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毛澤東打過不少交道。時間往回撥到1919年初春，北大紅樓三樓的階梯教室里，胡適講白話文的必要性，臺下有個身材高大的青年站著旁聽——那便是剛從圖書館值完班的毛澤東。課間，兩人短暫寒暄，胡適記住了這個湖南青年眼中的執(zhí)拗，“你覺得文章該怎么寫？”毛回答：“要能讓湖南老鄉(xiāng)也看懂。”一句話，勾起胡適的興趣。

之后幾年，兩條道路漸行漸遠。胡適留在學術、外交陣地，主張漸進改良；毛澤東踏進工農(nóng)運動，選了徹底革命。1920年籌辦長沙“自修大學”，毛寫信請胡適出主意，胡適回批：“名稱宜樸素，內(nèi)容須自由。”意見被采納，但很快，“問題與主義”的辯論讓雙方立場分明。胡適強調(diào)“先研究問題”，李大釗、毛澤東則堅持“要有主義作旗幟”。爭論激烈，卻還算君子之爭。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胡適辭北大職務，赴美任中國駐美大使。他在國會山、在哥倫比亞大學，頻繁演講“中國需要民主”。與此同時，陜北的窯洞里，毛澤東指揮百團大戰(zhàn)，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兩人讀到的國際形勢相似，得出的結論卻天差地別。胡適相信美國式政黨輪替，中國可借鑒杰弗遜與林肯；毛澤東則確信舊國家機器必須用武裝奪取再改造。

于是有了那封著名的電報。電文不長，卻句句規(guī)勸：“放棄武力，建設不靠槍桿子的第二大黨。”字里行間，充滿改良派的誠懇。發(fā)電當晚，胡適在日記里留下八個字：“成敗在斯，惴惴不安。”隔著萬里，他等回音，卻只等到了沉默。

延安對胡適的建議并非全無反應。傅斯年把電報內(nèi)容帶到棗園，毛澤東聽完，沉思片刻，說了一句：“槍桿子里出政權，這條路咱們走定了。”隨后話鋒一轉，“胡先生讀書多，人卻善良。”據(jù)在場者回憶，毛沒有批評胡適動機，只認定方案與現(xiàn)實脫節(jié)。

四年后，1949年5月，解放軍過江，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胡適在上海最后一次致信南京政府，依舊勸“和平轉型”。八月，《別了，司徒雷登》刊出，文中把胡適、傅斯年視為“帝國主義能左右的極少數(shù)知識分子”。語氣不客氣，卻仍承認“他們當年提倡白話文、科學精神，對中國啟蒙有功”。

1951年，胡適赴美講學完畢，經(jīng)香港轉往臺北。大陸方面公開表示，希望其返鄉(xiāng)參與學術研究。胡適猶豫良久終未成行。1954年，毛澤東給有關《紅樓夢》研究的來信里寫道：“胡適校勘細致，批判雖多，有可取處。”圈點之間，可見分寸。

1957年，《蝶戀花·答李淑一》在報紙發(fā)表。臺灣報端登出胡適的評語：“沒有一句通的。”消息傳到北京，有人詢問毛澤東看法。毛放下報紙：“他說詞不通，那是他的權利。”話輕，卻不作更多辯解。

1960年“五四”紀念日，胡適在臺北談新文化運動，回憶那群年輕人如何推開舊禮教的大門。他提到李大釗，也提到毛澤東，語氣平和：“我們曾經(jīng)走在同一條大街上。”聽眾報以掌聲，場面頗為感慨。兩年后，胡適卒于臺北，終年七十歲。

1964年8月的北戴河，毛澤東與幾位研究紅學的學者聊天，再次談起胡適：“他于《紅樓夢》考據(jù)有功，但輕視社會大勢，這點教訓值得記。”說完，他端茶望海，話題就此翻篇。

一封電報，從延安到華盛頓，只是短暫觸碰，卻折射出兩條中國道路。一個寄望文治漸進，一個堅持武裝革命；歷史沒有讓他們再度會面，倒讓后人對那年夏夜的電波，多了幾分想象與復雜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