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因軍閥何鍵向日本告密，蔣介石如何在聯蘇抗日上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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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18日，日本駐漢口總領事向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發出了一份絕密電報，全文如下：

17日何鍵派顧問唐炳初向本官轉告以下消息：陳果夫最近在絕密狀態下抵達莫斯科，現正暗中策劃中蘇合作。綜合本人（何鍵）所獲各方情報，陳果夫的使命具有下述重大性質，隨形勢發展，將來必給中日兩國帶來惡果，故以個人名義通報之。

（1）對遠東問題，蘇聯當局過去通過中國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向我中央當局提出了種種建議。但由于鄧曾因飛機事件一時失去蔣介石之信任，故蔣對蘇聯當局的建議不怎么理會。然而，昨年秋特別是華北問題發生后，蔣判定蘇聯當局已從根本上改變了對華政策，故有本次陳抵俄都事。

（2）第三國際和蘇聯當局過去認為，只要不清除蔣介石即無援華價值。對中國共產黨，亦一貫指示其以抗日討蔣為第一目標。但鑒于近年遠東局勢之變化，昨年秋第三國際和蘇聯當局通過鄧文儀提議：不恢復孫文越飛協定，作為交換條件：今后給蔣介石政權以物質援助；促使遠東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轉向集中抗日；停止對中國本土之赤化宣傳。陳果夫現正在莫斯科落實與上述提案相關的中蘇合作具體方案，以報告蔣介石。

其中包括：在國民黨黨綱中引進共產黨黨綱之一部，或擴大實施國民黨黨綱與共產黨黨綱之相同部分，以采用一種緩和的容共政策；為確保綏遠、西套、蒙古、甘肅之治安，締結互助協定，必要時允許蘇軍出動；蘇聯承諾開發上述一線以北地區并尊重中國之領土主權，同時，不采取一切涉及中國內政問題的行動。

南京方面此際尚有眾多難以輕易容認之點，故陳之交涉能否成功無法預測。然最近中蘇之接近系不容忽視之事實。為東亞和平見，貴國政府須重視蔣介石對日政策中尚存在上述側面。

本情報來自可靠途徑，足以置信。對本情報源自何鍵事，望日方務必嚴守秘密。

1、何鍵的告密事件

接此告密后，3月21日日本駐華大使有田指示在長沙的日本外交官“進一步向唐炳初深入探明真相”。長沙方面接電后立即同唐再次聯絡。在雙方的談話中，“唐除重申前電內容外，就何鍵告密的動機作了如下說明：何平素信奉儒學，對共產黨深惡痛絕，其政見以撲滅共產思想為第一，故對蘇聯最近的行為十分重視。此外，何作為孔子大同主義的熱誠信者，特別主張通過發揚東方精神文明而實現世界和平。故在此信念下，出于大局考慮而以極大好意密報之。除此以外，保證別無他意。”

3月22日夜，長沙的日本外交官專赴何鍵私宅訪問。

在同何鍵本人的詳細交談中，何鍵除確認唐炳初17日轉告的內容確切無誤外，對日方的提問作了以下回答：

（1）陳果夫赴蘇事，系我出差南京時，蔣介石的親信以絕對保密為前提而透露，內容完全真實。陳赴蘇時期，為保密起見，謊稱隱居養病，不見任何來客，現在還使用這種手段。因此，陳目前到底是仍在蘇聯，還是已在歸途，或已經回到國內，誰都無法確認。

（2）所以我也不知陳赴蘇的時間，但估計應在去年年底以后。

（3）依據最近情報，足見蘇聯積極開展對華工作。蔣介石的心腹陳果夫之赴蘇，證明蔣在種種誘惑下已開始動心。我雖相信處于負責地位的蔣介石絕不會接受蘇聯的提議，但不忍眼看最近中蘇關系的異常接近而不聞不問。

（4）去年9月蘇聯當局給蔣介石的最初的祕密口信，內容為：（電文在這里漏掉若干字）蘇聯今后支持蔣政權，但希望承認共產黨為與國民黨同樣的合法政黨。

（5）因為蔣予以拒絕，故蘇聯又提示了我前日所密報之方案。該方案的要害是離間中日關系，然后利用中日不和而把赤化魔手進一步伸向遠東。因此我才提請貴國注意。

（6）在國民大會召開前，蔣介石必抱一切維持現狀之態度，中蘇關系不見得有何進展。但令人擔心的是，最近占據軍事委員會要職的黃埔出身的少壯派中，持親蘇主義者極多，而彼等又都對日抱有惡感。

