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在華遠集團干了二十年,我自認為沒功勞也有苦勞。
可一紙調令砸下來,把我扔去卡尼亞——那個炮彈比快遞還準時的地方。
全公司都知道,那是劉洋給我挖的墳。三年沒人敢去的戰亂區,去了就是有去無回。
我去了。
三年后,老板親自到機場舉著牌子接我。上面寫著:歡迎英雄回家。
我看了一眼站在老板身后的劉洋,笑了。
01
那個調令是周三下午到的。
我正在工位上改一份合同,郵件提示彈出來,發件人是人事部。
「關于調派陳志明同志赴卡尼亞分公司任項目負責人的通知。」
我盯著屏幕看了三遍,覺得自己眼花了。
卡尼亞。
整個國際業務部沒人不知道這三個字意味著什么。三年前公司在那兒設了分公司,第一任負責人待了四個月,回來之后直接辭職,說晚上睡覺都能聽見炮響。第二任連簽證都沒辦,找了個家里有事的借口推掉了。第三任?沒有第三任。之后三年,那個分公司就像一顆爛牙,誰都知道在那兒,誰都不愿意碰。
我還沒來得及消化這個消息,老周就沖過來了。
老周是隔壁組的,跟我同年進公司,辦公桌離我三步遠。他走路帶風,手里攥著手機,臉漲得通紅。
「老陳,你看郵件了沒?」
我點了一下頭。
他把手機往我桌上一拍:「這是劉洋干的!上禮拜開會你駁了他的方案,他就記上了。我跟你說,那地方在打仗!去年聯合國都撤了一批人,他讓你去?這不是調令,這是催命符!」
我看著老周額頭上暴起的青筋,忽然覺得有點恍惚。二十年了,在這家公司干了二十年。從最基層的業務員做起,一單一單跑出來的。沒拿過什么大獎,沒站過什么C位,但該干的活沒落下過一件。四十八歲了,頭發白了一半,換來的就是這么一張紙。
「那怎么辦?」我問他。
老周瞪著我:「不去!找老板談!你在公司干了二十年,他不能這么對你!」
我搖了搖頭。
「去了再說吧。」
老周張了張嘴,又閉上了。他認識我二十年,知道我這個人,決定了的事,十頭牛拉不回來。
![]()
02
第二天一早,我被叫去了劉洋的辦公室。
劉洋坐在他那張真皮椅子上,面前擺著一杯剛泡的龍井,茶湯還是淺綠色的。他四十五歲,比我小三歲,但頭銜比我高兩級——國際業務部總監。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袖扣是銀色的,襯衫領子硬挺得像刀片。
「老陳,坐。」他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我坐下了。那把椅子比他的矮半個頭,這辦公室里的每一把客椅都比他的矮半個頭。
「卡尼亞的事,你看到郵件了?」
「看到了。」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下,用手指彈了彈杯沿上一片不存在的茶葉。
「老陳,這個項目,公司擱了三年了。上面很重視,需要一個有經驗的老人去扛。我想來想去,整個部門,就你最合適。」
我看著他。
「劉總,那地方在打仗。」
他笑了,那種笑我見過無數次——嘴角提起來,眼睛不動。
「打仗才有機會嘛。你想想,和平時期那些市場早被人瓜分完了,你去了也搶不過別人。但戰亂地區不一樣,是一張白紙。別人不敢去,你去了,那功勞全是你的。」
他說著,往前探了探身子,壓低聲音,像是在分享什么天大的秘密。
「老陳,做成了,回來我給你請功。升職加薪,都好說。」
我沒說話。
他又靠回椅背,端起茶杯。
「當然了,去不去在你。公司不強迫。」
