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浦東美術館“圖案的奇跡”伊朗展廳里，有一對很不起眼的銅貓。

它們不是這場展覽的流量擔當。畢竟旁邊有卡扎爾王朝的琺瑯、有令人屏息的納斯塔利克書法、有一整面墻的波斯細密畫——那些才是人們舉著手機涌過去的地方。

說實話，我第一次走進那個展廳的時候，根本沒有注意到它們。后來一位貓奴朋友告訴我：“角落里還有一對貓”。它們站在一個不太起眼的組柜里，小小的，安安靜靜——19世紀伊朗的作品，鋼胎，嵌金嵌銀，身上布滿了細密的buteh紋——buteh是波斯語，也就是我們今天熟悉的佩斯利腰果花。

這朵花的形制正是在這對貓擺設誕生的那個年代、卡扎爾王朝時期被固定下來的，之后才輾轉傳到歐洲，因為被蘇格蘭一座叫佩斯利（Paisley）的小鎮用機器大量織造這種花紋的披肩而得名。

那些花紋從它們的肩胛一直蔓延到尾尖，像披了一件小小的克什米爾披肩。

一個文明會把什么樣的生靈，刻成銅，嵌上金銀，再把自己最珍視的那朵花開在它們身上？

我研究克什米爾披肩的相關歷史和傳承以及流變，很多人都認為它背后是伊斯蘭世界，這其實是一個很容易混淆和誤會的概念。我研究的不是伊斯蘭世界——那是一個由宗教定義的范疇；我研究的是伊斯蘭文明圈，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波斯文化圈——那是一整套審美、語言、禮儀和生活方式的流動譜系。

一條buteh紋樣從斯利那加一路織到伊斯法罕、再織到伊斯坦布爾的路，讓我越來越習慣于使用一個叫作Islamicate的思考工具。

這個詞是20世紀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Marshall Hodgson在他的專著《The venture of Islam》里提到學術史中心的——他想區分的是Islamic（伊斯蘭教的）和 Islamicate（伊斯蘭文明圈的）這兩個很容易被混為一談的概念。前者屬于宗教，后者屬于文明。

這也是這次展覽的策展人、盧浮宮伊斯蘭藝術部副主任朱迪思·赫農-雷諾（Judith Henon-Raynaud）女士在多次訪談中反復強調的學術立場底色。她想讓觀眾看到的，從來不是一個由宗教定義的伊斯蘭，而是一個由圖案、文字、詩歌和器物彼此呼應的Islamicate世界。

而那對貓，就是這個世界最溫柔的一個注腳。

一個所有養貓的人都會心一笑的故事

很多在伊斯蘭世界旅行過的人都聽過這樣一個故事，據說圣訓記載先知穆罕默德有一只貓，名叫米埃Muezza。Muezza在阿拉伯語里是“被珍愛的”的意思。

有一天，穆罕默德要起身去做禮拜，低頭一看，發現Muezza正蜷在他的袍袖上睡得正香。他不忍心驚動它，就把自己的袖子剪了下來走了。

這是一個所有貓奴都不會質疑合理性的故事。因為每一個養貓的人都知道，當貓主子愿意如此親近你的時候，那種治愈感會讓人僵住，忍耐，甚至愿意讓腿麻掉，只為了不打擾它。所以剪袖子的情緒在那一刻是成立的。哪怕這個細節本身，可能從未發生過。

今天在土耳其、在埃及、在伊朗，依然有無數只貓叫Muezza。每一個給自己的貓起這個名字的人，都在悄悄地把自己放進那個故事里——我也愿意為它剪掉我的袖子。

但這個故事，很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

清真寺里的貓，和街上的狗

要理解這只貓為什么會被想象出來，得先理解貓在伊斯蘭世界里的位置。

在大多數伊斯蘭國家，貓可以自由地進入清真寺。它們可以在禮拜的人群之間穿行，可以睡在祈禱的毯子上，可以在講道的阿訇腳邊打盹，沒有人會驅趕它們。

狗則沒有這種待遇。這不是因為狗不被善待——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道上，在開羅的小巷里，狗同樣有人喂、有人照顧、有人在冬天給它們鋪上舊毛毯。只是狗屬于街道，貓屬于更靠近圣潔的地方。