何鍵在上述自白中所表明的動機，并非出于偶然。早在1932年7月國民政府討論對蘇復交問題時，他就是一個堅決的反對者；及至同年12月中蘇正式復交，他仍然致電蔣介石表示異議。這些往昔的事實與何鍵現在的自述相疊，說明何鍵的告密不是因為一時沖動，而是出自其一貫的反蘇反共信念。

2、日本何以沒有反應

陳立夫訪蘇計劃的泄密之謎已經真相大白。但隨之而來的疑問是，如陳立夫所言，國民政府之所以對陳立夫訪蘇嚴加保密，是因為害怕日本發覺此事后將加快侵略，但實際上，日本盡管接到身居湖南省政府主席要職的何鍵的告密，卻并未采取激烈的措施，而基本保持了“冷處理”態度。

何以如此？

首先須指出的是，何鍵告密的基本內容雖然確實“足以置信”，但在兩個關鍵問題上存在著不容小覷的錯誤：

其一、把“陳立夫”說成了“陳果夫”；其二、把陳立夫尚在蘇聯境外待命，說成是已抵達莫斯科。本來，對于來自中國內部的主動告密，日方有一種本能性的反應，即懷疑它是否出于內訌而謀借刀殺人，或出于外交策略而圖制造緊張，“以蘇壓日”。

現在，何鍵告密中的上述兩個關鍵性的錯誤，特別是姓名上的一字之差，更使日方墮入了迷霧。因為，得到何鍵的告密后，日方立即動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進行了核實。結果，不僅在莫斯科未見動靜，在鎮江還親見陳果夫正作為江蘇省政府主席忙于公務。這樣，不但駐華大使有田八郎認為“何鍵之密報令人懷疑是否出于其他目的”，連擅長于對華情報工作的日本駐華大使館陸軍武官室也不相信，因此竟未向中樞拍發電報。

最后，日方采取的措施，是暫由陸軍武官室把17日何鍵密告的內容，籠統地透露一部分給上海的日系報紙，以通過報導，既試探中方的反應，又對中方發出一個模糊的警告。這就是前文提到的上海日系報紙3月19日報導之來由。

在日方報導后，國民政府及時作出了反應。3月20日，即上海日系報紙發出報導的第二天，國民政府外交部官員即向南京日本總領事館提出抗議，指責這些報導“毫無事實，有妨害中日邦交之虞，要求立即予以取消”。

27日，又由與日方有交往的齊世英出面，以個人訪談的形式，舉出以下事實論證了“陳果夫訪蘇”之荒謬：“陳氏兄弟最恨共產黨，遭其屬下特務機關逮捕殺戮之中共黨員不計其數。派遣如此一個共產主義的仇敵出使蘇聯，豈非咄咄怪事？蔣介石本人亦屢遭共產黨打擊，實難想象彼事至今日會策劃對蘇合作。”

中方的這些反應，使日方感到他們發出的模糊的警告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同時，對于熟知陳氏兄弟與中共水火不容歷史的日方來說，齊世英的說法也是有一定說服力的。

3、中蘇關系惡化的事例

在何鍵告密的同一天，有田八郎大使剛剛向日本外務省發出中蘇關系惡化的報告。這一報告并非因為日本的情報機關出錯，而恰恰是反映了此際中蘇關系的真相。

在蔣介石于1935年10月轉向聯蘇制日之后，蘇聯也正在高度警戒日本的“廣田三原則”。因為他們認定：“廣田三原則”包含反蘇內容，日本正為準備反蘇戰爭而強行制造所謂華北自治，而一旦這個計劃得以成功，日本就能實現其對蘇圖謀。

所以，12月14日莫斯科訓令鮑格莫洛夫轉告蔣介石：蘇聯愿意就蔣10月18日的建議與中方進行具體討論。

12月19日，鮑格莫洛夫遵令向蔣介石傳達了蘇方的上述意見。

蔣介石在表示感謝的同時，就如何消除往昔妨礙中蘇關系的障礙，提示了中方的基本考慮，即：

（1）中蘇關系應以1923年的孫文越飛宣言為基礎；（2）只要中共改變顛覆中央政府的方針，國民政府即可承認中共的存在。

但是，盡管中蘇兩國在對對方的政策上都有積極改變，進入1936年后，中蘇關系的發展卻并不順利。其原因是中蘇之間的分歧、國共之間的對立、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及伴之而來的蔣介石的搖擺。

先看中蘇之間的分歧。它首先表現為雙方在目標上的矛盾。蔣介石對今后的中蘇關系的目標，是締結針對日本的帶軍事性質的互助條約。所以，在1936年1月22日和鮑格莫洛夫的長達兩小時的會談中，蔣介石表明，中國要求蘇聯承擔的大致義務是一旦日本侵占蒙古、綏遠或山西，中蘇將互相援助。但蘇方為避免卷入中日戰爭，早在1935年12月末的內部指示中就已決定拒絕締結有約束力的中蘇互助條約，故鮑格莫洛夫對蔣的提案僅答以“向莫斯科報告”。但其后蘇方一面繼續在私人性質的談話中竭力鼓動中國抗日，一面卻只同意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對中方關于互助條約的建議則避免作出負責任的回答。

