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同樣是"對日親善"，日本為何認為蔣介石是假，汪精衛是真？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日方檔案顯示，同中國綜合考慮日蘇關系一樣，此時的日本也一直在全盤觀察中蘇關系。

1、日本的冷淡反應

而在蔣廷黻1934年10月訪蘇不久，日本當局就從各種途徑獲得了有關中蘇接近的情報，并為之不安。

譬如，同年11月24日，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向其軍部報告了中國走向抗日親蘇的（幾個事實）：

其一，前幾天蔣介石剛住進北平醫院，已預先等在北平的駐蘇大使顏惠慶緊接著亦住進同一醫院，不難想象，此舉當為討論親蘇政策。
其二，何澄憤怒地揭露：（蔣介石之親蘇政策已成定局）。
其三，宋子文在蘭州與蘇聯要人秘密相會。
其四，對四川共產黨蔣介石無意積極剿滅，令人懷疑是否因為同蘇聯有何諒解。

幾天后，國民黨西南派的胡漢民也在廣東警告日本：貴國朝野對九一八事變三年來的中國認識不足，至今還以為蔣介石勢力和事變前無大區別而輕視之。實際上，蔣現在通過同國聯合作及同英美蘇等國握手，其基礎之鞏固已超過一般想象。1935年1月，胡漢民還告誡日方（南京對日僅是假意親善）。此消息在上海的日本報紙發表后，引起大嘩，但胡拒絕南京要他更正的要求。

正是在這種源自日本自身的諜報和中國反蔣勢力的（舉報）這內外兩個方面的（蔣介石聯蘇制日）情報的綜合作用下，對于1935年初蔣汪主導的對日親善政策，日本當局特別是其軍部的感受，就和為抗議（媚倭）而丟官的邵元沖等中方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了。

譬如，1935年1月8日，日本駐濟南武官花谷正在青島詛咒蔣介石的健康，稱國民政府對日絕無善意，（所謂親日，純系假面具）。

同月中旬，蕭叔宣亦自東京報告：日本軍部大致認為（蔣委員長因對內關系，無法與日親善）。下旬，中國主要報刊遵政府之意，紛紛轉載《外交評論》的〈敵乎友乎〉，并以此為契機開展如何改善中日關系的討論。然而，有吉明公使雖然向日本外務省轉送了〈敵乎友乎〉，并指出該文（據說是陳布雷所作），但并未予以特別重視。

日本國內的反應亦與有吉相似。據駐日公使蔣作賓報告：（徐道鄰所作之文并未惹起何方之注意及批評，現僅有某日報略及數語。）

3月14日，日本駐青島總領事根準三還針對中國報刊上的議論致電廣田說：中國報刊在關于中日時局的報導上雖然比從前顯得冷靜，（但其論調極端淺薄、敷衍，仍是主張中日提攜應從雙方平等出發，而先決條件則是日本必須歸還非法掠奪的東三省。因此，在整體上中國沒有任何變化，其認識還非常不夠。）

就在此時，5月2日在天津的日本租界發生了親日分子被暗殺的事件，日方原有的對蔣不信就更加借題發揮了。

4日，日本公使館武官向參謀本部報告：（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動，僅僅是為了回避來自內外形勢特別是日本的壓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近日，其一面禁止民眾排日活動的表面化，一面還通過政府要人的親日辭令以躲開日本的鋒芒。但與這種日見增長中的傾向相反，在本質上，沒有任何材料可證明其改變了政策。）

11日，高橋坦武官以暗殺事件為根據，指責蔣介石搞二重外交，（表面雖云與日親善，暗中仍利用憲兵藍衣社青幫壓迫親日之人）。

17日，中日兩國按既定計劃同時把公使館升級為大使館，以示雙方促進邦交的愿望，但日本軍方對其政府的這一決定極為不滿。因此，在華北，日本軍人進一步要求蔣介石（拋棄二重政策），并責難蔣（一面表示中日親善，一面已作種種準備，殊難使人快意，以后還是很難達和平目的）。