為什么？傳統上有一些技術性的解釋，比如貓愛干凈、貓的口水不破壞穆斯林做禮拜前的小凈——這些都是后來被整理出來的教法依據。但我總覺得，真正的原因可能更古老、更隱秘。

古埃及人曾經把貓奉為女神Bastet，在尼羅河畔為它們建廟、為它們舉行葬禮。伊斯蘭文明從埃及經過的時候，沒有把這份對貓的敬意完全洗掉——它只是降了一格。貓不再是神，但它依然是可以靠近圣潔的生靈。

伊斯坦布爾是這種情感最濃的地方。這座城市是世界聞名的愛貓之城——它的貓隨處可見，慵懶地躺在清真寺的臺階上、博物館的長椅上、地鐵站的自動售票機上，人們對它們極其溫柔。

有意思的是，土耳其是整個伊斯蘭世界里最世俗化的國家之一——1924年，凱末爾廢除了哈里發制度，剪短了伊斯蘭教法在公共生活里的長袍。但世俗化帶走了很多東西，唯獨沒有帶走土耳其人對貓的那份溫柔。因為那份溫柔，從來就不住在教法里，它住在蘇菲的故事里，住在奧斯曼人講給孩子聽的夜話里。

不只是貓。奧斯曼帝國有一個時期被稱為“郁金香時代”（Lale Devri），郁金香在那時是宮廷、詩歌與園林里最被珍視的花。網上通常會說，這是因為郁金香的土耳其語lale和阿拉伯語的Allah拼合與發音相似。但如果你看今天拉丁化之后的這兩個詞，其實看不出任何關系。

秘密藏在1928年字母改革之前。那之前，土耳其語用阿拉伯字母書寫，而在奧斯曼最莊重的花體圖魯斯體里，書法家可以把lale和Allah刻意寫得彼此呼應，像一朵正在開放的花。

所以郁金香在奧斯曼被珍視，不只是因為它的聲音像真主之名，而是因為它在紙面上的樣子可以被寫成真主之名。這是今天的土耳其人已經看不見的秘密——他們改用拉丁字母快一百年了。

浦美奧斯曼展廳的第一間就陳列著各種書法。曾經的奧斯曼宮廷，朝堂說土耳其語，寫詩用波斯語，宗教和公文用阿拉伯語，但這三種語法結構、發音完全不同、不能彼此溝通的文字，是曾經全部以阿拉伯字母書寫的。這套書寫系統承載的不只是文字，是一整個看世界的方式。

Muezza從哪里來

現在我們回到那只貓。

如果去查最早、最權威的伊斯蘭文獻——比如被穆斯林世界奉為圭臬的《布哈里圣訓實錄》和《穆斯林圣訓實錄》——其實找不到這只叫Muezza的貓。這故事，并不在圣訓記錄里。

這并不代表它是憑空編造的謊言。它更像是一種后來的想象。

在中世紀晚期的伊斯蘭世界里，尤其是在蘇菲傳統中，人們很喜歡用細膩、溫柔的故事去想象先知日常。不是宏大敘事，而是微小日常：他如何對待一只受傷的鳥，如何對待一個迷路的孩子，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體現慈悲。

因為蘇菲主義重情感、重象征、重講述，通過詩歌隱喻師徒口傳傳遞靈性經驗。一些圣者軼事與動物傳說（例如Muezza的故事）也在這種更廣泛的口述與民間敘事環境中逐漸形成與流傳。

郁金香和Muezza，其實是某種意義上的一體兩面。一個是被寫出來的神圣，一個是被講出來的溫柔。它們都不活在教法里，卻都活得比教法更久。

一個猶太哲學家，和一朵走了三條路的花

說到Islamicate，Hodgeson舉過一個讓人難忘的例子：12世紀的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一生用阿拉伯語寫作，在開羅的法蒂瑪王朝宮廷里做醫生，他的哲學著作深受伊斯蘭世界伊本·西那一脈的影響。

