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寬：梧桐樹下的柏拉圖園地——記國內高校第一個以思辯命名的社團

梧桐樹下的柏拉圖園地

——記國內高校第一個以思辯命名的社團

作者：郭宇寬

多年以后，當我站在人生的中途回望，西安交大那段被梧桐樹影拉長、被青春喧囂填滿的歲月，依然是我精神底色中最為鮮活的部分。在那座以嚴謹著稱的理工科學府中，有一個名字，如同一個秘密的胎記，深刻地烙印在我們一批學友的生命里。它叫“思辯學社”，它是一顆在青春土壤里偶然埋下的種子，卻意外地長成了我和一批學友生命中的一棵精神之樹，它的枝葉，至今仍在為我們遮蔽著來自現實世界的種種喧囂與浮躁。

今天，當信息如潮水般將我們淹沒，當“標準答案”以算法的形式精密地包裹我們，我愈發感到有必要去追溯這顆種子的源起。我不僅想講述一個學生社團的故事，更想借此探尋，在那個有啟蒙主義余溫的上世紀末，一種有思想熱愛的精神追求，何以能在一所以理工科聞名的高校中破土而出？它為我們這群當年的“做題家”提供了怎樣一種解藥？以及，它為后來者留下的，究竟是怎樣一種可以傳承的傳統與靈魂？

一、緣起：勝利的喧囂與真理的孤寂

故事必須從辯論賽說起，從那片曾經讓我沉醉其中，又最終讓我想要逃離的“戰場”。

1996年，對于西安交大辯論隊而言，是起點，也是充滿榮光的一年。在當年的“名校杯”辯論賽中，我們作為一支臨時倉猝組建初出茅廬的新軍，最大的董文清師姐已經研三了，最小的我和另外三個同學才大一。后來沒想到一路過關斬將，最終在客場力克強敵，取得了幾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勝利，捧回了冠軍獎杯。正值百年校慶，作為隊中的絕對主力辯手，返校后，我順理成章地接任了辯論隊隊長，同時又是學生會學習部干部，操辦風華杯校園辯論賽和各種校園文化講座，自然擔當起了到各學院開展新一屆隊員的選拔與訓練，之后我們交大辯論隊，發展出一屆接一屆隊伍雄壯。之后的大賽交大辯論隊連續取得了幾次勝利，沉浸在唇槍舌戰、斬將搴旗的巨大快感之中，學校也給我們很大的肯定和褒獎。

然而，正是在這榮光伴隨，一種莫名的空虛感也逐漸悄然侵襲。我常常會陷入一種自我懷疑，我清楚地看到，辯論賽的選拔機制是何其殘酷，它除了個人的熱愛，也是一場為了學校榮譽而精心編排的“智力體操表演”。它越來越像一個精密的、毫無溫情的篩子，將無數對思想和表達同樣充滿熱情的同學無情地拒之-門外。我有多位自南方的同學，因為普通話不夠標準這一條硬指標，屢屢在選拔中被刷下。我還記得一位很優秀的隊員，只因天生眼睛有些斜視，被認為“有損學校形象”，無緣上場比賽。這些被強制性“標準”所犧牲的個體，他們的渴望灼燒著我的記憶，讓我對“勝利”的價值產生了一些動搖。

從左至右：田嵐，郭宇寬，樊登，路一鳴

更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比賽本身的功利性對“真理”的侵蝕。辯論，其本意應是“辯明真理，論證大道”。但在高度競技化的框架下，它無可避免地淪為一種話語的競技、一種甚至不是說服，而是表演的技巧，一場智力上的“百米沖刺”。我們追求的，常常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如何更快、更準、更漂亮地讓評委和觀眾相信我們表現得更好”。立場的抽簽決定，更是將這種工具理性推向了極致。

我們如同觀點的“雇傭兵”，熟練地運用著邏輯、修辭與聲勢，為抽到的任何一方立場沖鋒陷陣。這種“角色扮演”式的思辯，固然極大地鍛煉了我們的快速反應與語言組織能力，卻也讓“真理”本身變得虛無縹緲，仿佛只是一個可以被任意涂抹、可以服務于勝負的道具。我看到太多有才華的隊員，在日復一日的“模擬攻防”中，逐漸失去了對知識本身的敬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技巧的迷戀和對勝利的渴望。我們似乎是“辯士”，卻沒有蘇秦張儀施展的舞臺，很像蘇格拉底所反對的以為自己知道的“智者”。