這句話說得輕飄飄的,但我們都清楚——人事調令都發了,你說不去,那就是不服從組織安排。二十年的老員工,不服從組織安排,后面的日子比去卡尼亞還難過。
我站起來。
「行,我去。」
劉洋臉上的笑擴大了一點。這次眼睛也動了。
「好!我就知道老陳靠得住。」
我走到門口,停了一下。
「劉總,我有個要求。」
「你說。」
「我走之后,我手里的三個客戶,別轉給趙磊。他接不住。」
劉洋的笑僵了一瞬。趙磊是他的人。
「這個嘛……我考慮考慮。」
我沒再說什么,拉開門走了。身后傳來茶杯放在桌上的一聲輕響。
03
一周后,我登上了去卡尼亞的飛機。
從北京飛迪拜,從迪拜轉內羅畢,從內羅畢再轉一趟螺旋槳小飛機,總共三十多個小時。最后那段最要命,飛機像一片被風吹著的鐵皮,在氣流里上下亂竄。我系著安全帶,胃里翻江倒海。
旁邊坐著一個當地人,黑皮膚,很瘦,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襯衫。他看我臉色發白,從口袋里掏出一顆糖遞過來。
「第一次來?」他用英語問。
我接過糖,點了一下頭。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搖了搖頭。
「你瘋了。這地方在打仗。中國人?做生意的?」
我把糖塞進嘴里,很甜,是那種廉價的水果硬糖。
「嗯。」
他又搖了搖頭,轉過去看窗外了。窗外什么都看不見,全是云。
我也看著窗外。云層下面就是卡尼亞。一個我在地圖上找了半天才找到的國家,一個我四十八年人生里從沒想過會跟自己產生交集的地方。
出發前一晚,老婆在臥室里一直沒關燈。我躺在她旁邊,兩個人都沒說話。后來她翻了個身,背對著我,聲音悶悶的。
「老陳,能不能不去。」
我沒吭聲。
她又說:「大不了辭職。你在這行干了二十年,出去找個工作又不難。」
我還是沒吭聲。
她轉過來,眼睛紅紅的。
「你要是出了事,我和兒子怎么辦?」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頭發。
「不會出事。我去看看情況,不行就回來。」
我們都知道這是假話。但她沒再說了。
04
到了卡尼亞首都的機場,已經是凌晨兩點。
說是機場,其實就是一條跑道加一棟水泥房子。燈光昏黃,一半的燈管不亮,剩下一半在閃。空氣里有一股說不清的味道,像是柴油混著泥土。到處是持槍的士兵,荷槍實彈,眼神冷漠地盯著每一個走過的人。
行李轉盤不轉。一個穿制服的工作人員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打瞌睡,槍靠在墻上,槍口朝天。
我拎著箱子往外走,看見出口站著一個年輕人,皮膚很黑,舉著一塊紙板,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寫著「陳經理」。
我走過去。
「我是陳志明。」
他愣了一下,眼睛從我身后掃過去,又掃回來。
「陳經理?就您一個人?」
「對,就我一個人。」
他叫約瑟夫,在分公司干了三年,什么人來了又走他都見過。他接過我的箱子,掂了掂,眉頭皺了一下——可能是覺得太輕了。
「以前來的,都是三個人。一個經理,一個翻譯,一個保鏢。」他一邊走一邊說,聲音壓得很低,「您一個人來,不怕死?」
我笑了一下。
「怕。但來了就不怕了。」
他側過頭看了我一眼,沒再說話。
車是一輛豐田皮卡,車身上好幾個坑,像是被什么東西砸過。約瑟夫把箱子扔進后斗,發動引擎。車子在夜色里駛出機場,路上沒有路燈,只有車燈照出去的兩道光柱。遠處的天際線上,偶爾閃過一兩點橘紅色的光。
