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1日凌晨，北京的天空被禮花映得通紅，天安門廣場還籠著薄霧。三小時后，全國慶典將拉開帷幕，而中南海豐澤園燈光尚亮。毛澤東把一份訪客名單放到茶幾上，名字最醒目的那一行寫著“埃德加·斯諾”。這位美國記者已六十三歲，醫(yī)生勸他少奔波，他卻推說：“再走一次中國，不枉此生。”

回到中國前，斯諾已連續(xù)三年在瑞士就醫(yī)，身體大不如前。六月底，他突然接到中國駐瑞士使館工作人員電話，“主席愿意見您”。打完電話，斯諾對妻子說的第一句話是“得買單程機票，回不回得來聽天由命”。這種帶幾分玩笑的豪氣，正是這位老記者幾十年中國行蹤的注腳。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斯諾騎著毛驢從保安一路顛簸闖進陜甘寧，才寫下《紅星照耀中國》。三十多年后，這本書正躺在尼克松的書桌上。冷戰(zhàn)的風越刮越緊，中美接觸卻偏在暗流中悄悄升溫。1969年7月，阿波羅十一號落月那天，尼克松在巴基斯坦向葉海亞·汗吐露心聲，希望借機與中國破冰。基辛格的穿梭尚未開始，也沒人料到，一位白發(fā)記者會成了雙方遞話的最佳人選。

抵京的斯諾仍住老地方——新僑飯店。周恩來趕來寒暄，一見面就用熟悉的英文半開玩笑：“老朋友，你的相機還管用嗎？”斯諾握著總理的手，笑道：“鏡頭沒老，咱們都還年輕。”短短一句帶過多年變遷，卻把老友之情勾回到長征歲月。周恩來隨即邀請他第二天去協和醫(yī)院看針刺麻醉手術，“讓你寫一篇新東西”。

參觀結束后，周恩來提出去密云走一趟。火車穿過初秋的京郊，窗外稻田翻金浪。密云水庫壩頂風很大，周恩來指著庫區(qū)說：“三十年代這里土匪橫行，現在一庫清水進京。”斯諾連忙做記錄，兩人肩并肩，影子拖得極長，像在給剛剛過去的年代打注腳。

真正高潮出現在國慶當天。上午九時許，毛澤東緩步走出城樓內廳，人群頓時爆出山呼海嘯般的“毛主席萬歲”。與往年不同，毛澤東左側并排站著一位銀發(fā)外國人。很多人認出那副高鼻梁——斯諾。城樓風有點涼，他的淺色西裝被吹得獵獵作響，但目光分外亮。毛澤東偏頭同他說了句：“景象如何？”斯諾回答：“熱烈得像長征沖過的第一座雪山。”短短一句對話，城樓下沒人聽見，卻被現場攝影機如實捕捉。

鏡頭在十萬面紅旗之間推進又拉遠。人民日報編輯部當晚燈火通明，為那張照片爭論標題。有人建議“中外友人共慶國慶”，最終排版時改成了更直接的一行大字：“毛澤東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版面刊出后，華盛頓的輿論先是愣了一下，隨后嗡嗡作響：為什么是斯諾？他站的位置為什么如此靠前？

事實上，毛澤東與斯諾的交談早在1960年就已開啟。那年十月，斯諾繞開美國國務院的阻撓，經香港飛抵北京。他帶來一百多個問題，從人民公社的口糧供應問到高原鐵路的可行性。毛澤東聽完哈哈大笑：“你這人，問題永遠問不完。”那次談話一口氣持續(xù)九小時，斯諾手邊的速記本用掉六支鉛筆。

同年冬天，《大河彼岸》在歐美同步上市，客觀記錄三線建設、糧食調撥和城鄉(xiāng)供給制度，沖淡了西方媒體“饑荒失控”的渲染。稿費他一分未收，自嘲道：“寫中國的稿子收中國的錢，別人準說我被收買。”他的犟脾氣反而讓讀者覺得可信。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爆炸。斯諾得以獨家看到十二幅試爆照片，他立刻飛回日內瓦，用整版篇幅刊出。美蘇兩國情報部門忙著追溯照片來源，卻沒料到是那位“老陜北”記者。照片下方配的說明文字平實：“中國把原子彈看作一種政治籌碼，不是侵略武器。”當時許多人不信，幾年后歷史證明確實如此。

1970年國慶之后，基辛格的秘密訪華日程開始進入實質階段。毛澤東對斯諾說：“要見尼克松，讓他來北京。成也行，不成也行，總得見面。”斯諾在筆記本上劃下這句話，打算回去就發(fā)稿。可他沒想到，自己已被胃病拖得極瘦。翌年二月底，他帶著滿箱資料離開北京，在瑞士臥床休養(yǎng)。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專機降落北京三天前，斯諾病情惡化。他對看護叮囑：“把那幾卷采訪磁帶寄去紐約時報，我答應過的稿子不能欠。”同日的華盛頓郵報頭版標題卻已換作“尼克松即將訪華”。一同擺在編輯桌上的，還有那本《紅星照耀中國》。

尼克松抵達人民大會堂時，看到接待處墻面掛著兩幅照片：一幅是自己即將拜謁的人物，另一幅正是斯諾站在天安門城樓的身影。白宮隨行官員后來回憶，總統沉默許久，輕聲說了句：“看來這位記者真懂得提前到達歷史。”

三月一日清晨，斯諾在蘇黎世病逝。中國駐瑞士使館降半旗，周恩來幾度催促空軍醫(yī)療專機準備赴歐，終究沒趕上。依照遺愿，斯諾的一半骨灰運回北京，安放在未名湖畔。北大舊友為他刻下碑文：“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春風吹過湖面，水光微動，仿佛那位老記者仍提著相機，繼續(xù)追逐下一個決定時代走向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