邁蒙尼德不是一個Islamic思想家，但他是一個偉大的Islamicate思想家。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可以是整個伊斯蘭文明史里最閃耀的那一顆星之一——因為他呼吸的是那套語言、那套美學、那套辯論傳統的空氣。

這次浦東美術館的展覽，其實是整個Islamicate概念最漂亮的一次視覺呈現。

我印象很深的是從印度展廳走進伊朗展廳的那一刻。伊朗展廳進門第一面墻上掛著一幅馬賽克瓷磚畫——一頭獅子正在征服一頭牛。它來自一部叫《卡里來與迪姆奈》的動物寓言。

這個故事本身就是一部Islamicate簡史：它起源于古印度的《五卷書》——也就是之前的那個展廳；后來被一位波斯醫生在薩珊宮廷里發現，譯成中古波斯語；再后來被一位叫伊本·穆加法的譯者轉寫成阿拉伯文，從此進入伊斯蘭世界；最后輾轉傳入歐洲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又被改編、拆解，還和《伊索寓言》疊合交融。

中國讀者對《卡里來與迪姆奈》較為陌生，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于其敘事結構不同于東亞寓言傳統。東亞寓言通常由敘述者直接承擔道德裁決功能，而該書中的敘述者是兩只豺狼，并不等同于真理本身甚至很多時候是邪惡狡詐的。

作為伊斯蘭宮廷教育文本，它更重要的目的不是給出結論，而是訓練王子識別語言、動機與敘事策略的能力。故事本身開放，判斷必須由讀者完成。

你看，從《五卷書》到《卡里來與迪姆奈》再到《伊索寓言》，這又是一朵花開了三條路。而策展人把它放在兩個展廳之間的那面墻上，是懂這段歷史的人才會做的選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圖案的奇跡”是一次被低估的策展，每一處都需要觀眾帶著一點歷史知識儲備才能真正看懂。而策展人朱迪思·赫農-雷諾沒有急于解釋，沒有把展簽寫成教科書。

她只是把器物、圖案、文字、歷史的層次原原本本地鋪在那里，等著能讀懂的人讀懂，也允許會誤會的人帶著美麗的誤會離開。這是一種非常高級的態度——不急于糾正，不急于說教，把判斷交給每一個人自己的目光。

這也讓我想起之前本次大展中的流量王者——同樣在這次展覽的伊朗展廳里，那只在展簽上標注為“淚瓶”的玻璃瓶。那只瓶子從未真正盛過眼淚，卻被19世紀的歐洲考古學者寫上了淚瓶的標簽，又在今天的中文互聯網里被繼續想象成一段纏綿的波斯情事。

Muezza和那只淚瓶，一個是敘事被后世反復講述，一個是器物被后世反復命名；一個活在蘇菲的爐邊，一個活在博物館的展簽上。它們都不活在真實發生過的那一層，卻都活得比真實更久。

我們總以為歷史是真的發生過的事。但有時候支撐一個文明走下去的，往往是那些沒發生過、卻被反復相信的事。

Muezza沒有isnād，即伊斯蘭圣訓學里嚴苛的傳述鏈，這個鏈條的每一環都要經得起考據。Muezza并沒有這樣的鏈條。

但它有一條別的鏈條——一條由共情織成的鏈條。這條鏈沒有開始，也不會結束。它不需要學者來驗證，也不需要名人來背書。它只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某個安靜的午后，低頭看見自己袖子上蜷著一只貓的時候，寵溺地微笑，并保持好一個凝視的姿勢。

老子有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一個故事，在講述的過程中，身份換了一次又一次，意義被重新賦予了一次又一次。可命名的，都不是它永恒的那一面。

也許，Muezza并不是一只真實存在過的貓。但有時候，故事的意義，并不在于它是否真的發生過。而在于，我們為什么希望它發生過。

真正好的策展，真正好的文明史，從來不是給出一個正確的名字，而是把所有層次的名字都保留下來，讓我們看見“名”之流動，看見“道”之不可言盡。

這，大概就是圖案的奇跡真正的奇跡——它呈現給我們的，從來不只是圖案的美，而是文明如何在流動中，彼此命名、彼此想象、彼此成就。

No.6831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錢鳴

作者簡介：克什米爾披肩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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