「那是什么?」我問。
約瑟夫看了一眼。
「炮。」
他說得很平淡,像在說天氣。
05
第二天早上,約瑟夫帶我去分公司。
車子七拐八拐,開到城郊一條土路上,停在一棟兩層小樓前面。樓的外墻是灰色的水泥,上面滿是坑坑洼洼的彈痕,像一張長了麻子的臉。二樓有個窗戶沒了玻璃,用一塊塑料布蒙著,風一吹就鼓起來。
門口蹲著一條黃狗,瘦得肋骨根根分明,看見我們來了,尾巴搖了兩下,又趴下了。
推門進去,一股霉味。
辦公室在一樓,說是辦公室,其實就是一間大房間。四張桌子,三張有人。
一個當地女人坐在靠墻的桌子邊,面前擺著一臺老式計算器,正在算什么,頭都沒抬——她是會計。一個當地小伙子靠在窗邊,手里轉著一支筆,眼睛望著窗外——他是銷售。
最里面那張桌子后面坐著一個中國人,三十出頭,很瘦,眼窩凹進去,胡子拉碴的,像是很久沒好好睡過覺。他看見我,慢慢站起來,嘴角扯了一下。
「新來的?」
我點了一下頭。
「我叫陳志明。」
「王建國。」他伸出手,握了一下,手心全是汗,「在這待了兩年。」
他指了指一張空桌子。
「那兒,您的。」
我走過去,拉開椅子。桌面上有一層灰,旁邊的墻上有個洞,邊緣是放射狀的裂紋。
王建國跟過來,用手指點了點那個洞。
「上個月那顆子彈就是從那個窗戶打進來的。穿過玻璃,打到這兒。」他的語氣跟約瑟夫說「炮」的時候一模一樣,輕描淡寫的,「幸好那會兒沒人坐這兒。」
我把手放在桌子上,指尖剛好碰到那個彈孔的邊緣。水泥的碎茬硌手。
「知道了。」我說。
06
第一個月,我差點以為劉洋贏了。
市場被戰爭碾碎了。原來的客戶跑了一大半,剩下的躲在各個城鎮里,連電話都打不通。物流癱瘓,從港口到首都的公路上三天兩頭有檢查站,貨車過一個檢查站就被扣一次,要么交錢,要么原路返回。團隊只有三個半人——三個當地員工,半個王建國,王建國說他已經遞了辭職報告,下個月就走。
我每天坐在那張帶彈孔的桌子后面,給總部寫報告。市場情況、人員配置、資源需求,一條一條列得清清楚楚。
發給劉洋。
不回。
我打電話。
不接。
我又發郵件,標題加了「緊急」兩個字。
三天后他回了一句:「收到,我們研究一下。」
又過了一周,沒有下文。
我申請預算。他讓財務回復我:「目前資金緊張,建議就地想辦法。」
就地想辦法。我看著那封郵件,想笑又笑不出來。就這四面漏風的辦公室,三個隨時準備跑路的員工,外加一個已經遞了辭職信的中國同事,讓我就地想辦法?
王建國走的那天,把宿舍鑰匙交給我,站在門口拍了拍我的肩膀。
「陳哥,我勸你一句,別在這耗著了。這地方待不住人的。」
我看著他。
「你為什么走?」
他苦笑了一下。
「我媳婦說了,我再不回去就離婚。」他頓了頓,「再說,總部根本不管我們。我在這兩年,連一次支持都沒得到過。」
我沒說話。
他上了車,搖下車窗,看了我一眼。
「陳哥,保重。」
皮卡揚起一陣灰,很快就不見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聽著遠處斷斷續續的槍聲。桌上的臺燈忽明忽暗,發電機快沒油了。
手機震了一下。是老周從國內發來的郵件。
「老陳,聽說劉洋在內部說,你去了也是白去,過幾個月自己就回來了。趙磊已經在接你的客戶了,三個全轉給他了。你別認輸。」
我盯著屏幕看了很久。
燈滅了。發電機停了。
黑暗里,只有手機屏幕的光照著我的臉。
我回了一句話。
「我不會認輸。」
發完,我把手機扣在桌上,閉上眼睛。
07
第二個月開始,我不在辦公室坐著了。
