伺，虎視眈眈，中央既無實力與之抵抗，又無友邦為之后援。列強當時封鎖蘇俄以制蘇俄革命之死命，今日列強雖對我國不加封鎖者而其開放門戶政策實較封鎖手段之惡劣為尤甚也。故中央此時若不認清革命環境之險惡，又不能自量其力與度其德，仍欲如昔年之野郎自大，既不愿放又不能收，取既不可予又不忍，外蒙先例即在目前猶不引為殷鑒，試問內蒙茍自動的發表自治或甚至從屬敵國，則中央將何以自處？故我國此時革命既無實力以統一外藩，只有依照主義以定政策。如果中央果能自立自強則不惟蒙藏即昔日凡為我中國藩屬諸邦必歸附如市。……今日我國雖與當時蘇俄情勢不同，然亦當足借鏡以資參考也。”

其后，蔣介石在3月進行的多次談話中，比較系統地披露了他對邊防問題和美蘇建交后的國際情勢及中、美、英、日、蘇關系的觀察與思考。

其內容可概括為以下五點：

（一）兩種力量為侵略中國而爭逐于東亞：一為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為口號欲求利益均沾之均勢主義；一為以“門羅主義”或“世界革命”為口號而欲圖利益獨占之獨霸主義。前者以英美為代表，藉其優越的經濟勢力而欲于機會均等中求經濟上實質的獨霸，或至少永遠維持現有的優勢。后者以日俄為代表，藉其在東亞具有優越的軍事力量或政治侵略之可能性而圖鯨吞中國。此四國相互激烈斗爭。英美之策略系利用日俄傾軋而驅二者同趨疲弱。

（二）個別分析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推行侵略滿蒙滅亡中國之政策。然日本侵略中國乃緣于中國之不能自立自強，故中國一旦統一安定后，日本不僅不得不歸還我東北失地，以其所處環境之孤危及與中國血緣上和歷史文化上之密切而言，必樂于依附，故日本終非我最后最大之敵。

反之，俄國本質上富于侵略性，尤在革命以后，不忘世界革命之野心而圖赤化中國，其手法之巧妙遠勝于日，事實上占領我外蒙而稱扶助弱小民族，故對中國及世界而言惟蘇俄為最后最大之敵。此外，英美雖亦為帝國主義，但彼等現今對東亞滿足于維持既有之經濟優勢而無日俄之領土野心，較近于王道。

（三）展望國際情勢，日本有“北守南進”與“南守北進”兩個國策，若取“北守南進”之海洋政策，則必與英美正面沖突，若采“南守北進”之大陸政策，則必與蘇俄強烈斗爭。現因日本占領東北，進逼俄蒙，蘇俄亦不得不致力經營遠東，故日俄關系乃成東亞情勢之核心，世界大戰之火種，雖張弛無時，但勢在必戰。至就英國而言，只要日本不南進即無意開罪于日本；就美國而言，美日沖突雖系必然，然日俄戰爭爆發之前美亦無意對日開戰。

（四）日本在對俄開戰問題上之躊躇，最大原因為對中國的外交準備尚未完成。日本不難強占中國華北及沿海地區而逼中國從日敵俄，然中國問題與英美無法分離，故為達成前項目的勢必連帶強迫英美，此至難矣。

（五）國家大事完全為實際的力量問題，國際關系純粹決于實際的利害打算。今日中國無一與國，國際環境險惡，更因國內統一未成國家尚未建設而缺御侮之實力。然列強各處勾心斗角之中，局勢演變之關鍵特別是日本對俄作戰之一切，均系于對華外交。故中國在國際大局中地位緊要，外交運用盡有可能。今日中國要轉危難為安固，只有一面準備實力，一面運用外交，以政策與策略之巧妙而補實力之不足。而蘇俄外交真有見識，蘇俄革命建國之精神與對內對外之政策，在在皆值得中國欽慕倣法。

比較一下蔣介石的以上觀點與前述汪、胡之主張，可以歸納出他們之間的某些共同點與相異點，即：

就“國際路線”即“聯外借力”外交戰略的可能性及其在目前的必要性來說，蔣介石因抱有強烈的信心而主張予以充分的運用。在這一點上，蔣介石有別于汪精衛的悲觀主義，而接近于胡適的樂觀主義。

但在理由上，蔣介石并非以胡適所說“國際理想主義”或“國際和平主義”為根據，而是以“利用列強矛盾”、“藉外交而補實力之不足”為出發點。特別要注意的是，蔣介石一邊對蘇抱有超過對日的威脅感，一邊主張在內外政策上借鑒蘇聯的方法而使列國相互牽制，為中國的內外建設爭取有利的條件。

換言之，對他來說，對蘇接近并非因為信蘇為友或對共產主義抱有好感，對日改善也并非因其屈服于日本或甘心接受日本制造的既成事實，二者都不過是“以敵制敵”而已。因此，我們既不能因為蔣介石有接近蘇聯的言行就說他是一個親蘇親共分子，也不能因為蔣介石是反蘇反共分子就否定其有“藉蘇制日”的主張。同樣，我們既不能因為蔣介石主張暫時對日妥協就說其賣國投降，也不能以蔣介石執著于對日恢復國權而否定其有“藉日制蘇”的可能。

當時，中國處于所謂“蔣汪合作體制”之下，汪精衛以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負責以外交為中心的行政事務，蔣介石則以軍事委員長而統率以軍事為中心的國政實權。但從上述比較可知，蔣汪在外交大計上意見并非一致，特別是在對“聯外借力”的國際路線的看法上，汪精衛持“當前無益，將來無望”之觀點，蔣介石則抱“當前無害，將來有望”之態度。

與此相應，同樣主張中立，汪精衛的中立實際上是基于其多線外交有害論而一味偏向日本，蔣介石的中立則是基于其對國際路線的信念而積極利用列國矛盾。

蔣介石和汪精衛的上述分岐顯示：國民政府的外交將向復合性的“二重化”轉折。這個復合性的“二重化”，首先是指公開的汪精衛路線與隱蔽的蔣介石路線之同時并行，其次是指蔣介石路線內含的兩個方面之雙管齊下。

關于后者，我們從既述蔣介石的觀點不難發現：蔣的構想絕非單純，在為實現一種可能性而努力的同時，即注意應對相反的另一種可能性，因而具有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補充的特征。總而言之，國民政府今后的“二重外交”，既源于汪蔣之分岐，又緣于蔣介石對日對蘇外交構想本身之相反相成的內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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