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27日夜，北京中南海值班室的電話鈴驟然響起，電報里傳來南海前線的密報——南越海軍又一次駛近永樂群島。話音剛落，總參作戰(zhàn)值班員已經(jīng)把最新坐標標在了海圖上，那串冰冷的紅色三角形離甘泉島只剩六海里。

南海并非突然風急浪高。早在1950年8月15日，周恩來以政府聲明重申南海諸群島屬于中國。1958年9月4日，領(lǐng)海寬度12海里的公告把西沙、南沙、中沙、東沙全部寫進文字。范文同當年鄭重來信表示理解，這封信后來被反復引用。但國際格局巨變，法屬印度支那退出，南越借機接過法國舊日“權(quán)利”，美艦暗中撐腰，小島礁日益成為摩擦突點。

進入七十年代，南越手里有四艘從美國接收的驅(qū)逐艦，噸位與裝備都遠勝南海艦隊那幾艘剛修好的獵潛艇。對方的算盤很簡單：趁中國陸地聚焦北方邊防時，從海上撈一把。1974年1月15日，南越艦只炮擊甘泉島，打死打傷我方漁民和民兵。廣州軍區(qū)與海軍南海艦隊連續(xù)發(fā)電，措辭一次比一次嚴厲，卻擋不住對方蠢動。

1月17日晚，時任海軍政委的蘇振華捧著電報進了游泳池畔的會客室，毛澤東正披著外套踱步。“主席，西沙局勢已經(jīng)到了不得不動手的時刻。”蘇振華開門見山。毛澤東微微抬眉，沒有立即答話，他慢慢伸出小拇指，比了比，“這么點兒，人家當然不怕。”隨即舉起大拇指，“要做到這樣，他們才忌憚。”

“海空力量一時難變，但骨氣要有。”毛澤東停頓片刻，“聽聽小平怎么說。”兩天前，中央決定讓鄧小平進入軍委工作；此刻點將，含義清晰：戰(zhàn)可以打，指揮權(quán)要落在最能把全局連成一線的人手里。

1月18日凌晨三點，南海艦隊389、396、271、274四艇先后起錨，向西沙方向全速航渡。對比之下，敵方總噸位超過六千噸，我方不足三分之一，但小艇吃水淺、轉(zhuǎn)向快，魏鳴森決定貼近敵艦死角。與此同時，北京總參里燈火通明，鄧小平與葉劍英并肩坐在地圖前。鄧小平問得很直接：“敵艦速度？”“二十四節(jié)。”“我艇最大航速十八節(jié)。”他揮筆寫下“貼身纏斗”四字，轉(zhuǎn)身吩咐：“命廣州軍區(qū)空軍待命，海航以轟-5巡弋，但不開第一槍。”

19日早八時，越艦16號橫插我389艇航線，鋼板摩擦聲像把鋸子拉在神經(jīng)上。南越人搶先開炮，濃煙翻滾。魏鳴森立即命令：右舵全速，迫近至五十米！小艇躍入敵艦主炮射界盲區(qū)，37毫米機關(guān)炮、火箭深彈同時開火。十幾分鐘后，越10號艦爆炸起火，16號艦中彈后狼狽后撤。

戰(zhàn)斗持續(xù)到午后一時，南越四艦三沉一逃。我方271、396兩艇受創(chuàng)，官兵傷亡二十余，卻保住全部島礁。廣州軍區(qū)發(fā)來捷報時，北京已近傍晚。葉劍英抬頭問：“小平，該怎么回電？”鄧小平捻滅香煙，只說一句：“繼續(xù)擴大戰(zhàn)果，收復全部被占島。”簡單八個字，電文飛向南海。

作戰(zhàn)結(jié)束，18名烈士安葬琛航島，燈塔就建在墓碑之上，升降的燈光與五星紅旗交替守望。戰(zhàn)后數(shù)月，海軍工兵登陸永興島，修跑道、建雷達、挖淡水井，島上第一株椰子苗就在那年春天種下。蘇振華后來回憶：“雖然條件艱苦，但主席那根大拇指始終懸在腦海。”

南海局勢并未因一次勝利就風平浪靜。1982年《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出臺后，周邊一些國家借200海里專屬經(jīng)濟區(qū)概念推進占礁計劃。鄧小平在會見友邦人士時屢屢提出“主權(quán)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既守底線又留余地。1988年赤瓜礁突發(fā)沖突，中國海軍再下決心，鞏固了實際控制。

時光荏苒，西沙永興島的跑道已能起降大型運輸機，昔日只能容十幾人駐守的荒灘，如今有了淡水廠、氣象站和醫(yī)務所。那支“小拇指”艦隊早已升級為萬噸大驅(qū)、航母編隊，但1974年冬夜響起的電話鈴聲，依舊提醒后人：海疆之安，不容僥幸。