就在這種內心的掙扎與反思日益強烈之時，一個越來越強烈的念頭在我心中萌發：我們是否可以創建一個組織，一個“超辯論隊”的組織？它不為比賽，不為榮譽，不設選拔的門檻，只為一個單純而崇高的目的——讓所有熱愛真理、渴望交流的同學，無論他們的口才、相貌、背景如何，都能擁有一個自由探討、平等對話、共同探索的家園？一個能讓我們從“如何贏”的焦慮中解脫出來，回歸“是什么”的本真樂趣的地方？

這個念頭恰好和時任黨委學工部部長的白學龍老師發生了共振，他一口陜北話，是一位極具魄力與感染力的師長。他和于德宏老師當時在校內學生工作口發起了“百團大戰”的號召，意在打破過往學生社團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由老師安排組織的沉悶格局，鼓勵學生自主創新，真正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校園文化生態。這陣強勁的東風，為我那尚在萌芽中的想法提供了最寶貴的土壤和陽光。一個超越辯論隊競技性的，為思想和表達而生的更具包容性得社團，似乎即將呼之欲出。

二、從“健言”到“思辯”：一次關乎靈魂的命名

想法一旦清晰，行動便隨之而來。社團的雛形，在我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和我同是學生會干部的王洋，以及常與我一同在陜西電視臺兼職、視野開闊的梁煒隴——的討論中逐漸清晰。

印象中，梁煒隴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名字：“健言社”。這個名字在當時臺灣的許多高校中頗為流行，取“健談善言”之意，聽上去既有思想的深度，又不乏行動的色彩，似乎能很好地概括我們對能言善辯與深刻思考的雙重追求。我們甚至還興致勃勃地討論了其他幾個備選的名字，比如“學思堂”、“真理協會”等等，甚至我提過“公孫龍子社“，每一個名字都寄托著我們對這個新生組織的期許。

然而，就在我們為名字反復斟酌時，韓鵬杰老師的一句話，為我們撥開了迷霧。他說：“不如就叫‘思辯學社’吧?！?/b>

“思辯”這兩個字，如同一道閃電，瞬間照亮了我們所有模糊的構想。它精準地、深刻地捕捉到了我們這個未來組織區別于辯論隊的核心特質。許慎的《說文解字》中，“思”的解釋是“容也”，其字形上為“囟”（人的頭頂，代表大腦），下為“心”。這意味著真正的思考，是頭腦與心靈的共同作業，是理性與情感的交融。它首先是一種“包容”，一種將萬千可能性、矛盾性都容納于心，在內部反復醞釀、感受、推敲的過程。這恰恰是我們對辯論賽中那種只重邏輯、不問本心、非黑即白的“無情”推演的最好反撥。

而“辯”，《說文解字》釋為“治也”，意為治理、論說。其字形本身就是一幅生動的思想圖景：中間一個“言”，兩旁是兩個“辛”，代表著紛繁復雜的言論或尖銳對立的觀點。整個字仿佛在說，要用語言（言）去處理和辨析那些紛爭與歧見（辛）。它代表著一種直面沖突、在交鋒中追求真理的勇氣，一種在含混中建立秩序、在紛繁中追求清晰的分析精神。

“思”是博大的、溫暖的、內省的；“辯”是鋒利的、冷靜的、外向的。一個向內求索，一個向外剖析?！八肌倍弧稗q”，則流于玄談空想，混沌不清；“辯”而不“思”，則淪為冰冷的技巧，失去人文的溫度——這不正是我們對競技辯論感到困境的精準總結嗎？“思辯”二字合在一起，恰恰構成了一種完美的平衡與動態的統一：它要求我們既要有容納百川的胸懷與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思），又要有手持解剖刀般的嚴謹與決斷力（辯）。它是一種有溫度的理性，一種有根基的批判。

這個命名，將我們要創辦的社團的追求，從“如何有效地表達”的“術”的層面，瞬間提升到了“如何誠實地思考”的“道”的層面。它不僅定義了社團的活動形式，更確立了它永恒的精神內核——對真理本身的無限探求，以及支撐這種探求的、不妥協的理性精神。

這個名字是如此契合我們的初心，我們帶著這個激動人心的方案，找到了時任校黨委副書記的于德弘老師。于老師聽完我們的想法和對這個名字的闡釋后，當即拍板，一錘定音：“這個好，就叫思辯學社！交大就需要一個這樣的學生社團。”他是當時學生口的最高領導，他之前就曾經說過：“我最怕你們一些競爭中的優勝者發展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的支持為這個新生社團的誕生，注入了最權威的肯定力量。社團成立之初，我們推舉梁煒隴當第一任社長，我記得自己就提了一個倡議，一定要多把普通話不好但是有思想的同學發展進來。在王荷風老師、成進老師等指導老師的關心下，思辯學社就這樣，帶著一種近乎天真的純粹，在交大的校園里誕生了。