2、何以認定蔣介石“假親善”？

6月9日至27日，日本駐華軍隊先后把《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強加于中國，迫使國民黨地方黨部和中央軍退出河北與察哈爾。關于這一所謂（華北分離工作）的動機，日本大使館武官于6月初即在內部透露：目前是糾正蔣介石對日政策的好時機，我方雖未以倒蔣為直接目的，但蔣一旦接受日本在政策上的要求，他也就不打自倒了。

6月12日，日本大使館參事官若杉要在發給廣田外相的電報中補充說，（我駐各地武官的根本方針，主要是基于對蔣介石的絕對不信任而排除其勢力。為此，表面上雖避免華北獨立之形式，實際上卻是要在華北五省樹立自治政權。）

由上可知，雖然1935年初中國的對日親善運動由蔣汪共同主導，但在日方眼中，只有汪精衛是真親日，蔣介石則是假親日。而日本軍方發動華北事變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這種對（蔣介石二重政策）的疑懼和仇恨，其矛頭主要也是對準蔣介石的。

綜觀蔣介石本人在各種不同場合的言行，把他此期的對日政策稱為（二重政策），本無不妥。但從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問題是日方對蔣介石的二重政策作出了片面的解讀。

首先，蔣介石的外交具有多重的兩面。譬如，在對蘇關系上，它既有為抵抗日本侵略而接近蘇聯的一面，又有為維護外蒙、新疆主權與反共事業而抵制蘇聯的一面；在對日關系上，它既有為爭取和平解決東北問題及共同反蘇防共而對日親善的一面，又有為堅守最低限度及防止和平手段失效而暗作實力準備的一面，等等。

本來，這一切同蔣介石的矛盾心態一樣，都是蔣為應對多方面的課題而應有的多方面的考量，其各個側面都是真實的，其相反相成的性質，也是由中國面臨的內外課題本身的錯綜復雜及內在的矛盾性格所決定的。但是，日本當局在蔣介石的對蘇政策上只看其接近的一面，而無視其抗爭的一面，在蔣介石的對日政策上則只看其暗中抗日的一面，而否認其力求對日改善及和平解決的一面。實質上，這是把兩個內涵不同、相反相成的真，看成了一真一假。

其次，1935年初蔣介石等推動的對日親善，既以不承認（滿洲國）、不割讓領土為最低限度，又欲在此前提下各自改正本方的錯誤，和平解決紛爭，公正平等交往。但是，日本對中日親善的定義，實質上卻是中國應該一切服從日本，無條件滿足日本。正是基于這種荒謬的定義，中方要求公正平等，就被日方看成了假親善的證據。

在上述兩大錯誤的作祟下，無論對中日關系，還是對中蘇關系，日本當局的認識和應對都單純偏向了一個側面，而拋開了同時存在的其他側面。

3、對蘇聯的態度

從國民黨中政會的速記錄來看，蔣廷黻訪蘇以后，中蘇關系實際上一直籠罩在新疆問題所帶來的陰影之下。

所以，在顏惠慶大使于1935年2月結束休假返蘇復任前夕，國民政府對他的指示只是很消極的兩點：（（一）俄國如與中國談及商務問題，中國甚愿以互惠條件相對待；（二）新疆問題，中國亦愿竭誠與俄方談判，但與地方政府直接交涉者，中國政府不能予以承認。）

3月10日，蘇聯與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草簽出售中東路的協定，國民政府立即對此提出了抗議。

3月21日，返蘇不久的顏惠慶在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會談時，除再次批判蘇聯在新疆問題上的做法外，還拒絕了蘇方關于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