我跟約瑟夫說,帶我去跑市場。
約瑟夫看著我,猶豫了一下。
「陳經理,外面不安全。路上有地雷。」
我說:「那就走路。走路比開車安全。」
他張了張嘴,大概想說走路也不安全,但最后沒說出來。
就這樣,我開始了每天的暴走。
早上六點出發,穿一雙從國內帶來的登山鞋,背一個帆布包,里面裝著水和幾份產品資料。約瑟夫跟在旁邊,充當翻譯和向導。
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從一個集市走到另一個集市。路是土路,有的地方被炮彈炸出大坑,得繞著走。太陽毒得要命,沒走半小時襯衫就濕透了。
我跟當地人聊天。跟村長聊,跟小販聊,跟NGO的工作人員聊,跟檢查站的士兵聊。問他們缺什么,需要什么,最發愁什么。
大多數人一開始不搭理我。一個中國人,在這種地方走來走去,不是間諜就是瘋子。
但我不走。我蹲在路邊,看他們做買賣,看他們排隊打水,看他們用最原始的方式給手機充電——把手機電池拆下來,連上一塊破舊的太陽能板,充一個小時才有百分之十的電。
走了十幾個村子,半個月。
腳上磨出了四個血泡。
08
然后我發現了一件事。
一件別人沒發現的事,或者說,別人發現了但沒當回事的事。
因為戰亂,當地極度缺乏生活物資和技術產品。不是一般的缺,是缺到了離譜的程度。
有個村子的診所停電三天了。不是線路壞了,是整個地區的電網被炸毀了,沒人修。診所的冰箱停了,疫苗全報廢了。村長抓著我的胳膊,用當地話連說帶比劃,約瑟夫翻譯給我聽:他們需要一臺發電機,什么牌子都行,能發電就行。
一臺小型柴油發電機,在國內出廠價三千塊,加上運費到這兒可能五千。但在這里,他們愿意出三萬。
我又去了一個NGO的營地。他們從歐洲運太陽能板,一塊到岸價折合人民幣五六千。但我們公司的太陽能板出廠價才八百,運過來加上各種成本也不超過兩千。
再看水泵。國內小廠生產的家用水泵,幾百塊一臺,庫存積壓賣不出去。在這里,一臺能用的水泵意味著一個村子幾百人有干凈水喝。
市場空白。需求巨大。沒有競爭。
不是沒有競爭對手,是競爭對手根本不敢來。歐美公司嫌危險,周邊國家的公司沒實力,只有零星的小販在走私一些劣質產品。
我站在那個NGO營地的帳篷前面,看著一排排等待領取物資的當地人,腦子里什么都想不了,只有一個念頭在反復跳:
這不是流放地,這是金礦。
09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
宿舍在分公司二樓,一間十來平米的小屋子,一張鐵架床,一個鐵皮柜,一張折疊桌。窗戶上釘著鐵皮,只留一條縫透氣。遠處的槍聲時斷時續,像有人在不遠處放鞭炮。
我坐在折疊桌前,拿出一個本子,開始算賬。
發電機,太陽能板,水泵,凈水設備,通信設備——我把能想到的產品一項項列出來,寫下國內采購價、運輸成本、當地售價、利潤空間。
越算越興奮。越算越覺得荒唐。
這些東西,在國內是最普通的工業品,有的甚至是庫存尾貨。但在這里,每一件都是救命的東西,每一件都能賣出幾倍甚至十倍的價格。
別人看到的是戰爭。我看到的是機會。
別人看到的是危險。我看到的是一個沒有競爭對手的空白市場。
我在那張折疊桌前坐了一整夜。本子寫滿了三頁,密密麻麻的數字和箭頭。窗外的槍聲停了,天亮了,光從鐵皮的縫隙里擠進來,照在那些數字上面。
我做了一個決定。
留下來。干。
我不知道這個決定會把我帶到哪里。
但我知道,我不能白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