三、靈魂的支柱：兼收并蓄的學術傳統

一個社團若要行之久遠，僅有熱情與理想主義的宣告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有深厚的根基作為支撐，如同大樹必須有深入地下的根系。思辯學社是有些思想方法論的根基的。

第一根支柱，是劉永富老師所代表的，嚴謹的歐陸哲學傳統。劉老師的《論真假》在許多學生眼中艱深晦澀，他本人則是“鐵立論”的代表人物。他和與我們的交流，是一場永無止境的“蘇格拉底式詰問”。當我們意氣風發、理直氣壯地引用一條經典論據時，他常常會瞇起眼睛，用一種平靜卻極具穿透力的語調反問：“你怎么知道你就知道？”這個問題，如同一把思想的鐵鍬，瞬間鏟除了我們腳下所有自以為堅實的立足點。他引導我們去思考語言與實在、存在與虛無、知識與權力等終極問題。他讓我們認識到，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真理”，或許只是特定歷史和文化建構的產物，是福柯筆下的“話語權力”。這種連根拔起的懷疑精神，是思辯真正的起點，它教會我們不迷信任何權威，包括我們自己的理性。

第二根支柱，是韓鵬杰老師所代表的，豐盈的美學傳統。如果說劉老師帶給我們的是理性的極致與冷峻，那么韓老師則為我們打開了另一扇通往感性深度與生命體驗的窗戶。韓老師是南開大學學美學的，尤其是他關于“美意象”的獨到闡釋，為我們這群習慣了公式與邏輯的工科生注入了全新的感知維度。他教會我們，世界并非僅僅由概念和邏輯構成，更有意象、情感和無法言說的體驗。理解一首詩、一幅畫、一首樂曲，與論證一個哲學命題，需要完全不同的心智能力。這種對“美”的感受力，讓我們的思辯不再是干癟的邏輯推演，而變得豐盈、立體，充滿了人性的溫度。它讓我們懂得，真理不僅能被“論證”，更能被“感受”和“體悟”。這使得思辯學社的討論，常常能在嚴謹的邏輯交鋒之外，擁有詩意的升華。

第三根支柱，是馬鼎章老師所代表的，廣闊的辯證法視野。馬老師是交大哲學社科系的創始元老，研究《反杜林論》的專家。在備戰96年名校杯時，他來為我們做輔導。記得有一次，我們按照慣性思維批判“資產階級腐朽”，馬老師聽后，不緊不慢地反問：“資產階級要是光腐朽，怎么能創造出這么發達的生產力？”這一問，我是如同醍醐灌頂，辯證法為我們提供了強大的方法論武器。他引導我們真正理解何為矛盾、何為發展、何為對立統一。這與辯論賽中那種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辯證法讓我們看到，任何事物都包含著內在的矛盾，真理往往不是靜止地存在于對立的某一方，而是產生于雙方的互動、轉化和超越之中。這種思維方式，讓我們在討論問題時，能夠避免簡單化的結論，去擁抱復雜性，看到灰色地帶的無限豐富性。

1952年，交通大學撤政教科建馬列主義教研室，凌雨軒任教研室主任，自此開啟了交通大學正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與研究工作。

1956年，馬列主義教研室20余名教師攜家屬，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隨校第一批遷至西安新校址。這其中就包含了西安交通大學哲學學科的奠基人，凌雨軒，宋雅莼、馬鼎章、陳道真、盧烈英、馬騏等西遷老教授。自交大遷校以來有宋雅莼、凌雨軒、馬鼎章、陳道真、馬騏、劉永富、李建群、張帆、韓鵬杰、馬文保教授歷任哲學系（教研組）組長、主任職務。

1994年，在原有社會科學系基礎上，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正式成立，下設哲學系。

第四根支柱，是教授革命史的陸衛明老師所代表的，嚴謹的歷史考據學。陸老師的治學方法，看似與前三者不同，卻構成了思辯學社不可或缺的“壓艙石”。他向我們展示了如何通過嚴謹的史料分析、版本對勘和邏輯推理，去偽存真，無限逼近歷史的真相。他強調“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乾嘉學派風格。這培養了我們“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精神。它時刻提醒我們，無論多么精彩的哲學構想和美學感悟，都不能脫離事實的根基。歷史考據的嚴謹，恰恰是對天馬行空的思辯的一種必要平衡與約束，它讓我們的思想不至淪為空中樓閣。

