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春，廬山會議舊址的青石板路上已看不到當年的硝煙，而在北京西郊的人民大會堂里，關于“老江今后到底去哪兒”的討論卻已持續(xù)數(shù)年。每一次中央開列調配方案，名單里總少不了江渭清，可每一次總在最后關口生出枝節(jié)，令這位出身湘北貧苦農家的老紅軍始終無處“落腳”。

江渭清的猶疑并非作態(tài)。自1927年扛槍起義，轉戰(zhàn)湘鄂贛，再到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他深知崗位不同，責任殊途。新中國成立后，南京的安置、華東局的重任，他都能扛得住。可一九七○年代局勢風云突變，他的傷腿常在雨夜作痛，朋友勸他“歇一歇”，他總搖頭：“命還在，就得跑。”

第一次擬任命他去山西。理由很充分：煤鐵重地，需要熟悉軍隊又懂地方的干部。但有人提出——山西重工業(yè)底子厚，新問題多，“讓個傷殘老同志掌舵怕吃不消”。爭議中，此事作罷。

第二次目標轉向黑龍江。東北邊境形勢緊張，想讓他帶兵民兩線兼顧。會上一位領導低聲說：“他南方人，能熬得住零下三十度嗎？”提議遭擱置。

第三次，名冊寫上“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湖南是他故鄉(xiāng)，但正因如此，別有用心者猜疑他“拉山頭”。文件沒有發(fā)出。

第四回輪到六機部。這個關乎國防尖端的大部委，急需懂軍工又知地方的干部。批件上報后，有關方面又擔心“過于資深，難以推行新思路”，再度換人。

第五次討論，中組部建議請他擔任副部長，以資歷鎮(zhèn)場。會場卻有人提醒：政治局勢未穩(wěn)，“老江脾氣執(zhí)拗，若說錯話怎么辦？”提議被否。

如此波折，直至一九七四年春。正在長沙休養(yǎng)的江渭清接到電話，被問及“可愿赴江西？”他沉吟片刻，只說：“若中央需要，聽命便是。但職務別給太重，當個副手就夠。”

話傳到中南海，毛主席放下茶杯，低聲道：“江西是我們的大后方，也是他浴血的地方。東去西去都難，把他派去江西吧，他心里有譜。”一句話，塵埃落定。

江西，這片紅土地與江渭清頗有宿緣。1930年，他就在修水、銅鼓的山嶺間領兵夜襲；1934年主力長征后，他帶著殘部與敵周旋三年。有意思的是，彼時他右腿剛接好骨，依舊可一跛一拐地行軍。當?shù)乩习傩蘸八肮兆诱保瑓s人人愿意給他挑糧抬擔架。

告別南京那天，他面向雨花臺默立良久。同行者問：“舍得走？”他擺手：“革命哪有坐等順風的？”列車南下，穿過皖贛鐵路時，窗外的山巒層疊，他仿佛又看見當年滾滾硝煙。

抵南昌不到三天，他便召開省委常委會。會桌簡單，茶杯里泡的是家鄉(xiāng)帶來的苦丁。江渭清的第一句是：“別跟我談花架子，江西要脫貧，先把土地、干部、真理標準三件事理清。”一句“真理標準”讓與會者心里一震，那正是中央提倡的撥亂反正突破口。

隨后半年，他跑了瑞金、撫州、景德鎮(zhèn)、九江，坐吉普，乘拖拉機，雨天甚至騎毛驢下鄉(xiāng)。老鄉(xiāng)拉住他說：“政委，您瘸腿別走夜路。”他笑笑：“路怕黑，人得亮。”

撥亂反正的難處，在于人情、舊賬、政策交織。他提出“先澄清是非，再追責”，避免一刀切。對經濟，他主張“小步快跑”：對外瓷器、茶葉抓出口；內部整合紅壤丘陵種油茶、柑橘。短短兩年，江西糧棉雙增產，輕工出口額翻番。

1978年冬，他赴京參加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后，幾位同屆老同志感慨：“當年爭派江渭清，可算派對了。”有人打趣：“老江，人家說你‘耳朵要硬’，可你江西政策挺柔。”他笑答：“耳朵硬是聽批評不怕，辦法得柔和，才能服眾。”

時間進入八十年代，江渭清年屆古稀。一次向中央寫信提出退居二線：“兵尚需新銳，政更要后浪。”獲批后，他搬回南京，住進玄武湖畔一幢舊樓，墻上掛著一張老照片：右腿綁著木板，左手扶槍，背景是湘贛交界的大山。

退下來，卻沒閑著。江蘇、江西高校常收到老人寄去的批注、題詞，多為提醒學生“讀史不可忘本”。他還整理湘鄂贛三年游擊戰(zhàn)爭文獻，口述筆錄近百萬字，許多第一手資料由此存世。

1990年代，中央曾請這位耄耋老人談談領導藝術。他以十句話概括：膽要大、肩要寬、耳要硬、事要公、路在群、氣在民、勤調研、重求實、看得遠、守本分。現(xiàn)場青絲白發(fā)，同聲記下。

2000年6月16日，南京鼓樓醫(yī)院傳出噩耗，江渭清與世長辭，90歲的人生定格。葬禮從簡，沒有花圈名單，只擺一張他年輕時參加湘鄂贛獨立師的黑白照片。戰(zhàn)友們看著那張略顯稚氣的面龐，輕聲說道：“江西那條路，總算沒走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