4月底，剛結束休假由蘇返任的鮑格莫洛夫大使奉命向國民政府外交部表明蘇聯對新疆并無侵略野心。

對此，汪精衛在5月1日的國民黨中政會第四五五次會議上說：

我們聽了鮑大使的話，心里非常感慨。根據各方報告，并有中央組織委員會二位同志新由新疆回來的報告，知道新疆之白俄歸化軍實際上都換了紅俄做教官，政治機關里充滿了蘇俄的偵探，操縱一切實權，隨時可以拿人殺人。至于商務經濟，早已受了蘇俄的支配，尤其是每年要送120余學生赴俄留學。所以表面上新疆省還是屬于中華民國的，而實際上情況如此，已不能全憑外交方面所能挽回的了。中央各機關對于新疆，自黃慕松同志回來之后，大家都很注意，要用外交軍事交通各方面力量才有辦法。至于新疆實在情況是否要公開？此事亦已考慮過，以為公開了還是沒有辦法，不如暫不公開，我們好做種種準備工作。所以此次俄方表示，我們姑且當作是真實的，而且也可當作將來的根據，所以就在報上發表了。

汪還說：

總而言之，中俄邦交要注意，新疆事件要謀補救。新疆交通，飛機現已停航，新綏汽車路亦無定期車輛往返，若造鐵路，由西安至蘭州得需九千萬元，由蘭州至迪化約需三萬萬元，休論財力困難，實時間亦甚長達，方能竣工。外交方面，可用國聯去牽制他多少。但英國對新疆不能全力注意，各國也很冷淡。國防會議曾擬將新省門戶開放，但恐更促進俄國之侵略。所以現在實無急切有效之辦法。至于將來商定商約，外交部一定可以審慎的注意的。

對此，李石曾補充說：

本席在北平時曾與何敬之先生談及，何先生以為川中共產黨與蘇俄確有聯絡，倘令竄入新疆，危害絕大。俄國欲取新疆以對付日本，猶之日本之奪東四省以對付蘇俄。何先生之意，擬請中央速定大政方針，自己沒有力量單獨對付日本或俄國，宜在外交上設法。故本席與何先生談到歐洲問題，歐洲各國對于蘇俄素視為最毒之微生物，但近來則以為其毒性已稍減。但在東方其危險性仍甚重大，如新疆問題其情況已如汪先生所說，吾人于此似不得不再就國聯方面做一番工作。

總之，從1934年10月蔣廷黻訪蘇以后到1935年日本發動華北事變之前，日本當局一直擔心中國聯蘇抗日，國民政府內部卻是因新疆和中共等問題而充滿著疑蘇、反蘇情緒。所以，國民政府除拒絕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外，對中蘇貿易條約的談判也一拖再拖。而他們考慮的（在外交上設法），當然也是包括利用日本因素在內的。至于暗中致力推進日蘇相互牽制戰略的蔣介石，5月8日還在日記中記下了以（對俄）為籌碼的這樣一種中日利益交換方案：（對倭策略：甲、歸還東北，則與之公開對俄以期其所好；（并）進行鐵道交涉與聘其教官。乙、取消長城以內戰時特殊狀態，（則）與之進行經濟合作。）

4、外交的臺前幕后

蔣介石外交戰略所包含的多重的兩面性，既都是真實的，同時又都有公開與隱蔽的區別，而在具體的展開中，蔣介石不得不視對象而突出不同的側面。借被日方視為親日派的外交部次長唐有壬私下對日方的描述來說，（蔣介石當然談不上親日，但也并不排日。他完全視利益如何而隨時決定方案。在這種方針下，蔣介石對外交和內政都采取二重政策。譬如，對汪精衛、黃郛和對宋子文、孔祥熙，蔣的言論完全不同。）

所以，跟通過自身諜報與反蔣派的（舉報）所形成的日本當局的對蔣對華認識不同，當時，很多中國人，包括邵元沖那樣不諳外交、軍事最高機密的高層領導人在內，對于1935年初以來本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從與日方完全相反的另一個極端出發予以反對。正因如此，在突然遭遇華北事變后，大多數中國人的矛頭，幾乎都既指向日本的侵略，又指向本國年初以來的（親日、退讓）。