第五根支柱，則是來自華東師范大學的任友群老師所帶來的，禪宗機鋒般的快反應辯風。他是成進老師的朋友，是在成進老師的刷臉的熱情邀請下來給我們做輔導的。任老師帶領的華東師大辯論隊在上海地區以其獨特的風格數次戰勝強大的復旦大學，他那種直指人心、不拘泥于繁瑣論證的禪宗式機鋒，讓我心領神會。他強調在瞬間擊破對方繁文縟節的空洞，以最簡潔、最有力的方式予以回應。這種風格的引入，讓交大辯論隊的辯風為之一變，也深刻影響了之后思辯學社的討論。它教會我們，深刻的思考，有時不必長篇大論，而可以在一次漂亮的“當頭棒喝”中完成。這一傳統為學社的思辯實踐，增添了靈動與銳氣。

歐陸哲學的深刻、美學的豐盈、辯證法的廣闊、歷史考據的嚴謹，以及禪宗機鋒的直截了當——這五大傳統，如五條源流各異的大河，共同匯入了思辯學社的源頭活水。它們彼此激蕩，相互補充，塑造了學社成員獨特的精神氣質：既能仰望星空，進行形而上的追問；又能腳踏實地，進行有根有據的論證；既能擁抱復雜，進行辯證的思考；又能感受萬物，進行審美的體悟；還能在關鍵時刻，給出迅捷而精準的判斷。這種兼容并包的學術品格，正是思辯學社靈魂深處最寶貴的財富。

四、彌足珍貴的火種：對抗“標準答案做題家”

思辯學社的火種，有其點亮年輕同學心燈的意義。它讓一群來自被劃分為不同專業的年輕人，因為對真理的共同熱愛而相聚在一起，這本身，就充滿了古典的理想主義色彩，宛如古希臘柏拉圖學院的現代回響。它在當時乃至今日的教育環境中，所扮演的一種“超越者”角色。我們這一代人，幾乎都是在以“標準答案”為核心的評價體系中成長起來的。從小學到大學，我們被反復訓練成高效熟練的“做題家”，習慣于在給定的框架內，以最快的速度，在一個專業的框架力，尋找唯一正確的答案。這種模式固然為我們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知識，卻也在無形中壓抑了我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懷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維。

在這樣的環境下，思辯學社的存在，它旗幟鮮明地激勵年輕的心靈：有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追問的過程本身，就意義非凡。

它是一個“思想的特區”，在這里，你有人可以陪你討論在課堂上會被認為是“愚蠢”或“跑題”的問題；你可以挑戰任何看似不容置疑的公理與常識；你可以為自己真正相信的、哪怕是少數派的觀點進行辯護，而不必擔心被評判、被嘲笑。我們討論的話題，從“大學精神的失落”到“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人類”，從“愛情的本質”到“正義的邊界”，從“科學的盡頭是哲學還是神學”到“搖滾樂精神在中國是否可能”，無所不包。這些討論，大多不會有最終的結論，但每一次思維的碰撞，都在我們心中激起層層漣漪，拓展了我們精神世界的疆域。

這顆“思辯”的火種，在交大校園里頑強地延續了下來，成為一種寶貴的精神傳統。更令人欣慰的是，它的光芒也照亮了更遠的地方。后來，上海交大、華南理工等兄弟院校也陸續成立了類似的思辯學社，思辯的追求在各高校遍地開花。這說明，我們當年的那份初心，并非孤例，它觸動了中國高校學子內心深處一種共同的渴望——渴望一種更自由、更純粹、更接近教育本質的精神生活。

結語：思辯，一種永恒的追求

回溯思辯學社的源起與傳統，我愈發確信，它的靈魂，就蘊含在“思辯”這兩個漢字古老的智慧之中。它代表著一種掙脫功利束縛，回歸思想本源的努力；它是一種將哲學之思、美學之悟、辯證之法、考據之實與機鋒之銳融為一爐，追求全面心智的學術理想；它更是在一個推崇“標準答案”的時代里，為保留批判性思維這一珍貴火種而開辟的一片精神園地。“以愛真理而得自 由”，這句樸素的話，是思辯學社一切傳統的起點和歸宿。在今天這個信息爆炸、觀點極化、算法當道的時代，這種精神顯得尤為重要和稀缺。當算法通過精準的投喂不斷強化著我們的偏見，當社交媒體用“信息繭房”將我們與異見隔絕，獨立思考、審慎判斷的能力，已成為一種比任何知識都更為根本的品質。