與此相關，中蘇之間的第二個分歧表現為圍繞中共問題的齟齬。在1月22日的會談中，雙方在中共問題上花費了八十分鐘。蔣介石強調：如何處理中共軍隊是最重要的問題，只要在這一點上達成協議，其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為此，蔣希望蘇聯能通過施加壓力，促使中共同意：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和總指揮的權威，同時保留其現有人員參加抗日。但鮑格莫洛夫卻以不干涉內政為由予以拒絕，稱蘇聯決不能扮演“任何居中調解人的角色”。另外，蘇方還反對蔣介石以孫文越飛宣言為中蘇關系基礎的要求。因為他們確信，如果將這一承認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宣言作為基礎，等于“在背后捅中共一刀”。

當中蘇關系因上述分歧而陷于僵局之際，在由蔣介石派往蘇聯與國內中共控制區的使者和中共之間的談判中，中共方面的反應也出乎蔣介石的意外。

據鄧文儀在莫斯科和中共代表潘漢年的談話，蔣介石解決中共問題的基本方針包括四點：

（1）中共取消蘇維埃政府，參加南京政府；（2）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3）關于黨，要么恢復1924至1926年的那種國共合作形式，要么共產黨單獨存在；（4）改編后的紅軍全部開赴內蒙古戰線駐防抗日。

但中共不但拒絕了這些條件，2月下旬，陜北的中共紅軍還發動了東征山西的戰役，使蔣介石大感震驚。

4、蔣介石的三心二意

正在此時，2月26日，日本皇道派軍人發動政變，殺害軍政要人，占領首相官邸。雖然事態于2月29日就被平息，但蔣介石誤判二二六事件將使日本關東軍不待中國問題解決即向蘇聯挑戰，故“不出三個月必引起倭俄之戰”。

這種日蘇先戰的前景，與前述中蘇分歧及國共對立互為作用，使本來就以日蘇先戰為中國解決對日對蘇問題最佳機會的蔣介石再次調整外交戰略。其中，在對日方面，蔣介石于3月3日考慮，中國應“在中立原則而不妨礙倭之抗俄程度以內與之談判”。在對蘇方面，蔣介石的評價則重返負面。3月7日，他批評“俄態冷淡”；8日，他決定在對蘇對共問題上，應持“晉匪未受打擊以前不與之商討一切”的態度。

3月17日，他強調，在研究對俄利害時，應重視以下問題：

“甲、共產黨消長；乙、倭寇態度；丙、內憂大小；丁、民心向背；戊、國際利害；己、主義異同；庚、最后禍福。”

3月18日，他研究“倭俄利害”時，特別注意“新疆、外蒙古與東北之關系”，并擔心“如俄不守信義則如何？”他還再次確認：“倭態以對俄為主題，應知‘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而要在‘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3月20日，他比較“倭態與俄態”，結論是“俄之狡猾、惡毒甚于倭寇”。3月21日，蔣介石和孔祥熙一起會見鮑格莫洛夫。在蔣表明“中國政府不會同意廣田三原則”后，孔祥熙對蘇聯政府遲遲不答復中方關于締結中蘇反日互助條約的建議表示了失望。但鮑格莫洛夫反而說“中國作為提議者應該首先說明自身對條約的具體想法”。蘇方的態度使蔣介石更感不滿。

在該日的日記中蔣寫道，“對俄外交希望絕少，而其狡猾險狠則過于倭寇”。因此，他還痛感“一般書生文人以為非聯俄則不能生存，青年無智者多從而附和之，非痛加懲創無使之覺悟也”。同時，蔣介石對政變后的日本則認為“倭態以內部紛亂，對我不得不漸取緩和之勢，自信努力不懈，必有沖破此困難之一日也。”

因此，3月24日蔣決定“對民眾與共產黨宣言：甲、抗日決非為第三國際作犧牲品與傀儡；乙、愛國者不禍國亦不屠民。丙、出賣民族，使民族永為第三國際之奴屬，其貽禍之烈甚于漢奸之被逼也。”

同日，他還電令張：對磯谷廉介（其時剛由駐華武官晉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應坦白表示如其能尊重我冀察主權改善國民感情則諸事非無妥商余地，而且我等正努力于此，勿以尋常之應酬語視之。如東北問題能同時解決，一掃兩國之阻礙，更為切盼也。”