由于蔣介石正在四川的剿共前線，留守南京的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中政會成員被推到了應對事變的第一線。從國民黨中政會速紀錄來看，他們考慮采取的第一個外交上的對抗措施，是透過駐外使館呼吁有關國家對日本加以干涉。但是，6月12日舉行的國民黨中政會第四六一次會議確認，英美對華北事件甚為冷淡，（外交上無從進行）。盡管如此，多數與會者出于（軟弱招致更大壓迫）的反思，仍然主張強硬對抗。他們的理由是，本次事件起因于日本一貫的侵華政策，其目的是破壞中國的統一和復興，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屬國，而且，過去丟失東北可叫張學良負責，（將來平津有失，張漢卿已不再替我們負責，要中央自己負責的了。）

然而，在翌日舉行的國民黨中政會臨時會議上，（英美之援助無可期待，自己作軍事抵抗亦無可能）再次成為結論。

隨之，6月19日的國民黨中政會第四六二次會議終于開始議論起聯蘇制日問題。

但自1933年以來一貫對此持反對態度的汪精衛否定說：（俄國明知日本系為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他對于滿洲權益寧可退讓而以全力經營新疆。我們聯俄是做不到的。）他還說，（我們有兩條路，一是絕對抵抗，到那里算那里；二是接受要求，共同合作。第一條路，我們也許要走的，第二條路，還是要看對方要和我們做朋友還是要我們做奴隸？要我們做奴隸，我們只好去拼。現在中央所采取的是第三條路，就是努力于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方面要把外交移入正軌。）

對于汪精衛的這種觀點，很多與會者表示異議。因為他們認為，日本要逼中國做奴隸已是不爭的事實。剛從華北回來的何應欽也在會上指出，（日本的大陸政策，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把中國克服，否則恐中國于大戰時乘之也。日本侵略中國之法，第一，使中國永遠不統一；第二，誰能統一中國就打倒誰；第三，不許中國有建設，尤其是軍事建設；第四，要打倒中國國民黨，使民族性漸次消沉。）

與國民黨中政會上的這種空氣相呼應，由于外交方面的基本格局是蔣介石藏在幕后，汪精衛站在幕前，國民政府內外在對日親善問題上對汪精衛及同他一起被視為親日派的人批判特別激烈，監察院還有人提出了彈劾外交當局的請愿。6月30日，汪精衛只得稱病離開南京。

正在此時，7月2日有吉明又以所謂《新生》事件為由，要求國民政府道歉并處罰負責者，其矛頭直指繼邵元任國民黨中宣會主任委員的葉楚傖。翌日，國民黨中政會第四六四次會議議及此事時，與會者的對日感情更趨惡化。發言者指出：（如為求親善而使中央委員也無保障，那就無異甘為奴隸。人民怨恨日深，也是不可忽略的。現在可以說已到生死關頭。）還有人主張：（這事要各常務委員和蔣先生商量一下，要怎樣就怎樣做。因為止有兩條路：一條是抵抗，但須從統一國內入手；一條是親善，就公開的和日本談判，謀根本之解決。）

種種事態都在逼蔣介石從幕后站到對日外交的前臺。他本人的反應如何呢？

蔣介石是在剿共前線接到關于華北事態的報告的。他一邊為（倭寇蠻橫非理可喻）而憤怒，一邊在6月1日即決定（未到最后關頭當忍耐之）。其背景是，同只知其表不悉其里的一般人不同，作為（二重政策）的操盤手，蔣介石明白日本的指責自有其不可否認的一面，中方對此必須妥善應對。

因此，其后他于6月4日覆電孔祥熙：（冀津問題，日方所要求者可盡量采納立予解決，暫謀緩和）；10日，他同意以國民政府名義發出禁止排日言行的（敦睦邦交令）。15日，他答復汪精衛與何應欽：（對日運用應著重外交方面，而對其軍人亦應設法旋轉，與其體面，勿使其更惱羞成怒。）

但是，隨著日方借題發揮，步步進逼，6月下旬后，蔣介石以形勢已經變化為由，開始強調：中國雖可維持1月以來的對日原則，但亦須下定最后決心，外交折沖和軍事準備同時進行。另外，在對國際形勢的認識上，蔣介石與汪精衛相反，認為（對于英美形勢與其極東政策，從前一般國人過于樂觀重視，而今則過于忽視悲觀），故強調要以外交打開困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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