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初，北京的迎春花剛剛謝幕，西長安街的晨霧尚未散去，一位個子不高卻步履生風的中年人推門走進了西花廳——童小鵬正式接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

他身上的故事不少。二十多年前的長征路上，這位江西修水人背著半截步槍，跟著大部隊跋涉進陜北，被林彪相中，成了紅軍大學第一批學員。緊接著進入中央縱隊機要科，對電稿、記密碼，他練出一手一字不改的硬功夫，以至大家打趣地稱他“毛主席秘書的秘書”。

1936年底，他跟隨周恩來飛赴西安調停事變。那次出發(fā)前，周總理拍拍他的肩膀道：“小伙子，文件多，耳朵要尖，腦子要快。”童小鵬當即答“保證完成任務！”一句爽朗的承諾，定下了此后幾十年的追隨。

時間回到1958年。統(tǒng)戰(zhàn)系統(tǒng)里久經鍛煉的童小鵬，被齊燕銘和李維漢同時看中。幾番推讓后，他還是打起包袱住進了西花廳東跨院。那座院子不大，梧桐枝葉伸到窗前，配電箱老是跳閘，晚上開會開到深夜，大家只能摸黑回宿舍。可這位“新主任”常常邊摸火柴邊自嘲：“小個子耐餓，也耐熬夜。”同事們聽得哈哈大笑。

熟悉總理辦事風格的人都清楚：節(jié)儉是鐵律，尤其在三年困難時期。外出考察，周總理反復叮嚀，“別搶購，別添亂，地方物資緊。”工作人員偶爾想買點山貨回京，總理一眼發(fā)現(xiàn)，就要追問票據(jù)，查清來源；凡屬饋贈，則要么退還，要么照價付款。

就在這股風氣的正盛之時，意外發(fā)生。老戰(zhàn)友龍飛虎，彼時任福州軍區(qū)后勤部長，托火車運來兩只樟木箱。一只給周總理夫婦，一只留給童小鵬，理由很簡單：北方潮氣大，樟木防蟲。箱子運到門口，木香撲鼻，警衛(wèi)連連道謝。童小鵬心想實用極了，便收下。

消息傳到西花廳，周總理皺眉把童小鵬叫來。屋里風扇嗡嗡轉，文件摞成小山。周總理放下鋼筆，只說一句：“福州軍區(qū)的東西別拿。”童小鵬不服，脫口而出：“拿了也沒啥吧？生活必需品，又不是稀罕物，按市價付錢就是了。”

“你就這么缺箱子？”周總理語氣平淡卻不容置疑，“從哪里來的，還送回哪里去。”短短十四字，像紙刀一樣鋒利。童小鵬愣了幾秒，只得領命。兩天后，樟木箱重新貼上木牌，隨北上的列車原路返回福州；信中他寫道：“周總理立規(guī)，弟不敢違，物已退回，請勿再費心。”

箱子風波表面平息，實際卻給西花廳加了一道更嚴的門檻。沒過多久，杭州會議期間又起小插曲。南方蔬菜大豐收，地方部門為表心意，硬把兩筐嫩豌豆和鮮筍送上專機，還附上正式發(fā)票。工作人員嗅到風險，商量良久，擔心再退顯得拒人千里，最終把蔬菜帶回北京，卻按發(fā)票價格交給警衛(wèi)局的供應點公開售賣。

吃晚飯時，有人低聲向周總理匯報：“付費了，每人只分一點。”他放下筷子，聲音不高：“飛行一千多公里只為送菜，這就是特權的苗頭。”餐桌邊無人作聲，筷影停在半空，窗外梔子香淡淡飄進來，氣氛卻格外凝重。

事后一周，童小鵬整理會議紀要時寫下這樣一句——“干部若享受特供，終將與群眾疏遠。”這句話沒署名，卻悄悄傳抄開去。

跳出辦公室，童小鵬在家可不是一本正經。那座平房里，三個孩子常把他當“矮個兒伙伴”。某天放學，孩子們合計給父親“上一課”：在門口擺水盆，燈一滅人全躲床底。傍晚腳步聲臨近，“嘩”一聲水花四濺。童小鵬站在盆里愣住，隨即大笑，褲腿滴答流水，順手把水盆當鑼敲了幾下，房里笑成一團。從此，檢查作業(yè)的臨檢取消，孩子們卻學會了提前自覺寫完。

這一面嚴、一面松的性格伴隨他到晚年。2007年因為癌癥離世，家屬本打算把骨灰安放八寶山，他卻留下話：落葉歸根，紅巖是起點也是歸宿。于是，骨灰盒沿著嘉陵江岸，回到當年地下交通站的小屋，和夫人紫非合葬。

樟木箱退回去了，蔬菜也沒留下，可在西花廳那些昏黃的燈下，一條不成文的準繩被牢牢刻下：公私分明，不占分毫。很多年過去，舊友路過小院，仍會指著那扇斑駁木門輕聲說——規(guī)矩就在門里，門外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