我如今時常與一些學者和研究生合作策劃撰寫論文，他們往往會驚嘆，郭老師思維方式和別人不大一樣，在這個實證主義主導，信奉大數據“大力出奇跡”的時代，我依然保持著“思辯”這種近乎于古老手藝的學術傳統。這讓我深刻地意識到，當年那棵“無用之樹”，所結出的果實，是何其珍貴。

愿“思辯”的火種，永不熄滅。愿更多像我們那時年輕的熱烈的靈魂，都能在其中找到那份超越勝負、無關功利、為真理而欣悅的純粹快樂。因為，這或許就是大學所能給予我們最寶貴的禮物——不是一張通往“編制“的門票，而是一張能夠引導我們不斷“精神還鄉”的地圖，讓我們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永遠能找到那條回歸內心、追問究竟的道路。（完）

思辯五德賦

郭宇寬

作者郭宇寬與李懷祖老師（左）在一起

世紀之交，交通學府，云雷屯屯，百團草創。有思辯學社，于理工之地，振木鐸而出，是為革故也。

憶昔辯場爭鋒，雖捧杯譽滿，然愧騁詞鋒之利，而失言中之的；逐勝負之機，而離究竟之理。喧囂過后，反思頓生。乃立學社，名曰“思辯”。

童子何知，幸有五師，各應五行之德，共立鼎足之風。

有劉師之詰，如利金之裁，發秋肅之令；傾思想之樓閣，現話語之霸權。此懷疑之鋒銳也。

有馬師之辯證，顯春木之功，明損益之機；于矛盾中見統一，于對立中求超越。此學問之生長也。

有韓師之哲美，如春風化雨，行上善之德；豐感性之意象，添論辯之溫度。此厚德之潤澤也。

有任師之機鋒，似離火之明，作禪宗之喝；破言語之繁瑣，得思想之自在。此辯答之神采也。

有陸師之考據，有艮山之定，為思想之錨；使假設不離求證，令思辨立于堅實。此治學之根基也。

五德既立，學社乃成。效柏拉圖之學園，聚梧桐之樹下；建思想者之家園，啟后來者于蒙昧。

嗟夫！韶華雖逝，來日方長。值信息之洪流，念師德之純粹。故入社者，不問形貌之妍媸，不拘口音之南北，必敬真理、尊明師、弘道學，愿后學知思想之可貴，不為虛名所縛；識精神之永恒，不為俗諦所累。則思辯之火，永不熄矣！（完）

作者簡介：

郭宇寬，1977年生，江蘇南京人。西安交通大學機械學院機械工程及自動化本科、管理學院系統工程碩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博士，清華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研究員。

1999年國際大專辯論賽冠軍“交大四劍客”成員；曾任陜西衛視《開壇》主持人、湖南衛視《新青年》主持人、政經雜志《南風窗》首席記者和主筆、《領先》《市民》雜志副主編、《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后轉型為學者與投資人，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職，著有《開放力》《創業學絕味》等著作，發表《自在、自證到自為的中國本土管理學》等論文。

“師說新知”編者注：

• 馬鼎章：西安交通大學哲學學科奠基人之一，西遷老教授。曾擔任哲學系（教研組）組長，著有《反杜林論》研究等相關著作。

• 凌雨軒：西安交通大學哲學學科奠基人之一。他于1952年任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首任主任，為學校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的開創者。1956年，他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作為首批成員隨校西遷，扎根西北。曾任西安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在辯證邏輯等領域學術成果顯著，其代表著作包括《回首滄桑思不盡：交大工作三十年追憶》等。

• 劉永富：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50年生，山東煙臺人。先后畢業于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人文學院院長，主要研究哲學基礎理論與西方哲學。

• 韓鵬杰：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三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系主任。1987年南開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即于交大任教。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美學研究，也是著名的交大辯論隊教練。

  陸衛明：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治學系主任。1964年生，先后獲歷史學學士、法學碩士學位。主要從事中國傳統文化、中 共黨 史等領域的研究。

• 任友群：1969年4月生，江蘇蘇州人。教育學博士，研究員。現任教育部副部長。曾任山東大學黨委書記（副部長級）、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司長、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1991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計算機系并留校工作，在華東師大學習、工作超過30年，曾任該校副校長、黨委常務副書記等職。研究方向為教育技術學、學習科學和教師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