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總理要去印尼參加亞非會議。

飛機在昆明停留，他特意去了一趟云南大學，他要見一個人。那人叫張若名，是他五十年前的初戀女友。

那天中午，周總理跟張若名夫婦吃了一頓飯。

席間他說了句：“多年不見，我代表小超問若名姐好。”小超是鄧穎超，張若名比鄧穎超大兩歲，在天津女師時，她們是同學，也是戰(zhàn)友。

回到北京后，周總理把這次見面講給鄧穎超聽。

鄧穎超沒生氣，反倒“責怪”他：“怎么也沒和若名姐合張影，也好讓我看看她的變化嘛。”

這話聽著尋常，可里頭裝的東西，不尋常。

周總理和張若名的故事，得從1919年說起。

那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天津的學生分成了兩支隊伍。

一支是女師為主的“女愛會”，核心人物是張若名和鄧穎超。

另一支是南開學校為主的天津?qū)W生聯(lián)合會，領頭的是剛從日本回來的周總理。

兩邊都在喊救國，可男歸男女歸女，誰也不搭理誰。周總理覺得這樣不行，得擰成一股繩，覺悟社就這么成立了，十男十女，要出版刊物，要傳播新思想。

二十個年輕人坐在一起，討論國家前途，討論馬克思主義，在那個年代，男女同社已經(jīng)是驚天動地的事了。

覺悟社有條規(guī)矩，社內(nèi)禁止談戀愛。

周總理那時候說，革命就要獨身主義，沒工夫想兒女情長，可人跟人處久了，有些東西是攔不住的。

1920年，周總理帶著一千多學生去直隸省公署請愿，張若名也在其中。

四個人被選為代表去見省長，一進去就被關(guān)了。

在監(jiān)獄里關(guān)了半年，兩個人沒法見面，可心里都惦記著對方，出來之后，那份情誼比從前更深了。

同年，周總理、張若名、鄧穎超等覺悟社成員面臨人生選擇。

周總理和張若名決定去法國勤工儉學，鄧穎超留在國內(nèi)。走之前，大家照了張相，誰也沒想到，這一別就是一輩子。

在法國，周總理和張若名都加入了共產(chǎn)黨。

兩個人在異國他鄉(xiāng)，志向相同，彼此吸引，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那是周總理的初戀。

可這段感情沒能走下去。

張若名的出身不好，家里是地主官僚，父親因為她鬧革命登報跟她斷絕了關(guān)系。在黨內(nèi)，有人老拿她的出身說事，不停地審查她。后來她負責秘密聯(lián)絡工作，接替周總理的那個人叫任卓宜，做事粗暴，故意把她的身份暴露了。法國警察盯上了她，隨時可能被驅(qū)逐出境。她一個女人，沒有經(jīng)濟來源，全靠勤工儉學，哪經(jīng)得起這種折騰。

她動搖了。

她想退出革命，專心讀書，將來靠學問報國，周總理勸了她很多次，她沒聽。兩個人就這么分開了。

周總理后來跟人說起這件事，沒怪她。

他知道她的難處。一個女孩子，被家庭拋棄，被組織懷疑，被敵人盯上，能撐到那一步，已經(jīng)不容易了。

可周總理自己不會退，他這一輩子，認準了的事，死也不退。

分手之后，周總理開始想一個問題：自己要找什么樣的伴侶？他想了很久，想明白了——得找一個志同道合的革命戰(zhàn)友，能跟他一起走到底的人。

他想到了鄧穎超。

1923年，周總理從巴黎寄了一張明信片給鄧穎超，背后寫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鄧穎超的朋友看了說，這是在向你示愛啊。鄧穎超心里一動，可又猶豫——他不是跟若名姐在一起嗎？

她寫信去問，周總理回信說，他跟張若名已經(jīng)分開了。他在信里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感情。鄧穎超被他的真誠打動了。

兩個人就這么在信里談起了戀愛，一談就是兩年。

1925年，鄧穎超到廣州跟周總理結(jié)婚。婚禮很簡單，沒有儀式，沒有宴席，兩個人住在一起就算成了家。后來鄧穎超跟別人說，她跟總理的愛情，是在通信中建立起來的，不是靠花前月下，是靠共同的信念。

婚后幾十年，兩個人聚少離多。

長征的時候，周總理病倒了，高燒幾天不退，鄧穎超守在他身邊照顧。她自己的身體也不好，可她不說，她從來不跟周總理提自己的難處，她知道他身上的擔子太重了。

有人說，鄧穎超這一輩子，把什么都給了周總理。

她不要名分，不要孩子，不要自己的事業(yè)，就為了讓他能心無旁騖地干革命，這話不假。可鄧穎超自己從來不覺得委屈。她說，能為黨工作，能為人民服務，就是最大的幸福。

周總理也給了她最深的信任。他什么事都跟她說，包括去見張若名。他帶回來的不是照片，是一句話。

鄧穎超不怪他，反倒遺憾沒看到老朋友的近照。

再說張若名。

離開周總理之后，她把所有精力都投進了學業(yè)，在里昂大學拿了博士學位，成了中國第一位法國女博士。

在那里她遇見了楊堃，結(jié)了婚，回國后在中法大學教書，抗戰(zhàn)時拒絕在日本統(tǒng)治下的單位工作，后來到云南大學任教。

1955年周總理見她的時候，她已經(jīng)是個學者了，不再是當年那個在法國街頭搞秘密聯(lián)絡的姑娘。周總理請她回北京工作，她拒絕了，她說要避嫌，說自己的出身和經(jīng)歷讓她心里不踏實。

周總理沒再勸，那天他們聊了五個小時，從革命聊到學術(shù)，從過去聊到現(xiàn)在。分別的時候，誰也沒說再見。

周總理回去告訴鄧穎超，鄧穎超怪他沒照相。她不是客氣，是真想看。她跟張若名從1916年就認識，一起鬧革命，一起坐過牢，那份情誼，不因歲月而減。

后來有人問鄧穎超，總理去見初戀，您不介意嗎？她說，那是革命的需要，是戰(zhàn)友的情誼。她心里裝得下所有該裝的東西。

1992年，鄧穎超走了。

她跟周總理一樣，把骨灰撒在了祖國的江河里。

三個人，兩段情。一個在革命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個在學問里安頓了自己的一生，一個用一生的包容守住了兩個人的信仰。那個年代的人，把什么都給了國家，留給自己的，只剩下這點干干凈凈的情分。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