翌日，蔣判斷日本“元老派必順從急進軍部之意，一致攻俄”；“如果倭決一致對俄，則對我之方針或轉緩和”，不得已而求中國中立，故蔣考慮以對蘇為交換籌碼的對日方案謂，“如倭能還我滿洲主權，則先與商議對俄協定，此為最大之希望。其次，取消塘沽協定與冀東察北戰區，則允其資源之接濟，不然則作為懸案。”

上述事實說明，在對蘇與對中共關系事與愿違，而對日關系卻似有轉機（“倭寇內訌，使我國減輕危險”）的背景下，蔣介石降低了對聯蘇制日和國共合作抗日的熱情，在對蘇對日政策上重新回到了“以中立謀日蘇相互牽制”的老路，以等待日蘇先戰而乘之。因此，陳立夫抵達德國后不馬上入蘇而周游于其外圍，實際上主要是由于蔣介石正在重新布局。

4、蘇蒙協定的影響

恰在這個關頭，3月底，蘇聯和外蒙于3月12日簽訂軍事同盟性質的互助協定的消息曝光。當蔣介石就這一突發事態對蘇表示憤慨時，鮑格莫洛夫竟聲稱其在3月21日的會談中已向蔣通報過此事，并“以發表私言相恫嚇”。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常以蘇聯與外蒙的關系為自己的侵華辯護，尤其在1935年的對華交涉中還特別予以強調。因此，此次蘇聯視外蒙為主權國家而與之簽訂互助協定的事，使蔣倍感尷尬和恥辱。其后，蔣介石的對蘇感情更趨惡化，而進一步致力于其日蘇相互牽制戰略中“借日制蘇”的一面。

4月2日，針對蘇蒙訂約后的新形勢，蔣介石確認，“俄態日露，已逼我無依違兩可之余地，更不可有乘機取巧之觀念，唯有以事實與我革命主義為重，似無所用其徘徊也”。基于此判斷，蔣確定兩點，即：“外蒙領土與主權非使俄承認不可”；“中共非解決不可”。翌日，蔣譴責蘇聯“國無信義，人尚欺詐”，“外交之卑劣毒辣，一如鄉間之土霸無賴，可惡已極。”

4月7日，蔣介石令國民政府外交部就《蘇蒙互助議定書》向蘇方提出抗議。同日，他還考慮“委宋以冀察交涉之權，使倭寇安心，得以專意對俄”。而外交部長張群也于此日與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會談，據須磨的紀錄，當須磨提及中國對蘇抗議問題時，張群表示，中國因無力獨自抵抗蘇聯，愿同日本締結軍事同盟。

4月8日，蔣介石致電仍在歐洲待機的陳立夫，在告知“俄蒙協定發表我方已照法律立場抗議”后，令陳“即速回國”。同日，蔣還召戴季陶談話，商決對蘇方針。在該日的日記中，蔣謂“倭寇多疑狹小，俄仇疑忌，侵略主義者之橫暴仇恨或無獨有偶。倭偽協定之啟其端，俄蒙協定之結其果，倭俄戰爭以理測之，當迫在眉睫。”

4月9日，張群報告蔣介石，蘇聯認為中國的對蘇抗議是迫于日本軍人的壓力。蔣當即指示張“應備文據理駁覆”。翌日，蔣介石決定“對外側重倭寇之運用；對共注重晉陜之肅清”。作為對日“運用”的一環，據4月13日須磨彌吉郎給東京的報告，吳震修將受蔣介石之托前往東京密商締結模仿日滿軍事協定，以河北、察哈爾、綏遠為范圍的中日防共軍事協定，以藉此維持中國對外蒙的地位。在此前后，時任鐵道部長的張嘉璈也派其秘書張水淇于4月8日至18日間五次訪問須磨彌吉郎，與之面商締結中日防共軍事協定之事。

對于蘇蒙協定，日本認為沒有什么新意，雙方不過是把早就存在的既成事實公開化或正當化而已。同時，日本還認為由于蘇蒙協定“顯然違反1924年的中蘇協定，是對中國主權的侵害行為”，因此，在對外關系特別是對華關系上，這個協定具有許多“理論上的弱點”，“暴露了蘇聯的虛偽”，故日本應向中國強調這個事實，并利用這個好機會向中外宣傳蘇聯之無可信任。

總之，對日本來說，蘇蒙訂約不僅造成中蘇關系的進一步惡化，還促使國民政府轉而接近日本，這都是正中下懷的好事。在這種狀況下，日本不僅樂于靜觀形勢推移，企圖利用這個送上門來的機會，作為警示中國的反面教材。換言之，隨著中蘇合作至少暫時失去了可能性，日本更感到沒有必要去為一個真假不明的何鍵密報大動干戈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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